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研究】

新世纪中国主流电影的叙事与国家形象建构*

李 娟

摘要：主流电影是国家历史与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主流电影的出现是主流文化发生转型的缩影，电影叙事中意识形态、艺术审美、文化市场之间的不断缝合，使新世纪以来的主流电影有了更为开阔的叙事空间。电影的商业诉求促使其更加注重叙事方法，以戏剧故事的外壳有效地传递主流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并最大限度地刺激与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兼顾文化资本的诉求与升值。电影的叙事话语文本为民族精神和文化观念的书写，提供了特殊的叙事视角与想象方式，并成为建构集体记忆与营造文化认同的语义环境，使其能够在世界多元文化融合中，更好地发挥影像话语的流动性、生成性与对话性。

关键词：主流电影；意识形态；艺术审美；国家形象；集体记忆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1-0157-06

收稿日期：2015-08-24

作者简介：李娟，女，河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副研究员(郑州450002)。

在中国电影发展格局中，主流电影体现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文化价值观念，成为占据主要地位的电影形态。主流电影是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某种程度上主流电影的叙事史也成为国家形象的塑造史。新世纪以来，中国主流电影不断尝试回避以往主旋律电影的叙事习惯，力图在民族精神、历史景观与文化心理等多重向度中更加突出个体形象。主流电影叙事策略的调整，使当代主导价值系统与个体生活体验开始了某种缝合，进而将权力型传播和政策性传播与消费性传播融合起来，依托影像中的历史记忆更好地建构国家形象。

一、主流电影的意识形态与叙事转型

新世纪以来，价值秩序的重建成为讨论中国主流电影叙事转型的时代语境。现代化进程中，不断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相对匮乏的精神生活之间发生了某种错位，个体对于内在价值支撑和生命境界等精神生活开始有所诉求。新世纪以来，以往以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主义题材为主的主旋律电影，在叙事模式与叙事风格方面开始发生较大变化：不仅在概念上选择回避，而且逐渐以“主流电影”的姿态逐渐取代，进而不断探索符合文化市场并能够承担文化功能的叙事方式。新世纪之初，《走出西柏坡》讲述了毛泽东主席身边警卫员耿涛接管天津之后，在复杂形势下从大局出发，稳定城市经济、支援前线战斗的故事。该部作品显示，主流电影叙事开始远离精英主义，以平民性的主流意识形态取代政治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电影文本开始有意识地对观众主体进行内在情感召唤，通过对主流价值观的缝合与嵌入，潜移默化地建构起观众主体的意识形态。《东京审判》是在观众审美水平与价值取向逐渐发生变化的背景下，借助审判这一严重缺阵的叙事类型，传达不能忘却的主流历史观与民族记忆。《云水谣》更是对以往伦理道德化叙事的一次颠覆，摒弃了借助历史事件言说价值取向的叙事惰性，注重在无言的历史洪流中展示个体生死相依的坎坷命运，隐含了主流意识下的家国情怀。毋庸置疑，经典叙事仍是传播意识形态的主要叙事形式，通过电影文本的设计赢得观众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肯定，需要寻找借鉴商业元素、艺术审美、主流形态相融合的叙事可能性。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世纪中国电影叙事与国家形象建构研究”(2014BWX031)。

《建国大业》《建党伟业》选择以宏大的编年体叙事方式，对国家正史进行影像化表述，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塑造与历史事件的阐释延续，丰富当代民众的思想，试图在主流意识形态、大众文化、市场经济之间寻找平衡点。由此，主流电影传统的较为生硬的、说教的、救世的叙事模式与价值观念发生了转型，更加注重大众的、生活的、介入式的情理逻辑，从而在一种与历史的相遇中，接受者完成对政治逻辑中观念性价值的接受。

电影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意识形态的载体，更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形态与文化商品，也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公共空间。诸多身份特质，使得电影需要在市场资本逐利本性的驱使下以文化转型姿态的合理性，完成对文化产品商品化逻辑取向的接纳。这就要求主流电影整合民族化和平民化的向度，突出历史语境中民族精神景观和民众文化心理空间，更加注重通过普通个体形象的塑造来构建国家形象，从而使接受者产生情感与价值共鸣，满足不同阶层的文化消费需求。影像建构与传播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当代人对国家形象自我想象的重要方面，这也构成了当代文化的重要内容。《邓小平》以独特视角再现了晚年邓小平的伟人形象，再次将电影的权威叙事话语进行历史重置，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以定性重要历史事件来凸显人物价值，成为主流价值与市场规则影响下，主流电影寻求多种意识形态叙事融合与平衡的新尝试。《张思德》则以黑白影像特有的历史质感与庄重感，以充满人性的故事唤起人们对特定历史的记忆，注重艺术感觉下的形象塑造。同时，影片还规避了将典型人物作为抽象政治符码或空洞的意识形态代码，而是将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进行缝合，将“张思德”形塑为血肉丰满又不乏精神感召力的生命个体。

主流电影的出现是社会文化发生转型的缩影，电影叙事中意识形态、艺术审美与文化资本市场之间的不断缝合，使新世纪以来的主流电影有了更加广阔的叙事空间。《秋之白华》摒弃了以往过于类型化、扁平化的倾向，以特有的人文视角进行诗意化、个人化的重新阐释，将峥嵘岁月中先驱们的光辉形象融入爱情与家庭的伦理场域中，并以话外独白的话语方式，成功地将个体的心理变化与人物形象塑造结合起来。新世纪以来，社会价值伦理逐渐趋于多元共存，主流电影一直致力于突破以往经典人物概念化创作的美学桎梏，转向以人性张扬为特质的叙事趋向。《郑培民》《任长霞》《生死牛玉儒》《郭明义》等都是以真人或真事为原型创作的主流电影，这些影像都不约而同地将情感力量作为叙事支点，聚焦个体命运的变化，以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有效参与建构主流价值观念。由此，新世纪主流电影在对历史经典事件与人物的叙事中，兼顾着价值观念、历史深度、艺术水准、市场规则、大众伦理及观众心理等多方诉求，努力建构一种多元共生的叙事模式。影像叙事由体现官方意识形态的宏大主旨，逐渐转向重视大众性与商业性，开始逐渐建构以挖掘个体内在精神世界为基点、以彰显核心价值观念为导向，兼顾电影美学理念与市场需求的主流电影形态。

二、主流电影的大众诉求与叙事生态

主流电影的血液中充满了文化担当的基因，以表达本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不断建构国家形象与民族形象为己任，从而增进大众对民族精神的集体认同。“用影像建构的大众对民族、国家历史的集体认同，不仅能够引导大众对中国历史的真实判断，而且能够完成国家对国民心理的现实导向。”①影像叙事本身是话语建构的过程，电影自身文化与工业的双重性质，需要其淡化意识形态而实现其商业化诉求，走更具大众化的电影叙事之路。《生死抉择》在宣扬主旋律的同时，更多凸显了主角作为普通人的心理冲突，给接受者以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同时也获取对社会问题想象性解决的方式，蕴含了价值理性与历史哲思的深度。主流电影必须不断寻求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契合点，从而不断为自己拓宽生存空间。可以说，主流电影是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文化表征，是社会文化生态状况的影像反映，同时又成为推动意识形态再生产的内在动力。电影的商业诉求促使其更加注重经典叙事方法，以戏剧故事的外壳有效地传递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并最大限度地刺激和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实现资本的升值。《紧急迫降》以强烈的商业意识传递了同心同德的宏大主题，实现了主流文化模式的自觉阐释，成为主流电影中商业电影主旋律化和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样本，整合了意识形态与文化消费产品的双重载体，实现了严肃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双重定位。主流电影需要寻找国家话语与大众审美需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结合点，通过对影像叙事逻辑的优化，最终形成电影商业性与主流意识形态、艺术性等多元调和的话语形态。《十月围城》其实是对民众革命的想象式书写，只有建立在对主流价值背景中人性剖析的基础上，才能与大众文化产生联系，从而在宏观政治与微观视角中不断建构出可以认同的国家形象。新世纪主流电影需要承担抚慰大众精神的功能，因此，要让电影在国家形象建构上更接近于普通大众的现实经验与真实记忆，并使其在电影格局中占据主要地位。

在多元价值范畴下，主流电影作为建构国家形象的重要载体，既需要满足大众的文化诉求，也需要自觉承担社会核心价值的传播，探索主流意识形态、民间基本伦理观念和文化市场经济等多重区域的契合点，从而实现艺术性与商业性、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立场的良性互动。电影其实也是复杂社会存在的文化显现，不仅是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构模式的呈现，也是社会、民众文化心理的反映。《集结号》以当代社会转型中个体身份与社会身份的问题切入，探索出公共文化空间中主流文化与商业娱乐相互融合的路径，为世俗社会铺陈了正向的文化质地并注入了人文精神。这种以自我生命体验话语传递主流意识实现文化诉求的模式，成为主流电影发展的典型模式。

主流电影需要兼容叙事文本和社会历史文本，让文化教化、个体审美、资本诉求等权力关系，都通过影像叙事逻辑得到最大化，并在电影文本中保持博弈与平衡。《唐山大地震》是对“打造主流电影的政治类型”的大胆探索，将民众的集体经验和灾难记忆放置在家庭伦理情感背景下处理，以实现对生命个体内在环境的观照与关怀，展示中国人传统的深层文化心理。以往宏大的、史诗般的大角度、全方位的影像叙事，被对生命意义或灵魂的追问所取代，而选择了“用小视角承担大格局，用心灵史化解灾难史，用生生不息的日常生活来聚焦核心价值”②。个体的苦难记忆往往可以表达出一种集体的苦难历史，主流电影要弥补精神价值表达的欠缺，建立有效实现国家观念、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的叙事语法，从历史和民族的宏大叙事表达个体的思考，将国家的历史变迁与命运转折转化为个人的生命体验与觉醒，将个体的情感体验与观众的审美需求进行缝合，完成政治话语的影像隐喻表达。《一九四二》就是以庶民生命的视角描摹了新的民族心灵史，打破了过往的历史叙事与文化记忆，为历史灾害进行了原型化的描摹。在这部实现多维度呈现的史诗般的作品中，民族精神历程作为表达的重点，是建立在将个别知识话语整合到庞大叙事之中，不断形成思辨性整体而实现的。主流电影的叙事生态，往往以伦理化叙事、平民化视角、国族主义、类型化等叙事策略作为缝合机制，而影像叙事在这里更多传递的是对于历史透视和认知的仪式感，是一个民族自我精神成长与成熟的表征，更是面对历史时的自信与自强。由此，寻找可以满足大多数观众审美需求的公共叙事，是电影实现市场化效应的关键，要善于将历史的、道德的、伦理的故事，放置于电影文化工业、社会历史与表述话语的功能之中，寻找能够完成建构民众集体记忆并打造公共空间的影像叙事策略。

三、主流电影的艺术审美与叙事经验

电影作为一种工业产品，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到社会文化生产过程中，体现社会的资本构成及生产方式。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市场诉求、电影美学艺术之间的嫁接与结盟，正是政治、资本、审美三者之间博弈的结果与表征。政治对艺术的控制，资本对艺术的收编，政治与资本之间的合谋，艺术在政治与资本中的挣扎，伴随着电影工业运作模式的成熟与完备，这些纷繁复杂的关系之间会更加趋于合理化、系统化、内质化与常态化。“美学不再作为某些对象的特定属性，而是作为与自由个体的感性和理性相适应的生存形式和态势。”③电影的文化功能日益得到重视与强化，以传递主流意识形态为目的的文化生产兼顾大众文化市场的效益，重新获得文化领导权。主流电影迫切需要形成艺术与市场双赢格局中的叙事经验，这也加速了由政治性叙事向商业性叙事、审美化叙事经验的探索。英雄主义可以说是亘古不变的被歌颂主题，在谍战题材的主流电影中，英雄主义被发挥得淋漓尽致。《风声》成功地完成了文本的价值移植与市场化运作，成为商业电影概念下对谍战电影通俗美学叙事的有益尝试。它对于英雄话语的实践与审美方向的转变，也带动了大众文化消费心理的转变。不仅如此，《风声》还融合了主流片与商业片之间的内在分裂，建构了一种既能展现国共暗战，又避免正面展示两者之间冲突的叙事类型，满足了接受者的历史与审美想象。如何使主流电影中的谍战片在保证商业化、类型化、审美化叙事模式的同时，打造更具市民精神和通俗化叙事特征的美学范式，在既定套路化的叙事类型中不断创新，是电影发展格局中值得思考的重要命题。《听风者》将意识形态的诉求建立在类型叙事结构中，巧妙地以市场逻辑解构电影的审美情趣，以去政治化的叙事策略，将商业电影的特质与民族化特征进行完美结合，以中国人特有的价值观冲击、感召观众的心灵，从而形成风格独特的价值信仰话语体系。谍战电影的创作倾向与视角逐渐成为当代主流电影文本构建的模式与生产动力，改变了过去以特定历史事件及人物为对象的叙事样本，针对电影的情节、行为、镜像与人物的信念、性格、爱好等细节领域进行虚构与想象，在回避主流意识形态口号化的前提下，实现观众艺术审美与市场效益的诉求。

同时，电影作为一种艺术生产活动，其叙事内容、形态、方式、结构、风格等需要与特定社会文化语境相契合，需要与体现审美话语主体与世界双向互动的变化相契合，需要与接受者所需的意义生成和价值实现相结合。消费主义的泛滥和工具理性的膨胀，使得传统以启蒙和传播人道主义精神为使命的电影艺术生产发生变化。同时，中产阶级成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实践者，对社会主流价值与现存秩序有着认同感，不可避免地成为文化消费的引领者，其通过影像符号构造的审美想象自然影响到电影文本形态及美学流变，以及价值伦理、政治话语、历史意义等，成为当下主流电影文化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观众审美心理的电影叙事，往往具有将社会历史与大众审美的娱乐性融合在一起的潜力，从而在引领社会审美走向的游移中，不断寻找官方与民间、艺术与商业互相调和的出路。《触不可及》淡化了矛盾冲突，将重点放在女性视角的新型叙事中，完全消解了人物身上的政治意义和身份符号，更大限度地展示叙事的张力。影片将宏大的政治叙事转化为对人性建构及伦理呼唤的探索中，兼顾精神维度与文化维度，借鉴了商业电影的运营经验，以感动人心的力量昭示了现实主义精神的永恒生命力。谍战题材的主流电影往往建构出一个完整的想象性封闭空间，人物命运与历史发展的逻辑在这个虚构的空间中，借助多义的隐喻形成国家与民族形象的寓言，这种方式既和空间性影像修辞有关，也受制于现实与文化语境提供的主体可能性。生活语境的细化往往可以将政治形态注入民众的生活形态，从而逐渐削弱意识形态凸显下容易导致的抵触情绪。《秋喜》塑造了一位具有缺点的潜伏者，人物的政治意义与身份符号被影像叙事进行了模糊化处理，更大限度地展示出叙事语境的象征性建构。同时，该片由于叙事景观的过多展示导致了喧宾夺主，冲淡了叙事结构与人物塑造，从中也暴露了主流电影叙事经验的不足，体现了因对国家-天下共同体及大国建构价值的匮乏而产生的明显焦虑。这也是长期将文化形态的主流电影当作文化武器的后果，较多注重工具理性而忽视了价值理性，导致电影文本创造活力严重不足。主流电影将意识形态逐渐去政治化，电影叙事的深层结构更多体现在影像的叙事经验上，这也是以社会主流文化为取向、以电影的叙事形态为核心的文化接受心理层面的问题。由此也可以看到，主流电影所处的基本文化语境，是一种传统、现代与后现代文化相互博弈的纠缠状态。

四、主流电影的国际视野与叙事认同

如何发挥电影意识形态、传播媒介、艺术样式、文化产业等多重身份特质，通过本土文化资源建构多元的话语交流空间，实现其文化传承与文化资本价值最大化，成为全球化语境下主流电影需要面对的重要命题。电影叙事需要在满足民族意识与世俗化生活的同时，兼顾向外展示自身的历史文化特色及现实生活变化的情趣，需要建构全球化语境下的自主话语空间与艺术视野，最大限度地实现中国与世界全方位的交流与沟通。电影叙事是对秩序的一种认知与价值构建，影像的力量往往来源于话语的建构，主流电影叙事作为当代民众的生存体验与历史想象，需要建立在虚构性乌托邦的基础之上，以民族史诗般的宏大叙事强化话语的生动性与感染力，寻找民族性与全球性交流的可能性。《紫日》是以电影形态诉诸民间话语形态进行的历史叙事，将国家、民族意识内化为民族文化记忆，显示出参与民族文化传统构建的姿态。全球化背景下影像叙事话语主体的定位，以及由民族意识与民族信仰凝聚而形成的观照，在与异质文化的对话中进行着重新阐释，从个体精神成长史的角度促成了民族文化认同中的价值生成。全球化时代电影的叙事话语文本为民族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念的书写，提供了特殊的叙事视角与想象方式，并成为建构集体记忆与营造文化认同的语义环境，有利于在多元文化语境中发挥影像话语的流动性、生成性与对话性。主流电影叙事需要借助文化想象进行更具人文精神的自我叙述，需要在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传统资源的基础上，有效描述变化中的秩序并构建共同体认同，在多元共生的全球记忆框架中提供一种自我形象的全球化想象空间。

主流电影自身所具备的主体意识与其所承载的思想主体，某种程度上成为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与可持续发展的内驱力，影像叙事主体的思想力让实现民族历史文化与心理的结构观照成为可能。电影叙事话语中由本土转换到模糊场域的超地理处理，使电影的想象空间在多地域展开，进而为获得本土文化的认可，包括重构宏大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成为可能。电影需要超越全球化与本土化的二元对立模式，寻找全球本土化或本土全球化的叙事策略，在坚守民族价值立场的基础上，积极展开同世界各民族的交流与对话。《冲出亚马逊》改变了以往“被看”身份中西方强势文化心理的意义符码，融入并拓展了民族或隐或显的人文性格与审美视域，这无疑是主流电影从现代化想象向全球化想象转变的成长轨迹，是多重语境和多方力量中民族文化表达权与话语权的体现。

中国作为世界上新崛起的大国，具有为全球提供自我形象与自我叙述的责任，需要提供大国崛起过程中的建构性力量。主流电影要将全球消费者作为对象，打造属于自己的电影叙事文本，创造更加多元与包容的文化空间，为建构文化认同和想象秩序提供有力支撑。《拉贝日记》《金陵十三钗》等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的电影，叙事中均涉及跨国经验，虽然对有关历史形态的叙述具有虚构性，但也对实现影像本土叙事进行了积极探索。《拉贝日记》融入了国际化特征的叙事策略与文化态度，将民族记忆与所谓国际人道主义进行整合，主流电影的叙事姿态或许比较容易引起西方主流社会的同情与接受。但值得警惕的是，虽然可以将文化价值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隐含在国际化影像话语之中，但这种叙事态度非常容易导致影像失去本身独立的叙事品格。因为作为文化产业内容的电影，其文化资本同样遵循资本运行的逻辑规律。《金陵十三钗》尝试在一个宏大的本土历史故事中，以强烈的主体意识融入“全球的杂合性”等因子，以民众集体记忆为视角描绘大背景、大事件等图景，以期形成某种语境的交互。在文化全球化交流过程中，主流电影更加需要将叙事立场建立在东方式的价值体系之上，发挥自身民族文化的认同性，并积极参与全球性资源分配与生产体系建构中，以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姿态，改变已有文化空间意识并淡化意识形态冲突。价值立场和话语体系的不同，导致了影像所传递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相左，主流电影作为现代化过程中的象征叙事，需要更加关注具有全球性特征的共同体验与价值理念，创造凸显本土化与民族性的“语义环境”，积极探索并逐渐确认自身的发展模式。

五、主流电影叙事与国家形象建构

电影是民族文化与价值观念输出的重要媒介，也是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的重要载体。主流电影需要体现特定的民族意识与发展意识，更加善于将民族精神与核心价值观等宏大命题进行整合，以民众普遍认同的影像叙事话语进行呈现。贾磊磊提出：“我们应当建构一种以经典电影的叙事模式为原型、以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为主旨、以兼容主义的电影美学理念为取向的中国主流电影，使中国传统的主旋律电影走向商业化的制片体制，同时使中国的商业电影体现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主旋律精神。我们主流的商业电影现在存在着一种颠覆梦幻的叙事模式，形成了一种与经典的叙事成规相对峙的恶无恶报、善无善报的叙事逻辑，这种价值取向不仅在心理上粉碎了观众对于电影抱有的梦幻想象，而且也在精神上摇撼了观众对于社会公正与历史正义的集体认同。”④主流电影是建构民族集体记忆的结构性力量，对国家形象的建构担负着特殊的文化职能，需要个体从虚幻的影像叙事情节中，借助情感记忆接受并建立起相应的文化逻辑，进而逐渐建构起整体性与抽象性并存的国家形象。

首先，实现影像话语中宏大命题与多元叙事主题的缝合。主流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公共文化空间，虽然在建构与传播社会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但也往往由于过分强调主流话语体系而导致叙事的单一化与程序化。《集结号》的成功之处，在于其一改过于直白的宏大叙事模式，采用淡化意识形态的多元叙事主题视角，将英雄形象进行平民化处理，凸显了不俗的艺术感染力与表现力。社会转型时期，影像叙事话语需要在去政治化的基础上，与民众社会生活形态与个体生命体验进行一定缝合，在寻找更多不同叙事主题中，体现厚重的人文关怀。电影的叙事话语要将对信仰与生命本源等形而上终极命题的追问，与多元的社会文化语境进行文本移植并相互介入，与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和生命经验建立联系，需要具备全球视野和空间意识的话语实践，也更加迫切需要在主流价值等宏大叙事与故事情节设置、视听画面产生的情感力量等诸多因素之间，寻找合适的叙事支点。

其次，实现影像话语中价值主旨与建构国家形象的融合。社会转型是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转变的动态过程，民众价值观念的调整成为中国现代转型的时代语境，影像话语在倡导自身价值主旨的话语场中，需要呈现民族视域下的庶民伦理价值，从而完成民众形象与国家形象的自塑与他塑。《十月围城》对英雄群体进行的是日常化书写，带有浓重的民间世俗文化的烙印，以普通人之间的友谊、血缘亲情与伦理道德彰显中国人的民族大义与革命气节，从而较好地塑造与传递了国家形象。主流电影要避免简单的道德说教，将特殊历史时期的社会文化心理、精神生态与价值构建等问题放置于影像话语框架之下，以调动观众的情感体验，使其接受隐含在电影情节中的文化逻辑，完成人类共有的美好理想、价值准则与生命情感等恒定性的文化价值认同，并在此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建构国家形象。主流电影塑造国家形象，既是电影话语的内部对话，也是一种重要的文艺实践。

再次，实现影像话语中故事资源与多维诉求的整合。主流电影需要摆脱意识形态色彩痕迹明显的表述，需要借助好的故事有效传播主流价值观，在民族化和平民化的向度上，实现国家话语、资本市场、大众趣味、影像逻辑等多维诉求。《一九四二》讲述了一段逐渐被遗忘的社会记忆中的故事，以影像独有的视听语言为历史灾难进行了较为原型化的描述，影像话语以节制的情感传达了命运的悲怆及庶民的挣扎与不屈，在促使民众对历史集体记忆认同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也完成了对社会转型时期民众心理的引导。主流电影需要选取能够将个体命运与历史格局相整合的故事资源，表现民族自我精神的成熟，要不断探索与大众文化、文化市场相契合的电影生产模式，避免主流话语强势介入，以生动的故事打造符合主流价值取向，并不断融合商业电影技巧的电影形态，从而不断构建与完善民众需要的文化生活。

最后，实现影像话语中集体记忆与个体经验的结合。电影话语以其强烈的叙事话语功能，重构着民族的集体记忆，全程参与着民族对自我与他者的艰难认知。某种程度而言，民族的集体记忆是被影像话语建构出来的，主流电影叙事话语中的文化景观表征与传播了国家形象，对民族意识的想象成为民族主体进行文化建构的过程，需要精神生产者对民众的个体经验与主流话语进行提炼。《唐山大地震》以“个体化”的苦难记忆唤醒了民众的集体记忆，将主流价值观与普通个体的生活经验进行较好结合，着力表现了人物的情感与命运，实现了以唤醒内心对主流审美意识召唤的定位。主流电影需要将民族的集体记忆进行辨析，将普通个体的经历放置在历史空间中，并使其作为历史事件的真正在场者，以主体最真实的经验与情感促使观众深入思考，在影像的光影与话语中实现对于当下社会性的建构，从而以富有感召力和生命力的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引导民众在意识层面不断寻找生命的力量感、尊严感与神圣感。

注释

①④贾磊磊：《重构中国主流电影的经典模式和价值体系》，《当代电影》2008年第1期。②张宏森：《现实主义电影重获新生——〈唐山大地震〉带来的思考与启示》，《人民日报》2010年7月23日。③[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