尹博林

在历史的长河中，八年实在太短太微不足道，但对于西南联大，它却有着太多的遗产值得跟世人分享，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高尚的思想品质和独立精神；在战争和革命的年代里，坚守通才教育的宗旨和方针，西南联大在人类的奋斗史上已经留下辉煌的篇章。

三校一体

“清华严谨，沉着和气，有中年气概：北大开放，像是四十开外的人，深沉老到；南开活泼，像顽皮好动的孩子，活波可喜。”三所学校虽创办时间不一，发展步伐也不一致，但在西南联大却联合互补，使其薄弱环节得以加强更因共同经历的战争促成了强大的集体意识，有时，老师和学生一起研究新课题，学生敢于质疑老师，而老师会带着欣赏和尊重予以答复。有时，未经学生提示，教师发现讲授有误，会赶紧改正。学生之间也互敬互爱，切磋砥砺。三校教员不仅相互补充，且多有重合之处。他们志同道合，彼此尊敬，使联大这个学术共同体在昆明自然而然地走向了三校历史上互助协作的顶峰。

拥有大约三千余名学生，五个学院，二十六个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西南联大已成为战时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大学。每学年开设的课程总会贴满了总务处办公室的墙壁，同学们在那里来回穿梭，兴致勃勃的抄课表，准备选课成为名副其实的“书山”。也因为开设的课程很多，兴趣再广泛的学生也不能把所有想选的课程列入自己的科目中，旁听便出现了，也渐渐成为了西南联大的一道风景。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实施通才教育，使学生接触尽可能广阔的知识世界。正如梅贻琦所说：“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

大师云集，学术自由，加上三所高校良好的声誉，联大吸引了大量品学兼优的学子前来报考。联大每年都极其严格的按照成绩录取新生，而被录取者通常都拥有很强的自学能力，能很快适应联大自由的学术空气。在联大，每门课都有两三位教授在不同教室同时授讲，学生可以自己挑选老师。有一年，闻一多、游国恩和罗庸三位教授各自讲授《楚辞》，而青年教师唐兰和彭忠铎也开了这门课。老师之间犹如“摆擂台”一般，各自拿出绝活，吸引学生听讲。这样的安排，既可以促进教师的良性竞争，也可以激励学生独立思考。对于教员和学生，联大提供最大的空间，教师在讲授内容、教学方法和学业考评方面，几乎拥有全部的主动权，学生也可以享受这种自由。平时学生考试，不必按照教师的讲义来答卷，意见与教师相左，只要有根据，还是能拿高分。当然，自由并不意味着散漫。在联大，大考小考从不间断，要求极其严格，涉及基础理论的课每月都会进行月考。八千学生通过联大的入学考试，但最后仅有三千八百人毕业，也间接反映了联大的严格。

抗战时期，联大本就很强大的教师阵容，更是吸收了诸如伍启元、费孝通等一批聪颖明达的青年才俊到联大任教。联大教授多以创意闻名，传授给学生的多半是教师本身的研究成果，分享成果、共同钻研、完善成果就是一堂课。联大教授中的“头牌”，是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他更是被誉为“教授中的教授”。其早年游学欧洲，虽没有取得任何学位，但他精通英、德、拉丁、希腊等多国文字，甚至包括突厥文、巴利文等已经消亡的文字，在中古史领域蜚声世界。陈寅恪的课，旁征博引，指点中西，内容常常涉及历史、宗教、语言等多方面，能听懂他的课的学生凤毛麟角，但却吸引了冯友兰、吴宓、朱自清等教授旁听：哲学系教授、著名哲学家冯友兰，他授课不带任何讲稿，但引用斯宾诺莎、黑格尔和杜威时，随意自如。他给大一学生讲授的“中国哲学史”课，课堂上座无虚席，学生多得把窗户都挤坏。在校园里，冯友兰常常一袭长袍，蓄着长髯，一副儒家圣贤的形象：留着长长胡子的联大教授还有闻一多，他被学生视为“完人”——富有创造力的学者、精力充沛的老师、道德和政治上的楷模，闻一多的《楚辞》课是联大的“精品课程”。这是一个学期40多节的大课，整整一个学期，闻一多只讲了屈原的一首诗《天问》，平均每节课只讲几句诗。然而这门课却一直门庭若市，深受学生欢迎。如今，当人们回眸西南联大时，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破破烂烂但却精神抖擞”的联大教授。尽管物质生活极端困苦，尽管思想观念千差万别，尽管授课方式各不相同，但无论是长衫学究还是拄杖绅士，严谨治学、赓续国粹、学术报国是他们共同的信念。

联大八年

抗战时的西南联大办学条件极为艰苦，图书和仪器十分缺乏，教育设备更是简陋。学生宿舍多为砖土墙、茅草顶的平板房，一旦下暴雨，满屋漏水。教室多是铁皮屋顶，各类办公室全部都是茅草屋。学校食堂虽是砖木结构，建筑也很简陋，里面只有几十张饭桌而无坐凳，大部分学生只能站着吃饭。学校伙食很差，红米饭里面往往夹杂很多砂子，每日所食的多是仅用盐水煮的蔬菜，很少有油水。学生上课很是艰苦，由于教室分散，往往上完一节课，就得匆匆赶往另一相距颇远的教室上课。当时联大十分民主自由，不少校外学生纷纷来校旁听，正式学生稍一来迟，就无坐位，只好站着听课，记笔记十分不便，增加了学习上的不少困难。联大的图书馆建筑也很简陋，仅比学生宿舍高大一些。大阅览室里，排列着几十张长方形的阅览桌，周围都有木椅，只容几百人。由于图书馆不大，藏书不多，学生读书勤奋。到图书馆借阅书籍者特多。图书馆每晚开馆前，门外总是挤满了学生，都想抢先进入借阅参考书，或抢占一个位子便于自习，如果动作稍迟，即会人满无座。

自1938年9月起，日军飞机更是频临昆明进行空袭，狂轰乱炸，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亦有被炸毁的，造成人员伤亡。1941年，日军又侵入我云南边境，战况激烈，并有一部日军直驱进入桂黔骚扰，当时抗战形势危急，但联大岿然不动，校内教学正常，学生勤奋读书依旧，整个学校有序不紊，处乱不惊，表现了中华民族坚苦卓绝的伟大精神。

随着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校图书馆举办了校史上最后一次结业典礼。西南联大也最终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于1946年7月宣告结束。八年中始终伴随着西南联大的是战乱、轰炸和饥饿。在这样艰苦卓绝的环境中，西南联大依旧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人才，以及一代推动我国科研事业与国际最先进水平接轨的杰出科学家。师生中担任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27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154人（含学部委员），邓稼先等8人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黄昆等4人是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联大的成就并不局限于学术方面，面对武装暴力和压迫，它刚毅坚卓的精神同样激励了历经患难的知识分子。“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教学读书不忘爱国的冲霄壮志。联大学生出于爱国热忱，曾掀起三次从军热潮，先后在联大学习的8000多学生中，投笔从戎者达8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