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沿海地区一些经济实力强、人口众多的经济强镇，日益出现了经济发展与政府经济社会管理职能不匹配的矛盾。为此，一些省份推动了“强镇扩权”改革，将县级政府的部分经济社会管理权力下放给镇政府，取得了一定成果。但这种权力下放依然面临着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经济强镇 行政管理体制 分权 区域经济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重点提出新型城镇化后，立刻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热点。但是十八大报告仅仅是一个纲领性文件，仍然需要在总体方向明确的情况下继续探索具体的实施路径。在中国城镇化道路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大城市优先发展还是以小城镇承载城镇化重任的争论。但是随着中国大城市发展日益陷入城市病的问题，大城市的承载容量已经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大城市能否继续大规模扩张推动中国的城镇化显然是值得怀疑的。在此背景下，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镇就成为中国未来城镇化的中坚力量，尤其是在与国外的比较中更可以发现我国的中小城市数量明显偏少，重点发展中小城市，提升中小城市的数量与质量，使其成为容纳农村人口转移的重点是十分必要的。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批具有庞大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的经济强镇，其中有些经济强镇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一些县级、地级市，但是由于其行政建制依然是镇，阻碍了其进一步扩大城镇规模，提升城镇建设质量。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探讨这些经济强镇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内在动力与逻辑，分析改革的障碍与难题，推动改革的实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经济强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经过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我国农村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大批人口规模大、经济实力强的经济强镇，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区位、历史等原因，一些经济强镇无论是在人口规模还是经济实力上已经超越了很多县级市甚至是地级市。如2013年广东省镇级GDP排名最高的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其地区生产总值达到了803亿元，高于省内潮州（798亿元）、河源（720亿元）、汕尾（710亿元）和云浮（623亿元）四个地级市。虽然经济状况出现了极大改变，但是在在行政建制上，这些经济强镇依然处于行政序列的最底层级，导致其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能力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对其进一步成长与扩张产生了不利影响。

首先，镇政府的职能定位难以满足经济强镇的发展需求。20世纪80年代，我国全面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了乡镇政府管理农村事务，乡镇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征收农业税、维护农村稳定、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但是随着一些农村地区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人口集聚，乡村地区的人口迅速转变为城镇人口，其职能也要求做出相应转变，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管理与社会服务、新农村建设等职能应当纳入经济强镇的职能，但是由于其行政建制依然面向乡村，导致了这些经济强镇无法顺利转换其职能，严重制约了小城镇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小城镇财权与事权不相称。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各级政府间的财权得到了较清晰的划分，各级政府拥有了自己独立的收入来源。但是与此同时，相应的事权并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导致收入层层上缴，事务层层下压，乡镇政府作为行政级别的最低层级，成为矛盾的焦点。一方面，镇没有独立财权，税收大部分被中央与省市县各级政府抽走，镇政府所得财政分成极少；另一方面，镇财政支出极大。具体来说，设在镇上的职能部门如工商、税务、公安、土地、城建、房管、教育、卫生、邮电、广电等部门均由县（市）职能部门直接领导，镇政府没有权力干预，收入亦难于用于当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广播、农机、农电、农技、种子、林业、水利、文化、兽医站等缺乏收入但是需要支出的部门全部甩给乡镇政府。缺乏收入来源以及支出庞大导致很多乡镇无力承担基本公共建设与服务。经济强镇虽然收入更多，不至于出现很多基层政府“吃饭财政”的问题，但是与其经济发展需要的公共建设与服务支出要求相去甚远，远不能满足当地居民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的需求。而且有些经济并不是十分发达的县，经济强镇的税收已经成为县（市）政府所在地城市建设与社会管理资金的重要来源，直接导致了经济强镇与县（市）政府的矛盾加剧，如浙江苍南县与其下属的龙港镇、平阳县与其下属的鳌江镇之间。改革财权与事权的分配对这些经济强镇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缺乏经济与社会管理权与执行权。能力是政治体系能够动员资源并制定公共政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权小能弱是我国乡镇政府面临的普遍问题。东部沿海很多经济强镇产业、人口高度集聚，相应提出了更高的经济社会管理要求，但是镇作为最低一级的政府机构，受制于行政建制，其公共资源投入受到了极大制约，难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一般乡镇往往受困于人员过多、人浮于事的问题，经济强镇却缺乏足够的人员参与管理。如临近狮山的容桂镇，2013年，其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 1414 亿元，工商税收达到 55.41 亿元，常住人口超过了 50 万。但是由于其行政级别仍然是正科级，其公务员编制在扩权前一直不到80人[1]。乡镇政府名义上是一级政府，但是在实践中却往往被虚化，作为政府的行政许可权、处罚权以及强制权往往在上级政府，工商所、税务所、派出所、土地所等作为县级机构的派驻单位，其对上级部门负责而不对乡镇领导负责，进一步弱化了乡镇的实际权力。在近些年基层政府机构改革的大背景下，乡镇政府有被进一步虚化的趋势。对很多经济实力不强，以农业为主的乡镇来说，这种改革方向是正确的，精简了人员，降低了行政成本，但是对于经济强镇，这个问题则另当别论。缺乏足够的管理人员与管理权限，造成了经济强镇职能部门被分割、分离，呈现离散型状态，不利于经济强镇的发展。在经济强镇中普遍存在经济、社会管理混乱的问题。河北省高碑店市白沟镇作为北方的箱包名城，在20世纪90年代陷入“假冒伪劣”与“黄赌毒”问题中，与义乌之间的距离越拉越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白沟仅是一个镇级单位，缺乏各种社会管理权限，对市场不能有效监管，义乌则是一个县级单位，拥有相对较高的管理权限[2]。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现行制度框架下，行政等级的权力划分与区域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权限已经出现矛盾，阻碍经济强镇进一步合理配置资源，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与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阻碍了其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不利于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实现。

二、经济强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展、内容与绩效

早在1986年，国务院即在批转《民政部关于调整设市标准和市领导县条件的报告》中明清提出了“镇改市”的设置标准“非农业人口6万以上，年国民生产总值2亿元以上，已经成为该地经济中心的镇可以设市。特殊情况的镇设市时可以低于这一标准。”2004年，发改委在《十一五时期我国城镇化战略》进一步指出：“作为城市扩张的一个重要环节，乡改镇、镇改市、县改市（区）的改制升格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3]但从实际执行情况来看，乡改镇与县改市（区）的进展较快，而镇改市则几乎停滞不前，1986年福建石狮成功镇改市之后，没有一个镇能够镇改市，直到2014年6月，根据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等11个部门在今年6月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的通知》，准备选择镇区人口10万以上的建制镇开展新型设市模式试点工作。但是此后也仅将浙江温州龙港镇与吉林延边二道白河镇列为试点单位，其中二道白河镇显然不属于经济强镇的范畴。

虽然在中央层面对镇改市落子谨慎，但在地方层面上，由于小城镇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影响重大，因此一些地区尤其是沿海小城镇发达的省份，纷纷开展了“强镇扩权”、“扩权强镇”的行动，将大量经济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给镇政府，其中尤以县域经济发达的浙江最为突出。

20世纪80年代，全国推行了“市管县”改革。但是在这场“市管县”体制改革运动中，浙江根据自己中心城市较弱的实际情况，将更多的权力保留给了县，其地级市的权力明显小于其它省份，随着县域经济的崛起，浙江实行几轮“强县扩权”，使县域经济保持了发展活力。在“强县扩权”的同时，浙江也注意到了非县城的经济强镇的崛起，1994年，浙江就确定了100个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推动小城镇的现代化建设。2000年，浙江在实施城镇化战略时选择了优先发展小城镇的战略，确定了136个中心镇，主要是推动小城镇的综合改革。2005年，浙江在绍兴县的杨汛桥镇、钱清镇等5个镇进行中心镇培育工程试点（即“强镇扩权”）。2007年5月，浙江将这一范围扩大到141个中心镇，并且实行了更大程度的放权[4]。浙江大规模的“强镇扩权”标志着浙江在经济强镇的行政体制改革中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2010年2月，温州提出了经济强镇责大权小的问题，努力将乐清柳市镇、苍南龙港镇等5 个试点强镇建设成为镇级市。该年12月，浙江省提出赋予全省 27 个先行试点的镇与县级基本相同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浙江的经济强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走在了全国前列。除浙江以外，其它沿海地区也纷纷展开了试验。2009年，广东佛山顺德区试点放权强镇，将大部分事权向镇街下放，目前该市十个镇街均已获得县级管理权限；佛山南海区也同样启动了强镇扩权，将大部分市区的审批权限下放给镇。2010 年 9 月山东省宣布将启动镇级市试点，计划用 3—5年时间将省内 20 多个中心镇培育成小城市。

浙江“扩权强镇”的主要特点在于其并不是一次普遍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而仅是针对经济实力强、辐射力大的经济强镇所作出改革，其中心在于调整既有县镇关系，向经济强镇下放部分甚至是大部分县级政府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提高经济强镇的经济社会管理与服务能力。具体来看，其下放的权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部分。第一，财政分成与投资体制。按照财权与事权一致的原则，在财政收入分成比例上向经济强镇倾斜，使经济强镇可支配财力大大增加；加大投资体制改革力度，允许经济强镇设立城建投资公司，筹集资金投入城市建设；改革贷款融资体制，拓宽服务领域，增加经济强镇贷款的额度与便利性，解决经济强镇贷款难的问题；加强对经济强镇的投资，省里拨专项资金用于经济强镇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支出等，并对经济强镇的建设项目优先立项。第二，改革经济强镇的建设用地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户籍、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性质是小城镇建设用地的制约条件，为此，浙江加快了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使用改革，逐步探索合理的土地流转方式；省里在下达用地指标时，也专门留有经济强镇的用地指标，以缓解经济强镇由于镇区面积迅速扩张带来的用地紧张问题。随着土地由农业用地转化为城镇建设用地，大量丧失土地的农民以及流入城镇打工的农民的身份产生了巨大转换，原有的户籍制度已经无法反映居民的实际情况，对列入改革范围的经济强镇，只要居民在居住地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与合法固定住所，即可以办理当地城镇户口，得到与当地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权利。第三，扩大经济强镇的社会管理权限与执行权。将县级政府拥有的部分社会管理权限下放到经济强镇，使这些镇不必再前往县城审批事务。对派驻在镇上的县级派出机构，在人事任免与考核上，也纳入镇的考核体系，使镇真正成为一级具有社会管理权的政府。

浙江的改革取得了良好效果，随着财政分成比例的提高，经济强镇的财政收入得到明显提高，如浙江绍兴钱清镇 2006 年税收达到 4.97 亿元，但可支配财政收入只有 1 亿元。强镇扩权实施后，税收达到6.5元，其中增量部分全部归镇政府，仅此一项，即使可支配财力提高一倍以上，城市建设与社会保障经费得到极大充实[4]。通过各种方式向镇政府授权，镇政府可以直接行使的权力扩大，行政效率得到了提高，很多事项不必再前往县市政府审批，为企业提供优良的投资环境的能力得到了提高，很多已经准备将总部搬迁到大城市的企业放弃了搬迁打算，并且吸引了一些已经迁出企业将总部回迁。在服务能力提升的同时，其管理能力也得到了提升，环境污染、社会治安等以前难于管理的问题也取得了较大进展，社会治安状况明显好转，环境污染问题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治理。

三、经济强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仍需讨论的问题

经济强镇扩权已经成为经济发达地区的共识，并且一些省份已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在改革中仍然面临一系列的难题，其中首要的则是如何分权的问题。

按照《宪法》规定，省、市（县）、乡镇是三级政府组织，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已经演变成为了省、（地级）市、县（县级市）、乡镇四级政府模式，而且乡镇的权力被虚化。单一制国家政府间的权力划分存在两种模式：法律化的权力划分和行政化的权力划分。我国政府的权力安排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确立的，但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依然停留在非制度化的层面上，政府间权力安排并没有依靠法律与制度固定下来，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往往依靠上级政府授权，镇政府的权力则来自县级政府的授权[5]。由于中国的分权依然是不稳定的，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首先依赖中央下放的权力，这就决定了越到底层权力越不稳定。

已有很多文献证实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是中国转型期经济取得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6]，这也可以用于解释为何在此次“强镇扩权”的改革中，地级市政府是一个积极的推动者，通过下放县级政府权力给强镇，刺激强镇经济更快的发展，可以使地级市在市域范围内受益。然而县级政府无疑是此项改革的利益受损者，无论是财权还是事权的下放，都会使县级政府的直接利益受到极大损失，而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只能在很小程度上弥补县级政府的损失。这也是为何此项改革在各地的进展并不相同，甚至出现一些地方镇的权力被重新收回的问题。因此如何界县级政府下放的权力，以及如何部分弥补县级政府因财权、事权下放带来的损失也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中国的行政体制是一个“职责同构”的体系，从中央一直到乡镇的党政机构设置高度统一，造成了上级有什么样的机构，下级就有什么样的机构对应，这是中国地方政府人员膨胀，官僚主义盛行的重要原因[7]。如果继续扩张镇的权力，那么结果必然是镇真正成为一级政府，其人员配置必然出现膨胀，使精简机构与人员的构想落空。而且在目前以GDP为首要考核指标的前提下，一旦镇成为一级政府，那么其必然更加追求高速的经济扩张，而放弃其它目标的实现，甚至助长已经在县域、市域经济中出现的地方保护主义，加剧地方经济的封闭性，由于镇域空间有限，封闭性必然带来更大的不利影响。而且镇域空间有限还会影响到进一步成长之后的扩展空间。

因此，经济强镇的行政体制改革问题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放权问题，在放权的同时有必要进行综合改革。至于此问题，由于篇幅所限，另文加以探讨。

参考文献：

[1]林小昭.“大脚不再穿小鞋” 广东巨型镇有望改市[N].第一财经日报，2014—9—16

[2]刘秉龙，杨桂花.白沟模式研究[D]. 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1）：236—238

[3]黄忠怀，周妙.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超级大镇”设市研究[N].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4）：10—13

[4]陈剩勇，张丙宣.强镇扩权：浙江省近年来小城镇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J]. 浙江学刊，2007（6）：215—221

[5]张志英.扩权强镇促进新型城市化探索[J]. 农村经济，2013（11）：85—87

[6]张军.分权与增长：中国的故事[J].经济学（季刊），2007（1）：21—52

[7]朱光磊，张志红.“职责同构”批判[N].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1）：101—112

（苗润雨，1981年生，天津市人，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