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工体育研究述评

2016-01-04王谦蔡翔飞

体育学刊 2015年6期

王谦　蔡翔飞

摘要：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伴生物，是经济建设和城镇化建设的主力军，是一个巨大的群体。但农民工体育研究较为薄弱，主要体现在研究反映迟钝，跟不上农民工的发展；研究质量不高，现状研究雷同；研究方法单一，问卷调查不规范；研究广度、深度、力度不足。认为农民工的社会改革走向将决定农民工体育研究的走向，提出农民工体育研究应该具有阶段性的特点，分3步走，即市民化初始阶段、市民化发展阶段、市民化基本完成阶段。

关键词：体育社会学；农民工体育；述评

中图分类号：G80-05；D4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6-0048-06

Abstract： Peasant workers are a concomitant of reform and opening in China， a main force for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a huge group of people. However， researches on peasant worker sports are relatively weak， which is mainly embodied in stagnant research reflections failing to catch up with peasant worker development， not high research quality， similar current situation researches， undiversified research methods， not standardized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adequate research extent， depth and intensity. The authors believed that the orientation of social reform of peasant workers will decide the orientation of researches on peasant worker sports， and put forward that researches on peasant worker sports should have stage-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be carried out in 3 steps， namely， citizenization initial stage， citizenization development stage， and citizenization basically completed stage.

Key words： sports sociology；peasant worker sports；review

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农民工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农民工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本地乡镇企业就业的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一部分是外出进入城镇从事第二、三产业的离土又离乡的农村劳动力；狭义的农民工主要是指后一部分人。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我国狭义农民工的数量为1.2亿人左右，广义农民工的数量大约为2亿人。2013年农民工总量2.689 4亿人，比2012年增加633万人，增长2.4%[1]。而“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指80后、90后出生的农民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占总量近半。调查显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达到1.252 8亿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占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农村从业劳动力的比重为65.5%，具有“三高一低”（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工作耐受力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低）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逐渐成为农村外出务工大军中的主力[1]。然而遗憾的是，面对着持续增长的农民工，有关农民工体育研究总量却很少，截至2014年12月13日经中国知网期刊库以“农民工体育”为篇名的检索，仅查到158篇文章。在这些研究中有两篇是属于综述的文章，但其中1篇不仅没有说明综述的时间界限和数量特征，而且内容过于简单[2]；另一篇现状分析所提炼的论点有失偏颇[3]。这两篇文章均难以全面反映农民工体育研究的现状，特别是缺乏以社会大背景为依据的前瞻性思考。由此促成本研究，试图对农民工体育研究取得的成绩及存在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并展望未来农民工的体育研究。

1 研究内容概况

检索到的158篇农民工体育研究文章中，发表时间与数量是：2006年5篇，2007年14篇，2008年14篇，2009年21篇，2010年20篇，2011年20篇，2012年25篇，2013年19篇，2014年20篇。158篇文章，大体可以分为纯理论研究、基于某一理论视域下的经验研究和现状调查3大类以及两篇综述类的文章。纯理论研究和基于某一理论视域下的经验研究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生物科学和和心理学。现状调查包括农民工体育的现状、影响因素、发展模式、对策等的研究，涉及到长三角、珠三角、东南沿海，以及湖南、辽宁，西安、厦门、成都、武汉、乌鲁木齐等省市。

1.1 纯理论分析的研究

刘宏业[4]认为，农民工体育“荒漠化”现象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的“低水平”之中：一是农民工体育活动参与现状的低水平；二是农民工参与体育活动主体需求的低水平；三是农民工参与体育活动的社会供给的低水平。其社会致因是城乡二元分割客观上把农民工排斥在以市民为对象的城市体育服务体系之外；城市与农村的文化冲突无形中阻碍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体育融合；社会弱势地位和体育话语权的丧失，导致城市社会对农民工体育需求的忽视；政府职能部门及其管理的缺位导致农民工体育责任主体的缺失；经济的贫困和工作的艰苦对农民工参与体育文化活动需要构成了刚性制约；体育认知与价值观偏差，严重削弱了全民健身计划对农民工群体的拉动作用。张群华[5]指出，20世纪末，普适公民观屡遭多元文化主义者的猛烈批评，“差异公民”的概念应运而生，“差异公民理论”的实质就是既要承认其公民身份中的公共价值取向，又要承认其拥有的特殊身份的差异性，即“少数权利”。新中国的政治实践，其实也早已有了这种差异政治实施的成功先例，那就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特别行政区制度。由此可见，差异公民理论（身份）在中国并非不可能实现，差异公民理论在中国的农民工体育问题的救治过程当中，也不缺成功经验可借鉴。张世威等[6]指出，“社会排斥”的研究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法国，如今，“社会排斥”成了国际社会政策研究领域高频率使用的一个词，一般指“某些人们或地区遭受诸如失业、歧视、技能缺乏、收入低下、住房困难、罪案高发环境、丧失健康以及家庭破裂等交织在一起的综合性问题时所发生的现象”。社会排斥，特别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制度无疑是造成我国农民工体育话语权缺失的根源。为此，提出了变户籍管理为身份管理，实行“一族两策”；创新就业制度，实现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就业的平等；建立维权体系，加强监管，构建社会认同体系等加强农民工体育话语权的策略。陈小蓉等[7]认为，农民工作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权利都难以得到真正保证，更不用说体育的权利。因此，以权利的五要素为基础，理解农民工体育权利的内涵，显然是不合适的。农民工体育权利由积极参与权利和消极享有权利构成，而农民工体育权利的实现是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当前阶段，相比于农民工的积极体育权利而言，农民工的消极体育权利更为重要，即农民工享有体育活动自由被免于侵犯的权利；农民工享有平等地使用城市公共体育资源的权利；农民工享有体育相关信息的知情权等。它是农民工最低限度的体育权利。农民工体育权利的实现要以保证农民工消极体育权利能够实现作为首要任务。张新萍[8]以法社会学基本理论为指导，从个人（农民工自身条件）、社会（资源分配不均和社会排斥）、国家（政府监护与保障不利）等3个层面深入分析了实现农民工体育权利的制约因素，并提出大力推进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构建农民工体育权利社会支持体系，加强农民工体育组织建设，以农民工自我发展为基础，提升农民工体育权利意识等实现农民工法定权利的现实路径。何元春等[9]以公共选择理论为研究视角研究农民工体育的边缘化问题。文中列举了体育资源供给水平低等3个边缘化的表现形式，并运用公共选择理论从国家层面、地方政府（或官员）层面，以及选民角度和利益群体角度进行了归因分析，并提出重塑科学政绩观；重构体育资源配置管理体制；赋予农民工有限特权，为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松绑；“代农民工立言”；着力建设农民工体育公共品供给的社会化监督网络。

1.2 基于某一理论视域下的经验研究

齐红梅等[10]从生物科学的视角，随机抽取了广州市4个行业20～40岁（平均年龄（28.3±7.1））岁的健康男性农民工338名，对其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身体测量，得出的结论是：广州城市男性农民工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和行为欠缺；体育锻炼行为阶段对身体机能无显著影响；自身身体机能状况的体验有助于体育行为的改变；体育锻炼行为对身体机能带来的良性效果需要较长时间。谢恩礼[11]运用跨模型理论（TTM）对皖江城市1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体育锻炼行为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处于不同锻炼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项目选择特征排在首位的是观赏性强的项目，其参与动因特征排在首位的是强身健体，处在不同阶段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效能之间的差异非常显著，他们处于维持阶段与行动阶段的自我效能值较高，相对处于前意向阶段与意向阶段的自我效能值较低，随着不同锻炼阶段的变化，自我效能值呈线性上升趋势。陈升[12]指出，社会极化（理论）是指在社会中不同阶层间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是指构成城市这一社会空间实体内各阶层，特别是最高与最低阶层之间相互悬殊、彼此社会距离扩大的社会现象。该文根据中国地理位置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分别抽取了东中西部地区的北京、上海、福州、广州、南京、长沙、重庆等城市为研究单位，在建筑、餐饮、服务、环保等部门抽取1 800名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调查对象，研究指出，社会极化现状导致了社会阶层差异的扩大，进而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体育生活方式、体育生活空间以及体育运动需求的相对趋同性。并建议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加强新生代农民工与中、上层人群的体育文化交流，构建农民工体育需求的长效表达机制，这可以成为社会极化背景下解决农民工体育需求边缘化的有效手段。

1.3 现状调查

戴霞[13]以珠三角深圳、广州等6个主要城市的24家工厂的农民工2 405人为调查对象，采用结构方程构建模型对通过因子分析法提取的7个主因子与体育锻炼行为进行多关系分析。结果显示：身体健康、经济条件、社区与企业体育因子对农民工的体育锻炼行为具有显著的正效应。工作与生活压力因子则对锻炼行为有显著负效应。文化与生活方式、心理与生存压力、体育态度与能力尚未成为农民工体育锻炼的主要影响因子。张学研等[14]对东南沿海地区的14个主要城市的5 000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45岁以下和初中文化水平者是参加体育活动的主力军，其中男性明显高于女性。体育活动主要是利用不收费的场地，活动时间不固定。在活动动机中健身、娱乐、健美排前3位。活动项目选择的前3位是散步跑步、三大球和羽毛球。其闲暇时间的利用主要是看电视、书报等，体育活动的被选率靠后，达到体育人口标准的只占7.8%。影响其参加体育活动的主要因素是工作时间长、劳累，收入低，对体育锻炼认识不足。华力等[15]以武汉市7个城区的18岁以上农民工1 000名为研究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参加体育活动者只占被调查总数的11.7%，以31～40岁的中青年为主体，男性远远高于女性，其中经常参加的只占2.3%。文化程度越高，体育参与的程度就越高。参加体育活动的主要动机是健身、调解情绪和娱乐。受经济条件制约，体育消费水平很低。党挺[16]以西安市从事建筑业的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问卷调查了西安市9区4县24个街道办的1 200人，结果表明：建筑业农民工的主体是20～40岁的人群，他们虽然重视健康，但体育意识不强，从不参加者占51.4%，参加者中也很少有达到体育人口标准的。在参加者中，首选项目是散步跑步（61.7%），其次为乒乓羽毛球（20.9%），锻炼地点主要是工作单位和住居周围不收费的场所，体育消费水平很低。生存压力大、收入水平低和闲暇时间少是影响他们体育参与的主要因素。该文还指出，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喜欢城市生活，希望得到城市居民的尊重，更希望成为城市的一员。王峰等[17]选取湖南省耒阳市、常宁市、嘉禾县等15个县市的500名80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在485份有效问卷中，参加体育活动者195人（占40.2%），主要活动动机是增强体质、减压和交往；选择的主要项目是篮球、乒乓球和羽毛球；活动地点主要是免费的场所；月收入在800～2 000元之间的占82.5%，体育消费水平很低；影响他们参加体育活动的主要因素是体育意识不强、工作时间长和收入水平低。王晓贞[18]以江苏苏南、苏中和苏北地区的6城市随机抽取新生代农民工800人为调查对象，对他们的体育消费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群体文化程度以高中为主，月收入多为800～1 200元；消费方式主要以实物型消费为主，劳务型消费（参加各种健身技能培训等）相对较高；年消费额集中在51～200元；体育消费意识较低；影响其体育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水平、余暇时间和受教育程度等。李谦等[19]以300名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农民工为研究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对象中有47.5%的人从不参加体育锻炼。参加者的锻炼时间和次数不等，主要动机是健身和休闲娱乐，内容是散步、跑步、爬山为主。由于场地的原因，一些民族传统项目如角力、斗鸡、且力西等无法开展。康贵江等[20]以辽宁省铁岭市的743名18～30岁的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群体文化程度较高（本科7.8%、大专22.3%、中专和高中26.4），对健康和体育锻炼的重要性有较高认识，对《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有一定了解。其锻炼的主要动机是健身和休闲娱乐，首选的锻炼项目是乒乓球、羽毛球和三大球，但达到体育人口标准的只占12.1%，近半数的人每周锻炼不足1小时。他们具有一定的体育实物消费积极性，年消费额在200～400元的占40.6%，在400元以上的占21.9%。

2 研究取得的成绩与存在问题

2.1 成绩

1）农民工体育研究逐渐受到关注。

2006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的通知。为贯彻落实“通知”精神，中国卫生部确定了2006年农民工医疗卫生工作的五大计划，中国工会提出了“农民工有困难找工会”的口号，并提出要集中为农民工办“十件实事”（包括法律援助、劳动合同、社会保障、追讨欠薪、民主管理、帮扶救助、教育培训等）。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06年，是我国农民工工作取得显著成效的一年，也是农民工得到实惠最多的一年。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农民工体育的问题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从2006年发表5篇文章至2012年发表25篇文章，7年时间里发表数量总体呈上升的趋势，表明农民工体育的问题逐渐受到体育学术界的关注。

2）为人们了解农民工体育的现状提供了参考。

158篇文章从理论到实践，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到生物科学和心理学，从现状描述到趋势分析，从影响因素到发展对策，从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较为广泛地为人们从体育的侧面认识和了解农民工的工作与生存状态提供了参考素材，为推动农民工体育研究向纵深发展提供了借鉴，为政府体育行政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法规、促进体育公共服务、特别是规划流动人口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参考。

3）促进了农民工体育实践的发展。

科学研究的目的不是仅为科学研究的成果积累而存在的，重要的是通过研究促进实践的发展，而实践的发展又会不断要求科学研究水平的提高。研究者们要求重视农民工体育的一系列主张，都是一种对社会改革的呼唤，而社会改革的每一进步，都会给农民工带来实惠，都会有利于农民工体育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体育研究不仅促进了研究本身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工体育实践的发展。

2.2 问题

1）体育学术界对农民工问题整体反应迟钝。

改革开放后，民工潮的奔涌是颇具中国特色的一个跨世纪特征，是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通过“搜狗问问”的网上查询得到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1994年中国的农民工数量为6 000万人，2000年达到8 840万人，2003年则上升至11 400万人。至此，民工潮已经奔涌了20多年。经中国知网以“农民工”为篇名中核心概念的检索（1979—2003），社会科学界已发表了482篇文章，而尚无一篇农民工体育研究的文章问世，直到2006年农民工体育问题才开始引起体育学术界的关注，足以表明体育学术界对农民工问题整体反应迟钝。

2）论文数量偏少，质量不高，现状调查雷同。

农民工体育研究虽然逐渐受到关注，但不等于受到重视。本研究以1979—2014年为时间期限，分别以“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学校体育”和“农民工”为篇名中的核心概念，经中国知网期刊库查询，分别得到3 993、4 052、8 301和25 836篇文章，分别是农民工体育研究论文发表量的24.89、25.64、52.54和163.52倍。158篇文章，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有41篇，占25.95%。158篇文章被引总数为811，平均被引率为5.13。所谓现状调查雷同，即农民工体育锻炼的动机、场所和内容选择、参与频率和性别差异、体育消费和影响因素等大同小异，“所不同的只是现状调查的地理位置（地区）和所得数据的差异。虽然对策或建议部分都言之有理，但多数‘似曾相识，缺乏创意”[21]。

3）研究方法单一，问卷调查不规范。

个案法、参与观察和社会实验法等的应用，曾产生过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名作，如“马林诺斯基的《西太平洋航海者》、威廉·福特·（Willinm Foote Whyte）的《街角社会》、中国学者费孝通的《江村经济》”[22]。这些方法可以使研究更具针对性、更深入、更详尽、更具说服力。但遗憾的是，无论是基于某一理论视域下的经验研究，还是现状调查中，几乎都没有见到这些方法的应用，而大多数是千篇一律的问卷调查。在应用问卷调查时，除必须遵照社会学关于问卷设计的要求和进行效度与信度检验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样本容量的确定（科学计算）和抽样方法（涉及调查总体、抽样单位、抽样框、置信水平和抽样误差等）的选择。但绝大多数研究都没有做到这一点，特别是样本容量的确定随意性很大，300多人或700多人可以代表一座城市的农民工，500多人或800多人可以代表一个省的农民工，更有甚者涉及16个城市的研究单位，不仅没有说明抽样方法，连样本容量的具体人数都没有，文中的一些表格数据一律用百分比标记[23]，其调查的真实性该受到质疑。当然，也有个别达到一二千人的调查样本，但均未说明是如何确定的，缺乏科学依据。“就总体而言，缺少样本容量计算和科学抽样的问卷调查，其结果的可信度要大打折扣”[21]。

4）不该隐匿的被调查地区和单位。

在社会调查中，除涉及国家和军事机密外，不该隐匿被调查地区和单位的真实名称。况且，真正涉及到国家和军事机密的单位是不允许进行社会调查的。即便允许，也需要相关部门的层层批准和保密部门的配合，调查结果也只限于内部参考，不会公开发表。一项事关农民工体育的调查并不涉及国家和军事机密。因此，这种以 HB省BG镇BBJ工厂[24]的匿名做法，容易让人们质疑其研究的真实性。

5）研究的广度、深度、力度不足。

所谓“广度”，可以理解为研究内容涉猎的范围。在内部，缺少心理学、生物科学和新老农民工体育的比较研究；在外部缺少向社会改革、农村改革、城市化，特别是新型城镇化等社会大背景的延伸。所谓“深度”，可以理解为研究内容的深刻性。158篇文章虽不乏精品之作，但总体上缺乏深度，研究中应当表现出的解释性、批评性、预测性被忽略了，特别是现状调查，低水平重复研究的现象严重，个别文章即便用“粗制滥造”形容或许也不为过。所谓“力度”，可以理解为研究内容的创新程度。无论是纯理论的研究、基于某一理论视域下的经验研究，还是现状调查，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明显不足。

3 对农民工体育研究的展望

3.1 农民工的社会改革走向将决定农民工体育研究的走向

王铮[25]指出：“农民工体育的根本问题不在于体育而在于社会。”笔者赞同这一观点。因为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是历史的必然选择。2015年2月初，国家发改委等11部门下发《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及《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将北京市通州区等62个城市（镇）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根据方案，北京市通州区将推进积分落户政策，以具有合法稳定就业等为主要指标，合理设置积分分值，达到一定分值的可以申请落户。在此之前，广东、上海、天津、江苏、青岛等地已积极地进行了外来工积分落户的户籍制度改革探索与实践。“农民工”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概念最终将淡出历史舞台，届时，农民工体育也就不复存在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工的社会改革走向将决定农民工体育研究的走向。

3.2 农民工体育研究宜分3步走

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没有同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庞大的、独特的社会群体，其市民化进程将是一个具有阶段性的较长历史时期。为此，农民工体育的研究也应该具有阶段性的特点，本研究提出农民工体育研究分3步走的建议。

第1步，市民化初始阶段的研究要点。在此阶段，虽然农民工问题已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及全社会的关注，但农民工的庞大性和独特性依然存在，农民工体育的问题仍然可以作为一个独特的体育问题加以研究。但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第1，关心农民工的身心健康，逆转生物科学和心理学研究的弱势，强化促进农民工的身心健康的研究，提倡实验研究与追踪研究。第2，继续重视农民工体育权益的研究，加强新老农民工体育的比较研究。第3，努力提高现状调查的研究质量，注重样本容量确定和抽样方法选择的科学性，力求客观、真实地反映农民工体育的现状。此外，现状调查不要只囿于体育活动，也可向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方面做适当延伸，以进一步了解其和体育活动之间的相互关联。第4，向农村改革和新型城镇化的大背景延伸，寻找农民工体育发展的新路径。

第2步，市民化发展阶段的研究要点。在此阶段，可以说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这时的研究应该在两个方向上进行思考：第1，是获得城市户籍身份的新市民。农民工在转换为市民身份后，还面临着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乃至价值观、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等向城市的转换与融合，此时的新市民体育可能会有既不完全同于老市民，又不同于农民工的特点。此外，还有必要考虑的是新市民的体育发展如何与新市民的现代市民教育相结合。第2，尚未获得城市户籍身份的农民工已经是新新生代农民工了，他们的文化水平、权利意识、价值观念、职业选择等，都有可能强于老一辈和新生代农民工，他们更趋于城市化。所以，他们既与老一辈的农民工有所区别，又与新生代农民工有所区别。与此同时，他们工作生存的社会背景也将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此时的研究导向，不宜再将农民工体育与城市社区体育相分离，“发展农民工体育”、“创建农民工体育组织”和“农民工运动会”等已成为历史，“农民工体育”将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淡出。新新生代农民工将被视为准市民，纳入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社区体育，享受平等的体育公共服务。在研究方法上，此阶段更适宜选用比较法、社会实验、个案研究乃至参与观察。

第3步，市民化基本完成阶段的研究要点。所谓市民化基本完成阶段，是指中国工业化、城镇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同步发展时代的到来，标志着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已经终止，取而代之的将是迁徙自由政策下城乡间的常态人口流动（地理空间移动）和社会流动（人们在社会关系空间中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移动）[26]。从农民工体育发展的历史延续性角度看，在此阶段，农民工体育虽然同“农民工”这一概念一起不复存在了，但农村并没有完全消失。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与现代化的长期进程，在市民化初始阶段和市民化发展阶段在城市里务工的农民工，也并不是全部进城获得市民身份，他们之中已有一部分返回农村成为新一代的现代农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体育还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城市市民不仅具有生物年龄上的老中青特征，还具有户籍上的老中青特征。这或许会给我们未来城乡一体化的体育研究留下许多想象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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