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晋

20多年前，有两部书曾经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一部是美国学者福山写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一人》，认为冷战的结束标志着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取得了终极“胜利”，秉承高尚价值观的人类成为“最后的人”。留给政治家的任务就是调教世界各地的马车殊途同归，走向这个终结点。后现代主义者更断言，历史这个词已经毫无意义，未来只不过是在现在的基础上加上“更多的选择”。另一部则是亨廷顿写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并非天下太平，冲突的根源从意识形态之争转向不同文化之争，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如今，这两部著作再次引起人们的兴趣。英国《卫报》注意到，在过去的一两年中又隐约出现了福山所描述的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前的某种情绪：在经历了100年的和平后，人们已经厌倦了“无聊的历史”，需要新的刺激。德国作家艾克斯坦写道，“（1914年）平等意识已不再令人满意了，优越意识重新泛起”，在柏林街头，“人们互不相识，但所有人只有一个最热烈的情感：战争、战争，一种团结的感觉”。另一方面，极端势力崛起，法国发生的暴恐袭击事件似乎验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事实证明，历史并未终结，战争也并未远去。11月13日，巴黎遭遇的恐怖袭击对欧洲人的冲击太过震撼，以至于来不及做出更深入的思考。对于法国总统奥朗德来说，他必须对恐怖袭击做出迅速而且果断的回应。正如一位欧洲政治家所说：“一个政治领导人，如果迫于时间的压力，必须匆忙做出某个重要决定，则意味着高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