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加坡华裔女作家尤今以始终“在路上”为生活状态，以跨文化行旅为引线，以旅行中所接触的“人物”为主要描写对象，深入异域文化语境中，向读者展示了全球精彩纷呈的文化图景。在跨文化行旅中，尤今重点关注了对异域文化的“误读”和人际之间的“误解”现象。对这些素材的应用和处理体现了尤今写作“用材不俗”的特点。文章以尤今的跨文化游记为典型案例，说明在当前文化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游记的重要研究价值;同时，分析了尤今游记的叙事策略。尤今通过将“他者”文化做前景化和背景化处理，突出了跨文化行旅中旅行者对人的关注，体现了浓厚的人文主义情怀。

关键词：尤今  跨文化游记  文化误读  人际误解

尤今是新加坡当代华文文坛一颗闪耀的明星。她的跨文化游记作品引起了世界华语文坛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尤其是她在跨文化游记中对人物的关注和描写，更是摆脱了传统游记“只记山水风景”的窠臼，体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同时，她的书写为世界华人文坛的长远发展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和贡献。她的足迹遍布全球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她将旅途中的所见所感诸诸笔端，以流畅、洒脱的写作风格，感染了世界华语圈的读者。她的跨文化行旅向读者们展示了一幅幅生动的文化图景。

她的跨文化游记作品大多以人物为写作对象。尤今在其1991年出版的《浪漫之旅<自序>》中解释了她将跨文化行旅中的焦点聚集在“人物”身上的原因。她说：“动态的人物，在我的游记里，占了主要的篇幅;极少写的，是静态的景物。……景物是千年不变的……然而人民的思想与感情，却常常随着国家的政治形态和经济状况而改变，换言之，人民往往就是国家的缩影。”[1]尤今钟情于对动态的人物进行描写，尝试从对小人物的关注和日常生活的观察中揭示不同社会、不同文化的存在样态。尤今笔下的人物多是房东、出租车司机、餐馆的老板和服务员、小摊的商贩、当地的导游。他们成为作者旅行目的地的社会文化的缩影。从与这些真实的社会人的交往中，旅行者较为直接、客观地了解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在这一点上，尤今和英国作家毛姆极为相似：“他宁愿走百米去和一个聪明的人讲话，也不愿走五米去看一座普通的城镇。对他来说，自然景观没有吸引力，他更倾向于表达对事实的印象，他给我们的不是简单的事实，而是通过文字重新建构的景象。”[2]

作为游记的作者，同时也是游记中的旅行者、故事的讲述者和亲历者，尤今的讲述非常具有说服力。尤今在游记中多次提及她在跨文化行旅中所看到的人们对异域文化的“误读”和人与人之间的“误解”现象。对于“文化误读”和“人际误解”的大量描写表明了尤今想通过自己的跨文化游记来破除挡在文化间的“厚厚的城墙”。她在《<尤今游记自选集>序》（1996）中说：“地球原不大，可是，许多人为的隔阂，却在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筑起了一道又一道厚厚的城墙，从而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误会与误解。人在旅途而深入民间，通过广泛的接触和真诚的交往，无数谬误的见解往往能够得到纠正。”[3]本文尝试从尤今在作品中对“文化误读”和“人际误解”的处理方式入手，揭示跨文化游记打破跨文化理解屏障的作用，促进人们对异域文化的深入了解和在文化全球化时代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重要性等方面的研究价值。

一、文化误读：将“他者”文化前景化

文化误读是跨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文化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会因文化过滤的原因而造成发送者文化的损耗和接受者文化的渗透，这样也就会因发送者文化与接受者文化的差异而造成影响误差，或者叫做创造性接受，这就形成了误读。”[4]在跨文化行旅中，旅行者往往在进入异域文化的地理空间之前，就已经通过各种所能接触到的手段（比如网络、书籍、影视作品等）对旅行目的地产生一定的印象。这些信息往往成为旅行者个体对“他者”文化的“前理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社会集体想象物”对旅行者的“前理解”也会产生重大的影响（旅行者所生活的整个社会对异域文化所普遍持有的看法被称为“社会集体想象物”）。当旅行者以注视者的身份进入到“他者”文化中时，“前理解”势必会遭遇“他者”文化现实的挑战，那些在传播和接受过程中被“误读”的文化因素就会被凸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跨文化行旅提供了将人们对不同文化形成的“前理解”置于文化现实镜鉴之下的机会，因此跨文化游记别具研究价值。

在尤今的跨文化游记中，“文化误读”往往被当做引导“他者”文化的手段，从而成为故事中的一种“前景”。首先，作者谈及自己已经接受的异域文化的形象;然后，通过与当地人的交流交代真实的情况，以打破或纠正或补充自己的“前理解”。所以，我们在作品中会看到旅行者对异域文化态度的转变过程。

尤今在《尤今游记自选集》（1996）后记中提到她到土耳其的行旅。在去土耳其之前，她的认知停留在美国电影《午夜快车》对土耳其的恶意扭曲上。这部拍摄于20世纪70年代的影片意在抨击当时与美国交恶的土耳其，是一部政治性极强的影片。发达的现代媒体传播手段为世界范围的观影者打开了一扇了解土耳其的“窗口”。但是，这是一扇装着变色玻璃的窗口，人们通过这个窗口所窥见的是“带有美国偏见”的土耳其：一个乌烟瘴气、落后贫困的国家;而土耳其人则蛮横残忍。但当尤今深入到土耳其社会中，并通过与当地人的交往和对当地生活的亲身体验，她原来所形成的对土耳其的“误解”被完全颠覆了。通过与当地人爱手金的交往，她对土耳其的印象产生了复杂的变化。当热情的爱手金邀请尤今到他家里做客时，作者这样描述：

这么脏，这么乱的居所，我还是头一遭看到哩：地板上，东一块西一块的铺了六七张地毯。矮几上有喝了一半的茶，一把沾着甜品污渍的刀子，还有小半块爬着蚂蚁的糕饼。矮几下散放着廿多本像簿，几卷未拍的菲林。房间的角落头，一架巨型的织布机，静静地站立着，厚厚的时装杂志，叠的好似小山一般高，而织好了的毛衣呢，这里一件，那里一件，随意的撒搁着。房间中央的书桌，放着从世界各国寄来的信件、日文字典、英文字典、笔记本、奖牌等。书桌底下有大纸箱，里面堆满了书籍。房间靠近大门的角落，有一张长桌，更是乱的不像话，煤气炉、杯子、盘子、汤匙、小刀、咖啡粉、茶叶、茶壶、水瓶等，东倒西歪的，污垢处处。唉，蜘蛛没来结网，真是奇迹！（《爱手金——我的土耳其朋友》）

在作者眼中，这位土耳其人家里脏乱不堪，落后贫困，正好与她之前所接受的有关土耳其人的形象相吻合。但是，当爱手金谈到自己独立的婚姻观，谈到自己靠教日语、当导游和织毛衣辛苦打拼赚钱，尤其是谈到屋中自己织的地毯时，作者的接受屏障被打破了。“他指着一块织着五彩花朵的，说道：‘我喜欢在那块地毯上睡午觉，连梦都飘着花香哩！又指了指一块织着巍峨清真寺的，说：‘这块地毯，是我专门用来读书和看报纸的，每次一坐上去，心境便特别的清静平和。接着，指向了那块织了雄伟海峡大桥的，说：‘我喜欢伏在那儿写信给海外的朋友，地毯里的大桥，好似把我们的心都紧紧的连在一起了！”具有浪漫情怀的爱手金使作者对他和他的居所的印象产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爱手金的居处虽然邋遢不堪，但是，处处寓藏奇趣，经过他一一点明以后，整个房间，都好像涂抹上瑰丽的色彩一样，给人的印象，不再是凌乱不堪，而是鲜明美丽的！”（尤今，1996：118-119）

对于土耳其的社会状况，作者的感受也发生了变化。在尤今的印象中，土耳其伸手要钱的乞丐是“绝无仅有”的。但是，在托普卡宫外面，却遇到了一个八九岁左右的小乞丐。而爱手金的举动使作者对他肃然起敬。“爱手金满脸怒容地抓着那小孩子的手臂，把他拖到一边去，用土耳其话训他;半晌，那小孩头低低的走开了。”爱手金说：“我们的国家是很穷。浩繁的军备开支和沉重的国防负荷直接的影响了百姓的生活。但是，尽管生活贫困，我们却是有自尊的民族。向人乞讨，不是我们土耳其人的本色。”作者深深地被爱手金打动了：“我的心，猛地被一种突发的情愫抓住了——是感动，也是尊敬。一个能够处处顾全民族自尊的人，也必然是个气节高亮的人！”（尤今，1996：122）之后在与爱手金交往的几件事情上，作者更是对爱手金赞美有加。“在土耳其旅行，不但处处有宾至如归的感觉，而且，居然还让我们邂逅了像爱手金这样的君子，真是好运气！”（尤今，1996：125）这样，在作者的注视下，原来的“乌烟瘴气”的土耳其华丽地转化为一个“美丽的君子国”。“土耳其人以他们的热诚友善与诚实朴素的特质，把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化成了笑声处处的人间乐土。”“表面上写的一个特定的土耳其人，实际上，他就是典型土耳其人的化身。”（尤今，1996：420）

在《游牧民族的悲歌——记瑞典境内的拉普族》一文中，作者突出强调了她从书籍文字中获得的对拉普人的“先见”：“我早已根据书本的描述而径自在脑子里绘下了一幅拉普人的图像：粗糙的皮肤、粗壮的身躯;大大的嗓子、大大的脚板。”这些是作者在参观“拉普族博物馆”时，从相关的书本资料上记下来的“套语”。也就是说，一提到“拉普人”时，人们就会想起书中所描述的图像。但是，当真正的拉普族姑娘克斯汀站在作者面前时，作者的反应是：“眼前的她，虽谈不上清丽可人，但却是长得温温雅雅的，颇有教养的样子。”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旅行者的“前理解”与现实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在作者的视野中，她看到了在基仑纳的“咖啡馆、小食店、巴士车站、公园里，（有）好些外表邋遢而精神失去平衡的拉普人，他们或胡言乱语、或对天狂歌、或当众痛哭、或乞讨金钱……”从尤今的身份背景来看，本来这些人的行为应该是令人憎恶的。但是通过克斯汀对游牧族拉普人在“归化”城市的过程中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和认可的解释，作者的“先见”被打破了，“在了解了他们痛苦不堪的内心世界后，对于他们，我心里的感受，当是同情多于厌恶的。”于是，作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唉，拉普人，这种游牧民族的悲歌，究竟唱到什么时候才了结呢？”（尤今，1996：214-219）

可见，“文化误读”被尤今当做叙述故事的一种有效手段，使异域文化前景化。在她的其他跨文化游记作品中有很多类似的实例。比如在《世上荣枯无百年——记墨西哥境内的马雅人》一文中介绍马雅人对本族文化的捍卫;在《不老的阿尔卑斯山》一文中记述奥地利老人在音乐和面包之间的抉择;在《音符活在山穴里》一文中对西班牙吉卜赛人现状的勾描;在《亚马逊丛林之旅》中对秘鲁境内的亚马逊丛林部族文化的刻画;在《那个磨刀的西班牙人》中对西班牙社会中的语言现象的历史追索，等等。在这些跨文化游记中，尤今向读者们诉说着一个个生动感人的人物故事，同时聚焦跨文化“误读”与文化现实之间的冲突和碰撞，通过对其认知过程的剖析和对跨文化“误读”的解构，揭示了不同文化中精彩纷呈的文化景观，有助于读者们不断完善对异域文化的知识构架，重塑异域文化形象。

二、人际误解：将“他者”文化背景化

从尤今的游记中我们可以看出，里面所涉及的误解并不仅仅是因为文化差异所引起的，而往往是由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最最普通不过的琐事所引起的。具体来讲，尤今在跨文化游记中记录的“误解”在同一文化内部也会经常发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从跨文化的角度来解读尤今的作品，可能有些现成的理论是用不上的。作者最终的目的是要向人们展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不管是在同一文化内部还是在不同文化之间）。在尤今的作品中，她将故事的发生空间延伸到了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她向我们传递的不仅仅是世界有什么不同，而且还强调了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中，人们是何等的相似。尤今在处理这一部分素材时体现出超凡的写作能力，她将异域文化背景化，目的是突出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和互相尊重的重要性。

在《钟表店的女孩》一文中，瑞士的“钟表文化”是作为故事的叙述背景来呈现的。其目的不是介绍瑞士的钟表制造业有多么发达，而是通过介绍与钟表制作师之间的冲突和误会，来突出这位钟表制作师的优秀品格。在文章一开始，作者描摹了日内瓦街头浓郁的“钟表文化”气息。紧接着，随着自己旅行的轨迹，来到了一家店铺，接待她并给她拿出一个“音乐钟表”的是一个浓眉大眼的女孩子，笑容可掬。但是，当作者将闹钟“凑到耳边”，“一听之下，便听出了毛病来：这钟，寂然无声。”所以，她就问这个女孩子：“这钟，是不是坏了？”女孩一听这话，脸上的“笑意”转变为“寒霜”，说话时的语气也开始“咄咄逼人”，作者也不示弱，于是两人你一言我一语争执起来。当一位男士过来处理这起“突发事件”时，作者讲明了原委。这位男士耐心地解释这件商品的特点，说明它不是坏的。问及那个女孩恶劣的态度时，男士解释说：“……她是本店最好的钟表制作匠，很为自己的产品而骄傲。刚才你当着她的面说她的产品是坏的，她当然受不了啦！”又说：“这种情形，就好像是当着厨师面前批评他的菜肴难以入口、对着裁缝说她缝的衣服蹩脚难看啊！”这场误会使作者深受触动。于是，“旅行回来，我把这个古典雅致的闹钟搁在书房的案头上。每每看到了它，眼前便不由自主的浮起了一张带着寒霜、有着怒气的脸，然而，我觉得：这是一张美丽的脸。觉得她美，只因为她对自己的工作有着一份狂热的执着。”（尤今，1996：52-54）

在这个故事中，异域文化成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文化不是作者主要的描写对象，故事的冲突也不是由文化差异而引起的。这种人际之间的“误解”在我们生活中是经常发生的，但在作者笔下却成为意义的载体。作者想要记述的是她在异国所接触的一位令人尊敬的钟表制作师，突出表明了对他人的尊重是非常重要的。这里，作者反思的是自己说话的方式，不应当着钟表师的面说人家的产品不好，这明显是对其他工作者的不尊重。所以，被放置在案头的钟表被作者赋予了丰富的含义。

在《汉堡的那碗闭门羹》中，作者讲述了在寒冷的晚上回到住处时，房东亨格尔就是不给开门。其他房客说亨格尔晚上不在这里住，可能没等客人回来他就走了。作者非常生气。但是，当看到亨格尔怀里抱着热水袋回来并真诚地笑着说：“……汉堡这几天的气候反常的冷……担心你们适应不了，所以到附近去给你们借了两只热水袋，夜里放在被窝，睡了比较暖和……”听到这，作者非常羞愧，她写到：“从来没有一刻，我恨自己恨得这样厉害！”由此，作者想要表达的核心被从反面呈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多么宝贵。

在这一案例中，德国汉堡的当地文化被当做故事叙述的背景，而人物成为故事的主体，人与人之间的误解成为故事发展的一种有效机制。通过对误解的突出和解决，作者强化了游记的主题。

另一典型的例子就是《火车上那独眼老头》一文，讲述了作者在从西班牙向葡萄牙旅行的途中对火车上的一位独眼老人的误解。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总之，尤今在这类游记中对异域文化的处理和在上一章所讨论的情况不同，她是将异域文化作为故事的发生背景来处理的，体现了尤今“用材不俗”的写作特点。

三、启示

在跨文化游记中，尤今记录了“文化差异”因素所造成的“文化误读”和“非文化差异”因素造成的人际误解。她的作品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

首先，最重要的启示就是在当今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如何应对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形成的话语暴力。比如尤今在土耳其的所见所闻，与在美国电影中所接受到的关于土耳其的信息是相互矛盾的。如果没有到土耳其的亲身经历和体验，那么作者所接受的对土耳其的“先见”就可能永远不会被打破，人们对异质文化的理解就可能会永远被“遮蔽”在“前理解”之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尤今的跨文化游记起到了“去弊”的作用;同时，说明了强势文化占据了重要的媒介手段，有着极强的话语宣传能力，从而也就掌控了话语权，由此他们可以随意左右人们对异域文化的印象或“前理解”，很容易造成人们对“他者”文化的“误读”。对于当今从事跨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尤今对“他者”文化的亲身体验做出了极好的榜样，她的实践精神对于我们突破“前理解”的屏障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由此看来，我们可以说跨文化游记是对文化误读的一种有效的反拨手段。

第二，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来看，跨文化游记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研究“注视者”与“他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文本。从对尤今的作品分析来看，作为一个“注视者”，她在发现了“他者”文化的同时，也反观了自身的文化。以我之“有”照他者之“无”，或以他者之“有”照我之“无”，参观互较，相互发现、相互证明、相互补充。尤今跨文化游记的重大意义不仅仅是发现了异域文化有多么地不同，而且是通过相互参照更加深入地了解自己和自己所生活的环境。透过对一幕幕误解的“揭幕”与“解构”，尤今以优美而犀利的笔调反思着对异域文化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强调了在跨文化交往中，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与人之间最为宝贵的素质是：相互信任和尊重。

第三，从写作手法来看，尤今在跨文化游记中对人物的描写和对文化的揭示拿捏得非常到位，从而使重点突出，特色鲜明。在展开故事叙述时，注意了悬念的设置和自然、社会环境的衬托作用。她在材料的选取上“用材不俗”，文中对话突出表现了典型人物的特点。对人物的细致观察和行诸笔端与尤今的记者经历分不开。从1976年开始，尤今在《南洋商报》做了七年记者。她在接受采访时说：“7年的记者生涯对我的一生起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我以为记者应具备这样的素质：灵活的头脑、敏锐的观察能力、快速的书写能力和应付压力的能力。这一职业直接训练了我怎样从生活中提取素材，怎样与人应对，怎样面对生活的挑战。”[5]难怪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常常能够体会到报告文学的味道。在谈及自己的创作生涯时，尤今表达了对文学创作的热爱。她在《玲珑人生<自序>》中坦言，她相信“前生为书虫、春蚕、流云、老鹰、喜鹊”，所以“今生才痴爱文字、狂吐文字之丝、漂浮看世界、意志硬如钢铁、以笑声来妆点生活。”[6]

尤今始终保持一种“在路上”的创作精神，将旅行和文学创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她以开放的心态、世界性的眼光审视着这个异彩纷呈的世界和多姿多彩的文化景观;她勇敢地以“他者”身份融入到异质文化之中，以超越性的“他者”视角营造了一个又一个丰富的体验空间;她坚持以“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在异质文化中求索;她以探索和发现的眼光，在与异质文化的对话中找到了同质：相互信任与互相尊重。总之，尤今的跨文化游记大大丰富了世界华语文坛的创作，为新时期的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同时为跨文化研究提供了大量具有研究价值的语料。

注释：

[1]尤今：《浪漫之旅》，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9页。

[2]Anthony Curtis & John Whitehead：《Maugham：Critical Heritage》，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1987年版，第180页。

[3]尤今：《尤今游记自选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4]曹顺庆：《比较文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0页。

[5]东子：《我是一只小小鸟——访新加坡著名女作家尤今》，国际新闻界，1993年，第1期，第8页。

[6]尤今：《玲珑人生》，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

（赵志刚  燕山大学外国语学院  066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