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妖

我上初中时，班里转来了一个从市里来的女生，短头发，寡言。那时我经常逃课，她观察了我一段时间，然后加入我的行列。我们一起逃课去图书馆，钻进胡同买旧书、旧杂志。那条胡同是老城区磨各种调味粉的所在地，摊主会收购大量干净的旧书、旧杂志用来包装粉末。在弥漫鼻腔的花椒粉、辣椒粉中，我们一本本地挑选自己心爱的杂志。当然，新华书店里也有书，但是新书太贵了。一本《简·爱》要8块钱，得存上很久的早餐钱才够。有一次买书归来，校门上了锁，虽说翻墙是我俩的家常便饭，但我们那天去了学校门口的池塘边，天下着大雪，我读书，她在雪地上写字。雪花一片一片落在我们的头发上。

我们的学校是由退伍军人办的私立中学，实行军事化管理。有几个男生犯了错，校长就把他们单独关在地下室里，关了8个小时。我对这种粗暴的管理方式生出极大的反感，进而判断校长已经不值得我尊敬，所以，我不再上他的课。这是我少年时期第一个主动的“选择”。

但那个女生不同，逃课只是她缓解压力的途径，大部分时间她还是会像鸭子一样，排着队缓缓步入教室。在20世纪90年代，小城市里是不流行念高中的，因为读3年出来如果考不上大学，这3年就是白费。她上了水利技校，其实她的分数上重点高中没有问题。在技校，她仍然拼命念书，考第4名会让她崩溃。她拼命考试，就是为了吸引父母的注意。但无论她考第几名，都会被弟弟的顽劣抵消，家人都为在学校打架、被学校叫家长的弟弟叹息。她和母亲形同陌路，母亲当着全家人的面把她说得一文不值：“捡破烂的人都不捡你！”她学会了沉默。等到她17岁时，母亲又想知道她为什么沉默，围着她打转，想撬开她的嘴，这迟到的关注比一贯的忽视更令人痛苦。

现在看来，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原生家庭的缩影，粗暴的父亲或者控制欲强的母亲使家中没有温柔，要么是忽视与冷漠，要么是粗暴和讥笑。这对于神经敏感的孩子来说是极大的煎熬。她抱怨完母亲，又为自己的抱怨害怕。我们受的教育是“子不嫌母丑”，我们怎么能抱怨自己的母亲呢？于是，她说自己自私——正常的表达迅速变成自我攻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和我们的真实感受是隔绝的。我们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样的衣服、什么样的发型、什么样的爱情、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的青春是一场漫长的内耗。原生家庭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一个厚壳，我们用十几年的时光去凿穿它。

毕业后，她一度在市火电公司吊车班上班，开45吨的吊车。她说那是工地上最好的工作，仅次于坐科室。那时她刚刚17岁，对于小城市工人家庭的孩子，成长来得格外迅猛，读大学的孩子22岁才需要面对社会，我们在十六七岁时就开始面对。那个年纪，按照华德福的教育理论，孩子们刚刚从精神世界被扔出去，扔到了物质世界。我们发现，身边的这个世界不符合我们的想象，并不美。同事们很少看书，反而对八卦琐事津津乐道，这趣味在我们看来庸俗无比。

我不知道在她心里经过了怎样的斗争。我在那个时候，忽然说起了普通话，这在所有讲河南话的亲人当中像个笑话。而当我和她再见面时，她已放弃了火电厂的工作——这在当时是骇人听闻、大逆不道的事情——在一个小区里开了一间裁缝铺。于成人而言，我改说普通话只是因为性情乖戾，但她的举动脱离了生活的轨道。那间设在煤矿工人小区的昏暗的小小的裁缝铺，是她人生中第一次自我觉醒，作为一个人去主动选择，而不再是作为父母的女儿和财产而存在。那间裁缝铺后来不知所终，我和她也失去了联系。在一个衰败的工人小区，一间裁缝铺无力抵抗整个矿区煤被挖空的大势洪流，即使它承载了一个少女全部的希望与梦想。

17岁的时候，我看中了爷爷的床单，是那种老粗布的布料，黑白格子，铺了很多年，手感仍然挺括。跟爷爷要了，洗干净，一个春天的周末，我带着这条床单，坐了30分钟的小巴到市里去找她。改说普通话的我和本来就讲普通话的她，两个叛逆者在一间裁缝铺会合。她兴奋地用床单给我做了一件衬衫。现在回想，那是一次并不高明的设计，那种生硬的色块架在我身上，凸显了衣服和我所有的缺陷。就像正青春的我们，不知道用什么办法面对社会，索性放大并强调自己和世界的格格不入，并以此抵挡世俗。我穿着那件衬衫，像一头怪物在街上走着，充满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