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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新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 守望国外教育信息研究(下)

2016-01-06黄仕琦

世界教育信息 2015年18期
关键词:苏联大学学校

黄仕琦

五、学习苏联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机械地照搬容易吃亏

本人比较关注教育领域,注意到我国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考虑到文教界从领导到基层学校中的任职人员对此知之甚少,因此我有必要让读者知道这一段历史。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很重要的一段经历就是学习苏联。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一些不好的方面,但我们取得的成绩是主流。1955年后,我可以直接阅读到俄文出版物,那时是中苏友好时代,苏联政府教育部门给我国教育部赠阅了一些书刊。我们机关也订阅了苏联的高等教育部的机关刊物《高等教育通报》《公报》,国内也能够看得到苏联大学教授与行政干部写的文章,因此我对苏联的了解相对比较多。我也曾力图利用美、英、日、德等国的书刊了解苏联的历史和现状。

我第一次去美国是在1984年11月,当时做的一件事就是通过研究苏联的美国专家来更好地了解苏联。在今天,我们仍然有必要更深入地从历史角度了解西方观察家对苏联的认识。访美期间,我拜访了麻省理工学院洛伦·格拉汉姆教授,他送了我好几本书。他对苏联的情况了解得很清楚,在苏联待了很多年。现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沈志华教授是研究苏联的著名学者,他主编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多达34卷。俄罗斯政府解密比较彻底,比如当时的中苏关系、中国共产党和第三国际的关系,很多历史都能从苏联档案里了解得很清楚,沈志华据此写了一本《苏联专家在中国》。据该书记载,1949-1953年,中国聘请苏联教育专家共187人。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是两所学习苏联社会科学和工程技术的重点学校。1950-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共聘请苏联专家98人,哈尔滨工业大学聘请苏联专家67人。

学习苏联是值得我们了解和思考的一段历史,我也与一些苏联专家打过交道。当时,学习苏联是国策,中央政府各个部门都邀请了苏联专家,教育部也不例外。我刚到教育部工作的时候,只有一位苏联专家,叫福明,他为人很平和。我初到教育部就碰到开办专科学校的事情,面临着如何制订合理的教学计划的难题。福明向教育部领导提出可借鉴苏联中等专业学校办两年半制特别班的经验,而非简单地将传统四年制高校课程予以压缩,这件事我参与了全过程。为此,黄松龄(1898-1972年)副部长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开了一次专门会议。

有的苏联专家由于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提出的意见就不够实事求是。例如,福明之后继任的首席专家列别捷夫(在苏联高等教育部担任过司长)把苏联的教师工作量制度介绍给我国,希望用教师工作量制度来控制教师编制。这不能说没有道理,但当时中国高等教育处于高速扩张阶段,研究生培养制度还没形成,新教师培养也跟不上,让大学毕业生、助教上台讲课,以工作量为指标对其进行考核是比较困难的。

我自己向西方介绍我们学习苏联专业划分过细的经验教训时,也举了例子,如内燃机专业被分成好多种——汽车内燃机、拖拉机内燃机、坦克内燃机。这就是荒唐的,因为内燃机的大类别就是汽油机和柴油机,共性很大,工作原理都一样。

1956年10月下旬,我国向苏联派出了一个代表团,谁任团长我已忘记,黄辛白同志是副团长,团队中有工科院校的一些校长、党委书记。他们回来之后写了一个书面报告,在教育系统内散发。黄辛白同志回来之后做了补充说明,值得重视的一点是当时苏联的部门办学有重要的历史原因,即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之前,就发现原有高等教育系统无法满足激增的人才需求,不得不采用由各部门各自办学的体制,在这种背景下,压缩学制且划分专业过细就是不可避免的选择,这也与僵化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关。后来,苏联专业划分过细的情况逐渐有所调整,例如1955年就对土建类学科进行调整。我是学土木专业的,对土木建筑方面了解多一点,苏联那时候的相关专业叫公用与民用建筑结构和公用与民用建筑施工,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结构和施工就分成两个专业。按原来的指导思想,结构专业就是理论的东西学得好一些,数学、力学等理论的科目扎实一些;施工专业就是在工地上指挥技术员和工人建成建筑物。我们向苏联学习的时候,苏联分开的我们也分开,苏联合并了的专业我们也紧跟着合并。专业划分过细使学生负担过重,教师也苦不堪言,毕业生学非所用的比例相当高。那时候,教师学俄文也有很大的困难。速成俄文学习课程几乎是当时所有教师都要参加的。在普通教育方面,学习苏联有两个过失值得一提。第一个是率先学习苏联的我国东北地区曾经把苏联10年制学校教材翻译过来并不加任何更动便加以采用,此举遭到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1906-1996年)的批评,这是因为我国“6-3-3学制”的实施过程中,高中要学解析几何和大代数,学习苏联后降低了难度,而且生物课程由于两国地理气候条件相差很大,采用苏联教材就不太合适。第二个是外国语教育废除英语,只教俄语。

值得一提的是统一教学计划,我们学苏联后,照搬其全套的教学计划,以为苏联全国通用。隔了几年我们才清楚,苏联并不是所有学校都用,还有几个精英学校是五年半制,如列宁格勒工学院、莫斯科国立鲍曼工学院、莫洛托夫动力学院等,我们却盲目实行统一教学计划。苏联一般高等学校实行五年制(中小学先是十年制,后来延长为十一年制),对于苏联高等学校的教学计划每周安排课时过多、专业划分过细、学生负担过重等弊端,时常有人在苏联官方的教育刊物《高等教育通报》著文提及。我们把本已负担过重的五年制教学计划再压缩为四年完成,这种“压缩饼干”必然难以消化。我们的高等教育规模也在扩张,教师培养跟不上,精通俄文的人数量又有限,于是请了一些苏联专家来讲课,我们的教师照猫画虎,学点俄文,现学现卖。学苏联的初期,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也影响了学生身心健康。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专业划分过细问题,我们也是在改革开放之后经过很多年的努力才渐渐解决掉。可见,任何一项重要改革都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

苏联教育对中国也有好的影响,比如说工科教育就得大于失。苏联的工科专业学生学业结业时要有毕业设计,理科要有毕业论文(解放前,中国的大学也要求学生在四年级做论文,但工科多流于形式,理论联系实际很差)。工科搞毕业设计不是苏联的发明,其更多是受德国模式的影响。工科教育当然不能只是纸上谈兵,必须要求学生在学期间有几次生产实习。清华大学原校长蒋南翔主持工作的时候,提倡真刀真枪地进行毕业设计,问题从实际中来,设计方案要有参考价值。这种模式对促进工科教育的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工业部门的合作,都是积极的推动因素。清华大学土木系和水利系毕业班学生在大跃进年代曾经承担了设计密云水库拦水坝的艰巨任务,而且完成得就很好。

六、借鉴他国经验:从国情出发,择善而从

对于其他国家的经验,我们择善而从就可以少吃亏。我觉得很多现实问题有待于教育行政部门和学者们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因地制宜。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地区差异和城乡差距如此之大,都按相同的标准是不对的。

日本人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对教育和科学非常重视。日本在明治维新初期就派了一批人去美国、欧洲,了解各个国家有什么长处,以便回国提出建议。日本义务教育刚开始的时候定的标准也不高。1886年的《小学校令》规定4年初小(称寻常小学)为义务教育,高小也为4年。1900年颁布的《改正小学校令》仍规定实施4年义务教育。1907年才把义务教育延长为6年,1920年入学率达到了99%。日本在相对比较贫穷的时候,就决定用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来尽量缩小经济状况不同学区基础设施的差距,贫穷地区的学校也不是很差。日本的公办中小学的硬件设施比较好,没有造成不同地区、学区之间的基础教育水平差异太大。日本的教育法明确规定,城市和乡村的学校执行相同的教师工资标准。

在日本的教育统计里,有一个数据是出勤率(attendance rate),规定每个学年的上课天数必须超过200天。可见,不光是学年初的入学率(enrollment rate),日本人对出勤率也很重视,而我们的教育统计只有入学率。义务教育的英文名称是“compulsory education”,“compulsory”直译过来的意思是“强迫”。也就是说,学龄儿童的家长必须让他们的子女上学,否则就是违法行为。提供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的学校,多以公办为主,政府有义务为这些公办学校提供财政支持。对学龄儿童不去上学等问题,日本人也是认真对待的,而当时中国的农村地区和流动儿童聚集地区还难以做到。发达国家中,美国也没完全做到。在美国,有很多人虽然完成了中学教育,仍然有不少人仅能看得懂浅显的内容,但是看不明白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规则条例,这种群体叫功能性文盲(functional illiteracy)。至今,美国仍然有大量的功能性文盲,欧洲在这方面的情况要好得多。

教育部原副部长张文松(1919-2011年)曾经责成我把明治维新初期的教育状况整理出一份材料。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细节已淡忘,但在整理过程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日本在国力还不是很强的时候就很重视基础教育,对在街头流浪的学龄儿童,警察是要过问的。1983年,我到日本参加学术会议后顺访各级学校,发现日本的小学很重视体育,很多学校有游泳池,操场也比较大。

每个国家在发展教育时都要考虑到自己的情况。新西兰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岛国,据我所知,那里仍然存在一些规模很小的学校。在一些父母文化程度比较高的家庭,一些孩子靠网络、电视等远程教育的方式接受基础教育。

七、教育问题是永恒的问题,

教育改革不能孤立起来考虑

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可以说是永恒的话题,只要人类存在,它就存在。我想对这些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在学前教育阶段,我觉得要坚持以公办学校为主,对民办学校给予适当资助,以便使贫困家庭的孩子也能入园。等到将来国家的财力更充裕,能够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时候,我倾向于向学前教育阶段延伸义务教育。

在义务教育阶段,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的重点学校(示范学校)和非重点学校在教育资源上的巨大差异会造成教育不公平。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同志在刚到教育部担任副部长时就曾呼吁大家关注这个问题。过去,我们曾批评西方的双轨制教育,而中国的重点学校(key school)制度也是造成“择校热”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因。一直以来,我们把重点学校或示范学校当作对外宣传的窗口,唯恐重点学校还不够好。少数学校有游泳池、天文馆,但不可能每个学校都有这些,国家的财力承受不起。我第一次去美国就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演讲,介绍了当时中国各级教育状况。我当时就表示,不赞成中国在义务教育阶段搞学校建设两极分化,不赞成重点学校,因为这会造成教育不公平。第二个问题是学校规模不宜太大。中学不能规模太大,小学更不应该太大,学生就近入学,安全才有保障。中学校长应该尽可能认识所有的教师,教师人数太多,校长就不可能跟所有教师有密切的交流,更谈不到跟学生有密切的交流。目前,全国还有一些超级中学。早已闻名的湖北黄冈中学和近几年崛起的河北衡水中学都已成为旨在向全国重点学校输送毕业生的超级学校,在校生数以万计。令我更为惊讶的是安徽六安的毛坦厂中学。该校以从全国各地招收复读生闻名,据说不少学生复读1年可以提高100多分,从而吸引了很多复读生和他们的家长,成为地方的重要经济支柱。第三个是择校问题,解决这一问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2014年2月,北京市宣布对中考进行改革,在这方面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在农村的小学标准化建设方面,从东部经济较好的地区逐渐过渡到西部,如果地方财力做不到,可以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由各省统筹。

在高等教育方面,我们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比较快,教授、博士生导师很多,但是否都能胜任值得怀疑。早期,德国和法国对教授的要求很高,教师很难当上教授。德国还有无薪讲师(Privatedozent,也可译为编外讲师),无薪讲师没有国家编制,没有正式工资,靠讲课费过日子。勤于治学的无薪讲师曾经是合格教授的重要来源。这种制度现在已经衰退了,但也表明这几个国家对教授各方面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德国大学生原来也真正是在“游学”,大学本科就可以转学,读博士学位时几乎毫无例外地要转到其他大学。现在,这些都弱化了。这些都是曾经使19世纪的德国成为学术中心的重要因素。19世纪的德国大学学术传统的树立要归功于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他不仅是语言学家、哲学家、外交家,还是一名出色的教育改革家。他在1809年担任普鲁士王国的教育部长,是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建者。他在大学教育方面力主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教师享有教学自由,学生享有学习自由。洪堡对初等教育改革的影响主要是在提高教师培训和认证的标准方面。同时,他对高级中学(Gymnasium)的改革也有贡献。虽然他当教育部长的时间很短,但影响很大。19世纪后半叶,去德国留学的美国人很多。1876年建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就是全面引进德国模式的一所大学。西方国家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的步伐有的快,有的慢,采取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在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以后,洪堡的理念还管用不管用,是有很多争议的。我个人认为,他的理念对办好研究型大学还是很重要的。当然,时过境迁,不论在德国本土或是其他的西方国家,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产业升级转型愈发重要。当今,“互联网+”已进入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创业”也成为流行词语。在这一背景下,教育领域的改革必须及时跟上。大学教育所设学科日趋专门化,社会经济发展对法律、医学之外的工商企业管理等专门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大学教育必须适应这种变化,满足相关的需求。当然,不能因为有这些变化就否定洪堡的大学理念中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即研究与教学的统一。这个问题牵扯到科研体制问题,各个国家都有大学之外的研究机构。以美国为例,其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成立于1958年,与苏联在1957年成功发射人造卫星事件有关。NASA拥有直属的研究机构,也有委托大学代管的机构,如“喷气推进实验室”就由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代管。其第一任主任是国际公认的航空航天领域的大师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1881-1963年),而他的高足、我国导弹研发和航空航天事业先驱钱学森则是第二任主任。根据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数据,美国国防部与有关大学签订合同,由大学负责运营的国家实验室(FFRDCs)有19个之多。而美国生物医学研究的主要支柱国立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NIH)虽然拥有10多个生物医学领域相对独立的研究所,但其大部分经费是用来资助大学和医学院的科研工作的。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值得中国借鉴的。

中国在解放后的教育发展情况需要深入研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更坦诚地面对缺点和错误,从中吸取教训。

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国家财政的保证。2014年,政府兑现了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4%的目标。对教育的重视不应该挂在嘴上,这需要政策的具体落实。我们不能盲目乐观,写进教育规划纲要的很多目标还都是美好的愿景,需要扎扎实实地采取有效措施才能实现。

八、加深对科研的理解

是推动科研发展的基础

最近,我又看了有关前苏联的出版物,顺便讲讲苏联科研机构发展的历史。中国和前苏联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国家在建国初期都是穷困的,做不到给大学充裕的经费,这个问题不但在前苏联建国初期没有得到解决,以后很长时期内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前苏联科研体制的特点是科学院占据龙头地位。在很大程度上,这一体制是沙俄时代的遗产。1697年,彼得一世(亦称彼得大帝)派约250人的“彼得大使团”赴西欧各国考察,期间他拜访了法国、英格兰、普鲁士的科学院,并决定在俄国建立类似机构。经过20多年的酝酿,圣彼得堡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的前身)于1724年成立,兼具科研、教学两种功能。在科学院发展初期,来自德国、法国、瑞士等国的学者居于主导地位。在该院任职的客卿众多,我只举两位人们耳熟能详的大科学家为例。一位是被称为18世纪数学大师的欧拉(Leonhard Euler)。他于1727年到圣彼得堡科学院任职,1741年到柏林科学院,1766年又回到圣彼得堡科学院,直到去世。另一位是丹尼尔·伯努利(Daniel Bernoulli)。他出自人才辈出的伯努利家族。他在学术界成名后,于1725-1732年间应聘到圣彼得堡科学院讲学,涉足医学、力学、物理等领域,并对振动和旋转物体的性质进行了研究。与科学院成立较早相对照,在罗莫索夫建议下成立的莫斯科大学建校时间为1755年,迟于科学院31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苏联高等教育部和各大学不断呼吁,但高等教育的发展仍然很慢。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还是保证了重点高等学校的高科研水平,像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莫斯科国立鲍曼工学院等。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作为建国初期的科学政策的见证人,我有机会作为科技干部列席参加科学院和教育部的党组联席会,并且参加过两次。教育部希望科学院和大学能够更好地合作,但有的问题不是双方口头谈谈就能解决的,需要资金支持,没有科研经费的话就很难办。最初期参加双方的党组联席会时,我就意识到这种矛盾不易解决。20世纪50年代,教育部和科学院在很多问题上有分歧,教育部觉得科学院获得的科研经费拨款太高了。后来,聂荣臻(1899-1992年)就说,“科学院是火车头”“高等学校是一个方面军”。聂老总定下了科学院的“火车头”地位,高等学校就安心做一个“方面军”,但经费问题并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由于矛盾相当尖锐,武衡在其著作中曾称之为“二黄一张之争”(“二黄”指黄松龄和黄敬,“一张”指张稼夫)。我清楚地记得黄松龄曾邀请黄敬到教育部做过一次演讲,黄敬借助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H. G. Wells)的《世界史纲》一书中的论述,强调了大学既是培养高级人才的中心,也是科学研究的中心这样一种理念。后来,聂荣臻同志责成范长江同志(1909-1970年)提出解决方案。我和沈友益同志参加了有关工作,编印了几期调研简报上报给有关部门领导。范长江后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作了一个“反右倾,鼓干劲,把高等学校科研搞上去”应景文章式的报告,未能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案。

我个人认为,我国已经形成的科研体制应当向提高大学地位、作用这个方向调整,这主要适用于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大型企业应当成为新设备、新工艺的研发主体。“产、学、研”三方面应努力加强合作,尽量实现资源共享,摆脱本位主义的羁绊。在研究生的培养方面,大学应当起主导作用。我国的各类研究院有权培养研究生,但也应加强与相关大学的合作。

改革开放初期,我任教育部科技局副局长的时候,曾参加南京大学地质系组织的有关花岗岩的国际会议。那时候,中国做东道主并能够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展示给外国同行的国际会议还非常少。南京大学地质系的实力是比较强的,我在那儿开会并且和教授们座谈,他们就提出没有充裕的政府对科研的资金支持,是大学进行基础研究的最大障碍。

当然,当今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型大学为获取政府的科研经费资助,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学校支配经费的自主权,实施开支经费的问责制(accountability)。世界各国的大学为了获取科研经费,为了新设或加强某些科系,不得不采用种种办法创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较教育知名教授伯顿·克拉克(Burton R. Clark)在2004年出版的《大学的持续变革》(Sustaining Change in Universities)(该书由英国高等教育研究会(SRHE)和开放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一书就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该书探讨了欧洲、美洲乃至亚洲许多大学的案例。同理,我国的大学同样面临如何创收以保证学校的可持续的健康发展的难题,这方面的国际经验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中国的科研经费的申请体制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像美国的同行评议制(peer review)就值得学习。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有一个很庞大的专家名单,如果有人申请科研课题,他们就从有关的学科随机抽取若干专家,通过同行评议审查研究方案,得出是否可取的结论,并确定支持金额。

我国各工业部门大多设有中央一级的设计院和研究院,但对基层企业的研究与开发活动重视不够。这个体制的形成也是受苏联的影响,误以为有中央一级的研究院就能够有效地满足基层众多企业的研发和创新需求。过去,国有企业在经费配置上几乎无自主权,盈利全部上交,管理部门再根据他们的判断下拨次一年的经费。在西方国家,大型企业的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其开支的比重很可观。越是在创新方面要求高的企业,这个比重就越大。中小型企业无力进行自主研发,则可以按行业来建立为他们服务的研究机构。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已有30余年,科技创新也有可喜的成果,但是发展很不平衡。片面追求“短、平、快”,对技术创新的艰辛和实验室的科研成果最后转化为在国内外市场有竞争力的商品所需要付出的人力、财力、物力大都估计不足。有不少人曾幻想以市场换技术,实践证明行不通。国外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不会对中国那么仁慈。

苏联在研究与开发上投入的人力远比美国大,但其成果却相对低得多。在不需要昂贵实验设备的学科领域,如数学和理论物理,苏联拥有不少世界一流学者。但是,在需要昂贵的和先进技术设备的学科和技术领域,苏联只有军工、航天部门尚可与美国抗衡。苏联在1957年10月4日成功发射人造卫星,深深地刺痛了美国政府和军方,以及科学、教育界人士,奋起直追。在教育方面,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防教育法》即是明证。美国科学、教育界为提高中学的科学教育水平,组织一批学者撰写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的新教材。教育部情报资料室也采购了当时美国大部分新教材。在生物学领域,美国有三种教材,分别以进化论、生态学、遗传学为主线。由于美国公立学校师资水平偏低,多数教师不能胜任这些新教材的教学,而收费高昂的私立中学则可以聘任合格的教师。可见,相对于教材质量,师资水平的重要性更高。近年,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评比中,虽然上海的成绩很突出,但就国与国之间进行比较而言,北欧的芬兰领先,其主要得益于芬兰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高,薪酬也高。前苏联师资水平较高,学生成绩总体上优于美国,但贫困、落后地区的学校就很难说了。在高等教育阶段,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数量远多于前苏联,优秀教师和他们培养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和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的年轻学者在创新能力上表现突出。像斯坦福大学所在的硅谷、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所在的128号公路等地区,大学科研工作与科研成果转化为技术领先的新产品和新工艺的成效举世公认。美苏冷战时期,我参加了1956年开始制订《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工作。在我担任教育部驻西苑大旅社联络员期间,就听到苏联科学院的潘诺夫院士曾向我方部分工作人员讲了为加快培养国防尖端技术人才,苏联政府接受以卡皮察院士(1894-1984年)为首的一批顶尖科学家的建议,在莫斯科远郊区成立了两所特种学校——培养核能技术人才的工程物理学院,培养导弹、航天人才的物理技术学院。潘诺夫身兼二职,既是苏联科学技术情报所副所长,又是物理技术学院副院长。他概括了这两所学校的五个特点。第一,招生着眼于网罗全国的尖子,全年进行,不受高考制度的限制。第二,学校基础课由高水平的教授讲授。第三,提倡学生尽早参加科学研究工作。第四,毕业论文的题目属于科技前沿,在与相关系科有密切联系的研究所中进行,水平高的毕业论文接近副博士论文水平。第五,学习成绩欠佳的学生要被淘汰,但仍可以转入档次相当高的大学继续学习。前苏联在新西伯利亚市的科学城建立的新西伯利亚大学的办学方式与这两所特种学校颇为相近。这两所学校仍然存在,而且在世界物理学领域方面享有盛誉。莫斯科工程物理学院现改称国家核科技研究大学,在《泰晤士高等教育》的2014年物理学科领域专科学院排名中位居第74位;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名称不变,在物理学科领域专科学院排名中位居第63位。

苏联这种办学模式对我国由中国科学院兴办的中国科技大学有直接的影响(该校设在北京时,各院系与中科院在京相关研究所合作比较便利,学校迁到合肥后就比较困难了,好在在京设有研究生部)。1957年10月至1958年1月,中国科学院主要领导人参加的中国科学技术代表团访问了苏联。代表团参观了新建的苏联科学院新西伯利亚分院与几乎同时建立的新西伯利亚大学。代表团回国后,中科院党组于1958年5月向聂荣臻和中宣部呈交了欲创办中国科技大学的请示报告,得到了周恩来与聂荣臻等同志的赞许。当年6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批准创办中国科技大学。

此外,在教育发展过程中,中国的社会组织或非政府组织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民间组织应该对这些问题开展独立调查,提出意见,才能成为真正强有力的社会推动力。每年召开的两会,代表们在这方面的发声是相当强烈的,人才、科学、教育等方面的纲要都不是具有强制力的法律,实现这些纲要需要各方面资源的保障。

现阶段,尽管我国GDP总量已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我国工业成就很大一部分仍然是依靠低廉的劳动成本、过度的资源(能源和原材料)消耗和牺牲坏境的巨大代价之下取得的,利润的很大部分仍然属于在华投资的跨国公司。这种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是必然的。制订真正符合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应该是第一要义)的工业发展与调整政策就必须下大力气,如应该随着国力的提升和人们认识的提高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出现一流科研成果和一流学术精英。

编辑 郭伟 校对 许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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