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安丽

摘 要：对汉水流域同根同源的“三龙”文化进行了调查和分析，认为襄阳龙舟的赛事化、汉阳高龙的产业化以及潜江草龙的边缘化，归因于不同的地理位置、组织和管理方式、民众需求与传承方式；应通过注重现代精神与传统文化的统一，推动汉水流域民俗體育的赛事化；兼顾经济效益与人文价值，形成汉水民俗体育的产业化发展模式；通过国家的政策支持和民众的文化自觉，防止汉水流域民俗体育的边缘化。

关 键 词：民俗体育；“三龙”文化；汉水流域

中图分类号：K890；G8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5）06-0111-05

Abstract： The author conducted a survey and system analysis on “Three Dragon Cultures” that have the same origin in the Han River region， and put forward the following opinions： the competition-oriented development of Xiang Yang Dragon Boat，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Han Yang Tall Dragon and the marginalization of Qian Jiang Hay Dragon are caused by different geographical locations，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manners， public needs and inheritance manners； related authorities should boost the competition-oriented development of folk sports in the Han River region by focusing on the unification of modern spirit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form a mode of development of modernization of folk sports in the Han River region by concurrently considering economic benefits and humanistic values， and prevent the marginalization of folk sports in the Han River region by utilizing the states policy support and the publics cultural awareness.

Key words： folk sports；Three Dragon Cultures；Han River region

汉水流域是汉民族的发源地和汉文化的源头，汇聚了秦陇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是中国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1]。汉水流域民俗体育文化源远流长，文化资源丰富，尤其是崇龙习俗传承在与现代西方文化碰撞、冲突的过程中，汉水流域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既面临机遇，也存在挑战。“三龙”是汉水流域民俗体育龙文化的典型个例，它们的传承和发展，对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和典型意义。

“三龙”，主要是指汉水流域同根同源、不同地段、不同发展态势的3种龙文化活动，包括汉水流域中段，主要在城市社区开展的、处于赛事化转型期的襄阳龙舟；汉水下段、盛行在城市近郊的、趋于产业化的汉阳高龙和偶尔在边远农村开展的、濒临灭绝的潜江龙湾镇草龙。史料记载，襄阳龙舟早在隋唐时期就已出现，源于纪念楚国爱国忠臣屈原“鼓棹争归，迅楫齐驰，喧振水陆，棹歌乱响”，延续千年发展至今成为集纪念、驱灾、祈福、娱乐、健身为一体的民俗活动。根据实地调研可知，襄阳过去“划龙船”也称“玩龙船”，以前每年五月初五至十五期间，伴随着“咚锵咚锵”的锣鼓声在江河上玩起龙船，传统的龙舟直接用平日装运货物的船只装扮而成，活动组织主要是商会的头目，组织各码头进行划龙舟比赛，主要是比士气、赛势力；活动的参与者主要是“脚夫”即“搬运工”。后因土地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划龙船”活动被迫中断。史书同样记载了舞龙活动的起源，舞龙活动源于“土龙致雨”，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了变异，又因泥土易雨蚀，舞动不灵活，不同地域就采用了不同的材料取而代之[2]。汉阳高龙相传已有1 300多年的历史，过去主要采用的是竹篾扎成的灯笼，外盖白布，内点燃烛，整条龙分为13小节，每年春节的正月十一至十五期间，由李姓家族成员组成的舞龙队在庙会、龙洋村及邻村玩耍。潜江草龙与汉族龙文化和先秦求雨传说一脉相承，据《来凤县志》记载“编草为龙”，整条龙都是以农作物、稻草为原材料，龙身用竹篾做支撑。舞草龙活动基本上在春节期间的3天里举行，具体时间并未固定。

笔者分别于2014年春节、端午节和2015年春节节庆期间，对“三龙”进行了实地调查，并通过与“三龙”所在地的体育局和文化馆的负责人、项目传承人和负责人、活动参与者等的深度访谈，获得了较为宝贵的详实资料，深化和弥补了已有研究在主要内容和具体方法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进而丰富和夯实了汉水流域民俗体育文化的内容体系和研究基础。

1 汉水流域民俗体育“三龙”文化的现状

深入了解“三龙”文化的发展现状，是保护和传承汉水流域民俗体育文化的前提。根据文化论的代表人物马凌洛夫斯基的观点，文化主要包括3因子结构，即器物（物质）、社会组织（制度）和精神（思想）3层结构。基于此，笔者主要从物质、制度和思想3层结构系统分析“三龙”文化的发展现状。

1.1 城市社区襄阳龙舟竞渡的赛事化

襄阳龙舟已经从民俗活动中转型与现代体育融合，将发源于汉水的龙舟赛以“中华龙舟赛”的形式逐渐与国际龙舟赛接轨（本研究称为“赛事化”）。自2010年襄阳恢复龙舟赛以来，该赛事按照现代龙舟赛的组织模式逐渐完善，从龙舟的器材、比赛规格、竞赛规程以及资金筹集、广告宣传，都彰显出现代赛事的特征。

龙舟赛采用的器材，已经完全脱离了过去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船”，改由专门的体育器材生产厂家制作，对龙舟规格甚至误差都做出了明确规定。龙舟竞赛的场地，从航道的设置到安全措施，也做出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迄今，襄阳龙舟赛已经成功举办了6届，日趋制度化和常态化。龙舟的技战术更需要经过专门训练，不仅要求超人的力量、速度、耐力、灵敏，还需要完美的技、战术，以及良好的配合与心理素质，这些都给参与者训练和比赛指明了方向。

龙舟赛事组织由政府主办，体育局承办，相关政府部门及赞助企业携手共管；竞赛规则明确了竞赛的组别、航道、场地、比赛器材、参赛人员，甚至参赛服装也被严格规定；竞赛项目包括直道竞速500 m和800 m、混合直道竞速800 m，竞赛规则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竞赛规则，完全标准化、规范化；参赛人员，大部分来自本地，也有部分受邀的选手来自外地。关于本地参赛队员，主要由指定单位选派，以及襄阳文理一中派出的体育高考专业队成员。

襄阳龙舟开赛前要举行简单的“点睛”仪式，仪式独具特色，有利于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和良好价值观的宣导。正如高丙中[2]所言：“个人、社会和国家都不是自然而然成为其本身的，而是经过文化、心理认同产生的，这种认同恰恰是通过符号和仪式的运作产生”。而襄阳龙舟的“点睛”仪式，则是一套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弘扬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仪式。根据实地调查可知，参赛队员参赛的目的或是“为了锻炼身体，结识朋友”；或是“为了争夺名次，有益于高考单招升学”。在某种程度上，这也表明被宗教信仰所羁绊的民俗体育已经真正转型，开始从娱神转向娱己、娱人。

1.2 城市近郊汉阳高龙的产业化

所谓高龙的产业化，主要指在市场经济主導下、振兴文化产业的背景下，高龙已经从过去娱神、娱人的民俗活动，转型为具备一定经济创收能力的商业活动；政府也为之积极出台政策，鼓励文化产业创新，努力打造“高龙一条街”；高龙传承人也在汉阳区世纪龙城成立了“高龙文化艺术有限公司”，通过庆典活动表演以及相关产业发展，提供生产性经营活动，朝着产业化方向发展。正月十一至十五期间，高龙不仅延续本村落和社区的舞龙习俗，而且还应邀到外地去展演。早在1999年，就曾应邀参加在北京天安门举行的“迎澳门回归”庆典舞龙大赛，之后还应邀到澳门进行表演。此外，在节日庆典和婚丧嫁娶等重要场合，“高龙”表演通常是有偿的重要表演项目。

高龙的器具已高度专门化，更加讲究精美的设计：龙头制作成“工”字型，且将中国传统的太极图置于其中；为了表演美观、方便，龙身设计将串在一起的龙节子做成各自独立的13节，组成1条大龙和8条小龙展演。高龙将竞技舞龙与传统舞龙相结合，增添了高难技术动作，如叩、扫、举、托、口衔齿顶等技术；高龙原本属于燃烛类的竖式龙，是龙文化中的奇珍异宝，于2008年成功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受文化遗产公约制约，国家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形成了国家、省、市、区文化馆等层级保护体系，高龙所在地的龙阳社区李姓家族族长亲自组织，形成了网络化的组织管理结构。

高龙从起扎到开光、化龙都必须遵循严格的程序和禁忌。如迎神、娱神和送神，迎神过程虔诚备至，刺喉见血、道士念经、烧香磕头；娱神过程中“龙”不可随意放置，不可冒犯了神；送神即正月十五晚上“化龙”，送龙上天，唯恐不及时送上天会引来灾祸等等。人们对高龙是“神龙”的信仰通过一定的仪式过程来表达，借助于象征意义的符号，引起本族人们的情感和动机共鸣，当然仪式的进行往往诱导人们滑入宗教概念界定的意义框架，但是仪式过后，人们又迅速回归日常生活世界[3]。根据调研可知，对于高龙的多种禁忌，社区民众多表示“信则有，不信则无”，而年轻人与年长者在信仰程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究其原因，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剥离了神灵与禁忌的神秘面纱，让民众更加崇尚健身、娱乐；另一方面，日益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使得社会变化日新月异，那些科学知识掌握不多、相对封闭的年长者，不自觉地希望通过已有的群体记忆和文化传统获得精神慰藉和寄托。

1.3 边远农村潜江草龙的边缘化

改革开放后，草龙与高龙一样重新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物质文化层面，其未能脱离日常生活形态，依旧直接取材于现成的农作物。时代飞速发展，社会日新月异，当人们的精神需求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变而不断追求新、奇、异时，产生物质文化形态与人们精神需求的解构在所难免。特别是人们在追求健身、娱乐时，草龙还停留在“只要有力气就行”，这显然已与人们的需求格格不入。而当物质文化形态落后于精神需求时，原本协调的文化结构必将遭遇解构，趋于碎片化。

由于草龙开展地多处边远农村，一方面，农村的青壮年都涌向了城市，留守农村的大多是老年人，因其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健身、娱乐；加之农村社区的文体活动组织缺乏、活动贫乏。另外一方面，由于年轻人外出受到新鲜事物的影响，面对多样化娱乐方式的诱惑，逐渐失去了对草龙的兴趣。草龙的组织主要由龙湾镇文化馆负责，参与人员、组织经费都存在不确定性；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对其的保护不够重视，民众也缺乏自觉保护文化的意识。

草龙仪式在起扎时要念咒语，咒语的具体内容多不为常人所知，也因此增添了一种神秘感；同时，舞草龙在春节期间只能舞3天，舞完就“化掉”。年长者认为舞草龙具有神奇的消灾效果，但是年轻人则认为“只有高兴事发生时，才可以热闹热闹”。可见，龙信仰也存在明显的年龄差异。细究之，年长者之所以信舞草龙，主要基于早年形成的观念。毕竟，只有得到文化认同，才有助于传承。而年长者与年轻者之间存在的信仰差异，使得在草龙的传承方面存在困难，进而造成了草龙的边缘化。

民俗体育植根于农耕社会，面对现代社会工业化、信息化的快速转型，处于文化结构最表层的物质文化，最易发生变迁。精神文化处于文化结构的核心层，虽然马克思·韦伯认为社会传统文化的心理结构如同“原始花岗岩”[4]，具有超稳定性，但是3种龙文化的物质文化结构与精神文化的解构，却使之重构成为必然。“三龙”文化仪式，普遍出现了简化。仪式背后的象征体系也在发生改变，思想观念也已经发生部分或者完全改变，趋于关注身体健康，以健身娱乐为主。事实上，我们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和优秀成分，而非带有封建迷信或浓重神秘色彩的内容。

2 “三龙”文化发展现状的原因

2.1 地理位置的影响

襄阳自古被记载为“南船北马，七省通衢”，襄阳龙舟不仅是因为襄阳与屈原故里秭归比邻，而且因为历史时期“船”是襄阳襄城与樊城往来的必要交通工具。襄阳龙舟位于襄阳城区，城市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随着现代社会转型，闲暇时间增多，精神需求增加，尤其是欣赏、感受及参与体育运动的体验增强，同时襄阳有识之士为打造襄阳城市品牌，呼吁龙舟赛重新回归襄阳人们的生活，襄阳龙舟赛自回归之日起即转型为赛事。高龙所在地为城乡结合部，城市化进程使得“农民变市民”。“新市民”为适应地域发展必须做出调适性改变，加之国家大力提倡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文化产业，社会发展和政策的双重驱动使得当地农民将传统高龙与现代竞技表演相结合，开启了高龙产业化的发展道路。草龙所在地潜江龙湾，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边远农村的地理位置影响着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草龙也依然保持着“原汁原味”，显得与时代发展极不协调。

可见，城市与乡村天生存在着紧密联系，城市是文化创新的基础，离城市越近，接受城市信息越快，自身发展变化越迅速[5]。随着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改变，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也将做出积极反应。社会地理环境的改变对于民众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都将产生有利的影响[5]。而“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其缘由，无外乎地理环境之差别，影响到其生产生活方式，进而影响到文化及其精神”[6]。“襄阳龙舟”、“汉阳高龙”和“潜江草龙”的发展现状，都是适应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改变的结果，由此也造就了3者的不同发展态势。

2.2 组织和管理方式的差异

民俗体育主要源于基层民众的日常生活，是一种生活文化。随着时代发展，民俗体育发展趋向不一，而不同的组织和管理方式是重要成因之一。如龙舟赛之类的民俗体育活动归属于体育部门管理，舞龙等民俗体育活动归属于文化管理部门管理。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促进文化大发展和大繁荣的背景下，应该特别注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事实上，龙文化的制度文化，特别是龙文化活动的组织，却受制于不同的管理结构。

组织为民俗体育活动的开展，提供制度保障、经费支持和参与人员。所以，有序的管理是保证民俗体育活动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自2010年起，襄阳的龙舟赛由市政府主办，体育局承办，市文明办、公安局、市武警支队、市城管执法局、市交通局、市水利局、市文体新局、新闻媒体一同协办，齐抓共管，促使龙舟赛事的顺利进行[7]。高龙和草龙归属于文化部门管理，因高龙成功申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草龙只申报成为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二者的组织和管理明显不同。即高龙组织受到国家、省、市和社区的高度重视，项目传承人也是家族中较有威望的长者；而草龙主要是镇文化馆干部参与管理，其传承人主要是懂得扎制草龙技术的老者。高龙本身是李姓家族祖先传承下来的习俗，李姓的族长负责牵头组织高龙活动，将国家保护力度与民众文化自觉紧密结合在一起，有效促进了高龙活动的开展。草龙虽然也成功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市级非遗保护的政策落实不到位，多停留在纸上；虽遴选了草龙文化传承人，但是过去由乡绅或者保甲长组织的草龙，现在需要具有一定的经济地位或者社会威望的人士组织，而只懂得扎龙技术的传承人对于活动的组织，号召力不强。可以说，“三龙”文化的组织和管理制度不一，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其发展。

2.3 民众需求的推动

人，是文化的主体，也是创造文化的主体。不同地域、不同生活环境的人，文化创造和价值追求不同。襄阳龙舟在“文化强市”的时代背景下，为打造襄阳的城市名片，民众呼吁襄阳传统的龙舟赛重新回归现实生活。一方面，旨在推动全民健身活动，满足城市社区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健身需求；另一方面，为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彰显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以及自强不息、勇于拼搏的精神。龙舟赛采用市场化运作，赞助商家不少，参赛单位也近20家，辖区内按计划要求参赛，辖区外免费邀请参赛，已经成为襄阳“历史文化名城”的传统。但是，賽事之后龙舟束之高阁，并没有吸引更多的爱好者参与锻炼，喧嚣之后传统文化并未深入人心。据调研可知，学校引入龙舟赛事主要为了追求高升学率。何况，并非每所高中都有条件开展龙舟赛事。事实上，这种功利化的取向，不关心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教育，也不利于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此外，高龙所在社区因为城市扩张以及城中村改造，农民变市民，使得高龙朝着产业化方向发展，既满足了民众的精神需求，也适应了他们的生产需要。如龙阳社区成立的“高龙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投资创办了“高龙学校”，“高龙水产品公司”、“高龙饲料公司”，产业化过程中存在着急功近利倾向，打造“高龙”牌，偏离民俗体育主体产业。关于草龙，因其依旧保持着“原汁原味”，而这种“社会结构方面的整合与存在与文化方面的整合形式之间的断裂”[8]，使其文化意义与村民的需求之间出现不协调。相比之下，草龙文化则明显体现了活动承载的意义与村民需求的协调。总之，主体需求是民俗体育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正是“三龙”文化主体需求的不同，才造就了三者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2.4 传承方式的影响

民俗体育脱离不开身体活动，具有健身、娱乐和调节情感的作用。“三龙”文化在功能上的差异，致使其传承方式不一。襄阳龙舟主要是通过学校传承，尤其是通过少数有体育专长的学生传承，如选派体育教师外出学习或考察，参与国家级、省级的龙舟理论培训，传授龙舟相关技能知识给学生。高龙的传承主要是家族传承为主，世代沿袭；而随着城市扩张，家族居住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家族成员分散于社区之中，只能每月派省级传承人定期进入社区培训。草龙因为地理位置、历史渊源以及保护力度等各方面的原因，传承主要是家庭式的，传承人子孙耳闻目睹，并没有通畅的传承渠道；当地文化馆虽然积极抢救，但因大量青年涌向城市，且倾心于现代娱乐项目，同时组织制度不完善，使得传承难以为继。

3 汉水流域民俗体育发展对策

3.1 注重现代精神与传统文化的统一

中国传统民俗体育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和谐与统一。龙舟赛从祈求神灵保佑水上作业安全、祭祀爱国英雄屈原、驱除“恶五月”等传统习俗，转型为正式比赛项目。龙舟采用了国际上统一的竞赛规则，逐渐摆脱宗教的羁绊。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龙舟赛在注重保护自身文化特色的同时，要彰显团结奋进、自强不息和勇于拼搏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在推进民俗体育赛事化过程中，一定要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打造中国特色的民俗体育文化，形成共同认知。

民俗体育赛事化，可以分层级进行。首先，对民俗体育项目进行筛选、加工、整合和改造，如龙舟运动的团结合作、奋发图强等集体主义精神，适时开发并纳入体育课程，将民俗体育文化的优秀价值传递给青少年；其次，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从小学到大学，分别成立民俗体育兴趣小组、民俗体育活动协会、民俗体育活动俱乐部，将民俗体育活动纳入学生的课余锻炼，还可以利用节假日，以年级为单位或者以兴趣小组为单位，组织民俗体育比赛；最后，根据年龄组别，组织不同等级、地域、层次的各种中国传统民俗体育文化的竞赛，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较好融合。

3.2 兼顾经济效益与人文价值

体育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行业，民俗体育产业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汉高龙已经率先在武汉江新苑社区建立起“武汉高龙博古城”，打造中国唯一“非遗”聚集地社区，以高龙为龙头，集聚国家级和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00项左右，为项目传承人免费提供场地，在“高龙文化一条街”进行表演性的手工生产、受徒培训 [9]。同时，以多种方式打造“高龙”名片，以高龙命名成立了湖北高龙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了“武汉高龙”学校、成立武汉高龙水产品食品公司和武汉高龙饲料有限公司为子公司的高龙集团，产生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发展文化产业，不仅仅要注重经济效益，必须兼顾人文效益，注重民俗体育产业的文化内涵。汉水流域民俗体育传承着汉族人的兼容并包、开拓创新、奋勇前进的精神，体现出汉水流域民众的精神文化和价值认同。以汉水为主导，以归元寺庙会为依托欣赏高龙，以乡村自然风光感受草龙文化，以端午节为契机感受龙舟竞赛；打造汉水流域民俗体育龙文化品牌，同时借助武当道教和武术文化、襄阳三国文化、荆楚武术文化，利用特色和精品构建汉水流域民俗体育文化发展框架。以节庆为契机，以民俗体育旅游为路径，树立汉水流域民俗体育龙文化品牌，带动汉水流域民俗体育发展，形成汉水流域民俗体育“产业化”模式。

3.3 防止汉水流域民俗体育的边缘化

文化在综合国力中地位凸显，使得国家文化安全维护任务艰巨。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必须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汉水流域内各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的传统文化进行挖掘、整理、申报，制订了相应的保护政策。地方各级政府部门切实落实保护政策，在政策、资金、人员上予以保证，民俗体育活动便能得到较好的开展。除了加大国家的保护力度外，争取国家的政策支持，建立起国家、省、市和县级层层保护制度以及人员、资金和物质保障的监管制度外，还要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中来。

充分调动基层民众的文化保护意识和积极性，唤醒和促进他们保护和传承民俗体育文化的自觉。龙文化经历了几千年历史文化积淀，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宗教寄托、审美趣味与情感表达[10]。汉水流域“龙文化”既有共性，又存在个性，“和而不同”，既与少数民族的龙文化“和而不同”，又与西方龙文化“和而不同”，还与汉水流域各地自身的龙文化“和而不同”[11]。因此，一方面，加大国家对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力度；另一方面，唤起民众参与保护民俗传统体育文化的自觉，强化民俗体育文化认同，才能有效防止汉水流域民俗体育文化的边缘化。

参考文献：

[1] 张华江，王曉东. 汉水流域民俗体育文化的文化特征与社会功能[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5，35（1）：20-22.

[2] 高丙中. 民间文化与公民社会——中国现代历程的文化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3] 克利福德·格尔兹. 文化的解释[M]. 纳日碧为戈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4] 斯比尔金. 哲学原理[M]. 北京：求实出版社，1990.

[5] 克莱德·伍尔兹. 文化变迁[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

[6] 钱穆. 文化学大义[M].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7] 天圆网. 2015年襄阳市龙舟邀请赛暨端午民俗文化节即将盛大开幕[EB/OL]. [2015-06-12]. http：//www.hxjw.cn/news/Article/szyl/ysbl/mssc/201506/255071.html.

[8] 马凌洛夫斯基. 文化论[M].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9] 刘立鹏，吴质. “非遗社区”可赏武汉民俗 汉阳高龙由此传承[N]. 楚天都市报，2012-05-28.

[10] 骆春燕. 论竞技舞龙与民俗舞龙的辩证关系[J].体育与科学，2009，30（1）：42-44.

[11] 陈福刁. 对潮汕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J].体育学刊，2012，19（4）：122-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