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减排目标、产业结构与污染减排*

丛云云1， 原毅军1， 苗颖2

(1. 大连理工大学 经济系， 辽宁 大连 116024； 2.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沈阳 110136)

摘要：政府是污染减排的重要主体，了解其行为对污染减排的作用对提升污染减排效果及实现中国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创造性地将政府减排目标纳入研究框架，构建面板门槛模型，从工业污染排放总量的角度分析政府减排目标、产业结构、经济规模等因素对地方污染减排的影响，并用工业污染物强度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政府减排目标对污染减排的作用存在阶段性不同：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政府减排目标对污染排放总量的作用方向为正；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作用方向为负；两者之间存在适应性调整阶段，作用方向具有不确定性，但总体由正向作用向负向作用转变。产业结构对工业污染排放总量的作用方向因污染物种类而异，经济规模对工业污染排放总量作用方向为正。

关键词：政府减排目标； 产业结构； 污染减排； 面板门槛模型； 经济规模

中图分类号：F062.9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2014-11-12

基金项目：中南大学研究生自主探索创新

作者简介：刘叶玲(1991-)，女，湖南益阳人，硕士生，主要从事经济法等方面的研究。

doi：10.7688/j.issn.1674-0823.2015.02.05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恶劣的环境状况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民众对环境质量改善的呼声越来越高。此外，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也迫切要求中国进行污染减排。同时，随着国际气候问题凸显，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有关环境问题的责任越来越大。在国内和国外的双重减排压力下，中国开始重视污染减排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有关污染减排影响因素的分析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1995年格罗斯曼(Grossman)和克鲁格(Krueger)认为，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三种途径影响环境质量[1]，该结论对后来污染减排影响因素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随后，国内外学者采用不同方法从上述三个角度展开了大量颇有价值的研究。布鲁因(Bruyn)研究了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认为污染排放的减少能够通过经济结构调整以及技术结构调整实现[2]。陈诗一和吴若沉(2011)研究了产业结构对CO2减排的贡献，认为产业结构的演化有利于CO2减排[3]。牛海鹏、朱松和尹训国等(2012)探讨了经济结构、经济发展与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结构调整只有超过一定阈值才会对污染减排发挥促进作用，即经济结构与污染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4]。原毅军和谢荣辉(2012)研究了工业结构、技术进步与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认为结构调整、技术进步会促进污染物减排，技术进步起主导作用，工业规模的扩大则不利于废气减排[5]。原毅军和贾媛媛(2014)研究了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同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认为虽然技术进步在污染排放领域中起主导作用，但是结构变动对污染减排将起到长远的促进作用[6]。由于分析方法和研究对象的不同，上述研究的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但总体上支持了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调整对污染减排具有促进作用的结论。

已有研究主要是基于各经济部门的经济活动，在经济增长的目标下研究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经济规模与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然而关于减排主体——地方政府，其行为却一直被忽略。环境问题具有外部性，地方政府作为具体环境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监督者，其行为对当地污染物的排放量和去除量有着巨大的影响。现存的有关政府行为对污染减排影响的文献数量较少，多集中于政府的减排动力的研究(卢现祥和张翼，2011[7]；申亮，2011[8]；周权雄，2009[9]；劳可夫和刘思华，2005[10]；李猛，2009[11])，认为地方政府由于政治锦标赛以及财政压力或经济增长的目的而导致污染减排动力不足。随着空间计量的兴起，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行为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刘洁和李文，2013[12]；黄慧婷，2012[13]；杨海生、陈少凌和周永章等，2008[14]；陈忠全和赵新良，2009[15])，认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策略性行为对地方环境政策的制定、吸引投资以及环境污染程度均有重要影响。上述研究将政府的目标单一化，即所有地方政府的目标都是追求财政或者经济产出最大化，这与现实情况不符。有关政府之间关系的研究表明，政府目标存在差异。例如，周业安和赵晓男(2002)基于竞争模式将地方政府分为三种类型：进取型政府、保守型政府和掠夺型政府[16]。

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事实以及上述观点，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减排目标也存在差异，该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地方政府对污染减排重视的程度不同。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地方政府以经济发展绩效或政治晋升为目标，从而以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生态经济”得到重视，即地方政府以污染减排、实现生态经济为目标；在两者之间，地方政府的减排行为会经历适应性的调整阶段，政府目标将从促进经济增长或政治晋升逐渐向生态经济转变。

环境政策是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工具。从政府角度来看，当地污染减排状况主要取决于环境政策的执行效果，而环境政策的执行效果则取决于政府对污染减排的重视程度。因此，环境政策的污染减排效果可以用来衡量地方政府减排目标。政府减排目标存在阶段性，作为政府减排目标度量指标的环境政策工具的作用效果也应存在阶段性的不同。

基于对中国污染减排效果差距较大的现实以及污染减排主体的双重考虑，本文提出政府减排目标的概念，并将其纳入污染减排的研究框架中。进一步地，本文以人均GDP为门槛变量，用于划分阶段，同时选取排污费、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等环境政策工具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环境政策工具的作用效果表现政府减排目标，通过建立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探讨政府减排目标、产业结构、经济规模对污染排放的影响。

二、实证分析

1. 模型构建

传统的人为划分阶段的方法不可避免地存在偏误。美国学者Hansen(2000)发展的门槛回归模型提供了一种内生地进行样本划分的方法，得以避免样本分组的主观偏误，同时能够在估计出门槛值后进行显著性检验，并给出门槛回归结果，因此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其思想是将门槛值作为一个未知变量纳入实证模型中，构建核心解释变量的分段函数。Hansen(2000)定义了门槛回归模型的基本形式为，即

(1)

式中：et为随机误差；q1为门槛变量。依据门槛变量的取值将样本划分为两组，而两组样本具有不同的回归参数[17]。

本文利用门槛回归，以地方人均GDP为门槛变量，以环境政策工具为核心解释变量，探讨不同阶段下以环境政策工具作用效果为度量指标的政府行为对污染减排的影响。除此之外，产业结构与经济规模以及人口因素对当地污染物排放的影响不容忽略，故将上述三个变量设定为控制变量。结合上述三阶段政府减排目标的论述，构建双门槛面板模型为

d(γ1γ2)+

β4SCAit+β5ISit+β6POPit+εit

(2)

式中：i表示地区；t表示年份；j为被解释变量序号；d(*)为示性函数；q为门槛变量；γ1、γ2为待估计的门槛值；εit为随机误差项。

2. 变量与数据选取

(1) 工业污染排放总量指标(POL)：衡量工业污染排放的指标主要有三种，即总量指标、强度指标以及人均指标。本文选取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两种污染物，从污染物总量角度进行分析。污染物总量数据为各省份的年度工业污染排放总量，将废水总量、废气总量分别记为POL1、POL2。

(2) 环境政策工具(TOL)：排污费是中国实施较早、应用较广泛的环境政策工具之一，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也对污染排放起到了较为关键的作用。然而，我国2004—2008年的排污费收入主要来自工业废气(占80%以上)且无法获得各省份年度排污费的构成比例，故本文采用排污费(charge)和工业废气治理投资(ginvest)作为针对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的环境政策工具，选取工业废水治理投资(winvest)作为针对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环境政策工具。

(3) 经济规模(SCA)：用各省份GDP表示，数据以2001年为基期进行平减。

(4) 产业结构(IS)：采用产业结构多元化系数来衡量。该系数计算方法为

IS=Σ(P/P，S/P，T/P)

(3)

式中：IS为地区产业结构多元化系数；P为第一产业产出；S为第二产业产出；T为第三产业产出。

(5) 人口规模(POP)：用各省份年末人口总数表示。

(6) 门槛变量(q)：国内外研究成果多用人均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故本文使用人均GDP为门槛变量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其中各省份GDP以2001年为基期进行平减。

本文使用2001—2010年中国30个省份的相关数据*西藏自治区因数据缺失较多而被排除。。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环境年鉴》。表1是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 模型估算及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模型以及数据，本文利用Statal 2.0统计软件对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进行实证分析，估算结果如表2所示。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　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估算结果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

表2显示两个模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且不同污染物的阶段划分并不相同。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环境政策工具均没有真正地发挥应有效果。工业废水治理投资系数为0.129，排污费的系数为3.963，工业废气治理投资系数为1.204，三者对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作用均为正。

在适应性调整阶段，政策工具的作用方向不确定，但同初级阶段相比效果较好：工业废水治理投资的系数为-0.107，由低级阶段的正向作用转为负向作用，即工业废水治理投资开始能够减少工业废水总量的排放；排污费系数为2.252，虽未改变作用方向，但同3.963相比正向作用有所减缓；工业废气治理投资系数为0.319，同初级阶段的1.204相比正向作用有所减缓。

在经济发展高级阶段，工业废水治理投资系数为-0.452，同适应性调整阶段的-0.107相比政策的负向效果更为明显；排污费的系数为-0.477，由正向作用转为负向作用；工业废气治理投资系数为0.582，同适应性调整阶段的0.319相比正向作用增强，但该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先前大多数研究认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能够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的研究结论，然而与大多数研究结论不同，本文结构因素对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的作用方向相反：对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作用为正向，对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的作用为负向。原因在于，中国近年来第三产业发展较快，而第三产业仍然是废水产生量较大的产业，然而第三产业废气的排放则相对第二产业较少，所以产业结构变化对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影响较对工业废气排放总量的作用更为明显。经济规模对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和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均有正向作用，该结果与诸多研究成果相同。

4.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上述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以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指标替换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和工业废气排放强度用各省份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和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与工业总产值之比衡量，分别记为POL3和POL4，其余指标同表2。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估算结果见表3。

表3　工业污染排放强度估算结果

由表3可以看出，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和工业废气排放强度的估算均通过显著性检验。针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的估算结果同样体现了政府目标对污染减排作用的阶段性特征。

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所有环境政策工具均不利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降低，作用方向均为正，其中工业废水治理投资、工业废气、排污费治理投资的系数分别为5.2601、0.0206、0.0102。

在适应性调整阶段，工业废水治理投资和工业废气治理投资对工业污染物强度的作用方向为负，两者系数分别为-1.9520、-0.0011，后者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抑制工业废气排放强度的效果不明显；排污费系数为0.0031，同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相比对工业废气排放强度的正向作用减弱。

在经济发展高级阶段，三种工具均发挥了应有效果，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的作用方向均为正。结构因素对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和工业废气排放强度的作用方向相同，均为负向作用，即抑制污染强度增加。规模因素对两种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作用方向同结构因素作用方向相同，均为负向，即抑制工业污染强度增加。

为何同一政策工具针对同一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的作用并不同步，并且门槛值存在较大差异?王萱、宋德勇(2013)将碳排放划分为三个阶段：碳排放积累阶段、碳相对减排阶段和碳绝对减排阶段，如图1所示。从图1中可以看出，碳强度会先于碳总量到达峰值点，强度峰值点对应的人均收入水平也较总量峰值点对应的人均收入水平低[18]。依据这一研究结论，本文认为工业废水和工业废气排放亦符合这一规律，因而能够较好地解释本文的回归结果。

图1　碳排放三阶段

在污染排放积累阶段，污染排放总量和污染排放强度两者均处于上升阶段。此阶段，一方面由于政府目标的限制而使环境政策未能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由于污染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的增长完全吸收了环境政策工具发挥效应所带来的污染减排效果，两者的综合作用使得环境政策最终呈现出对污染排放总量和污染排放强度的正向效果，即环境政策失效。

当收入水平超过A点，污染排放强度开始下降，污染排放强度对环境政策效果的吸收作用不再存在，此时环境政策工具对污染排放强度的作用能够完全体现。此时，污染排放总量依然增长，但增速减缓，故污染排放总量对环境政策的吸收效果依然存在，若政策工具对污染排放总量的抑制效果没有被污染排放总量的吸收作用完全抵消，则会最终表现出对污染排放总量的抑制作用，否则会表现出正向作用。

当收入水平超过B点，污染排放总量和污染排放强度均下降，并不存在对环境政策工具的吸收作用，所以环境政策的减排效果得以完全显现。可以看出，当政策工具促进污染物总量增加的时候，可能会同时促进污染强度的增加，即处于污染物排放的积累阶段，也可能同时处于抑制污染物强度增加的阶段，即污染相对减排阶段。

在本文中，当人均GDP低于5910元的时候，工业废水治理投资对工业废水排放强度的作用为正向，系数为5.2601，该收入水平远低于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第一个门槛值33580元，所以工业废水治理投资对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作用也为正向，环境政策失效。当人均收入水平超过40780元时，工业废水治理投资对工业废水排放总量起抑制作用，并且该收入水平远远超过工业废水排放强度的第二个门槛值23070元，所以对废水排放强度起到抑制作用。

以污染排放总量中最低(1.0889)和最高(4.078)两个门槛值为界限，2010年省份阶段划分及各省份人均GDP如表4所示。我国仍处于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省份有贵州、甘肃、新疆，处于经济发展高级阶段的省份有广东、江苏、浙江、天津、北京、上海，其他省份处于调整阶段。

表4　2010年省份阶段划分及各省份人均GDP　万元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1—2010年30个省份的数据，构建了以人均GDP为门槛变量、以环境政策工具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双门槛面板模型，从工业污染排放总量角度分析了阶段性政府目标、产业结构、经济规模对污染减排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政策工具效果存在阶段性特征：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政策工具失效，并未发挥政策的真正效果；在经济发展高级阶段，政策工具会抑制污染物的排放；在两者之间的调整阶段，政策工具的作用方向具有不确定性，总体趋势是政策工具的作用效果逐渐显现。结构因素对污染排放总量的作用随污染物种类的不同而不同。经济规模对促进污染排放总量的增加作用方向为正。

环境政策工具的效果是政府目标的外在表现。若地方政府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环境治理只是名义上的口号，环境政策工具的污染减排效果自然较差。若地方政府重视环境问题，政策工具将得到较好的实施和监管，污染减排的效果自然明显。从上述的结果可以看出，我国仍有部分地区处于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些地区仍然不够重视环境保护，其政策工具的作用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挥，试图单纯地依靠地方政府利用环境政策来解决当地环境问题的路径是不可行的。中央政府应加大对经济较为落后地区的环境保护力度，争取避免欠发达地区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参考文献：

[1]Grossman G M，Krueger A B.Economic growth and the environment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110(2)：353-378.

[2]Bruyn S M，Vanden J C.Economic gowth and emissions：reconsidering the empirical basis of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s [J].Ecological Economics，1998，65(2)：161-175.

[3]陈诗一，吴若沉.经济转型中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能源强度降低二氧化碳减排：全国及上海的比较分析 [J].上海财经研究，2011(4)：11-23.

[4]牛海鹏，朱松，尹训国，等.经济结构、经济发展和污染物排放之间的关系研究 [J].中国软科学，2012(4)：160-166.

[5]原毅军，谢荣辉.工业结构、技术进步与污染减排 [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11)：144-147.

[6]原毅军，贾媛媛.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动与污染减排：基于环境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 [J].工业技术经济，2014(2)：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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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申亮.实施节能减排的地方政府行为研究 [J].经济评论，2011(2)：66-84.

[9]周权雄.政府干预、共同代理与企业污染减排激励：基于二氧化硫排放量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J].南开经济评论，2009(4)：109-130.

[10]劳可夫，刘思华.企业排污控制中地方政府激励缺失的经济学分析 [J].学术论坛，2005(7)：74-96.

[11]李猛.污染减排的内在动力：基于地方政府的视角 [J].中国经济问题，2009(2)：73-77.

[12]刘洁，李文.中国环境污染与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分析 [J].人口资源环境，2013(4)：8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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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陈忠全，赵新良.节能减排过程中的博弈分析 [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9(1)：54-58.

[16]周业安，赵晓男.地方政府竞争模式研究 [J].管理世界，2002(12)：52-61.

[17]Hansen B E.Sample splitting and threshold estimation [J].Econometrical，2000，68(3)：575-603.

[18]王萱，宋德勇.碳排放阶段划分与国际经验启示 [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5)：46-51.

Pollution reduction goal of govern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pollution reduction

CONG Yun-yun1, YUAN Yi-jun1, MIAO Ying2

(1. School of Economics,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Dalian 116024,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36, China)

Abstract：government is an important body in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understanding the function of its behavior on pollution reduc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pollution reduction effect and the realiza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pollution reduction goal of government is creatively included into the research framework. The panel threshold model is established. The influence on local pollution reduction of the factors such as pollution reduction goal of government, economy scale, industry structure is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tal industrial pollution emissions, and the stability test is carried out by the industrial pollutant intensity.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on the pollution reduction goal of government to pollution reduction effect at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ffect of pollution reduction goal of government to the pollution emissions is positive. But in the higher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ffect of pollution reduction goal of government to the pollution emissions is negative. While in the middle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 is an adaptive adjustment in between, the effect is uncertain, but the overall effect changes from the positive effect to the negative effect. The effect of the industry structure to industrial pollution emissions is different for the variety of pollutants. The effect of economy scale to industrial pollution emissions is positive.

Key words： pollution reduction goal of government; industry structure; pollution reduction; panel threshold model; economy scale

(责任编辑：吉海涛)

①欧共体条约第81条对横向合作协议适用指南的委员会通知(2001/C3/02)第180条。

②COM(2002)412 final：environmental agreements at community level are those by which stakeholders undertake to achieve pollution abatement，as defined in environmental law，or environmental objectives set out in article 174 of the treaty.(TFEU公约2010年修订后已变为第191条)

*本文已于2015-03-27 15∶42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 网络出版地址：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1.1558.C.20150327.1542.0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