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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杨简心学易的建构性特征

2015-12-30姜颖

中州学刊 2015年11期

【哲学研究】

论杨简心学易的建构性特征

姜 颖

摘要:杨简师事陆象山,申述心学之义,为南宋心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杨简精于易学,其解易乃是以心学为路径完成的。杨简心学的特征在于将天地万物归于一心,外在世界不过是人之本心的呈现形式,世界不过是人心建构的结果,从而阐明世界的建构性;他以心学之视野诠释《周易》,以《周易》之架构证成其心学,这是心学思想与经学体系的结合,后世称之为心学易;杨简心学易的建构性特征,与魏晋义理易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在对于本源的连接上,二者却具有本质的差异。

关键词:建构性;心学易;义理易学

中图分类号:B24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5)11-0109-05

收稿日期:2015-07-18

作者简介:姜颖,女,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威海264209),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讲师,哲学博士(济南250100)。

杨简(1141—1225)字敬仲,号慈湖,世称慈湖先生,南宋慈溪县人。他师事陆象山,申述心学之义,为南宋心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杨简著《杨氏易传》,又著《己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解《易》惟以人心为主而象数事物皆在所略,甚至谓《系辞》中近取诸身一节为不知道者所伪作”①。他以心学之视野诠释《周易》,以《周易》之架构证成其心学,后世称之为心学易。②杨简心学的特征在于将天地万物归于一心,从而阐明世界的建构性;其易学在于以心融汇象数体系,具体证成这一特征;杨简心学易的建构性特征,与魏晋义理易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杨简心学的建构性特征

杨简承象山之学,倡心外无事。然而他所谓的心,并非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思想意识,而是另有所指,即所谓的本心。杨简所作《象山行状》云:“一夕,某发本心之问,先生举是日扇讼是非以答,某忽醒此心之清明,忽醒此心之无始末,忽醒此心之无所不通。”③本心为澄然清明之体,无始无终而超越时间,无所不通而超越空间。如此灵明之本心人人皆具。杨简曰:“能识恻隐之真心,于孺子将入井之时,则何思何虑之妙,人人之所自有也;纯诚洞白之质,人人之所自有也;广大无疆之体,人人之所自有也。”④《孟子》说孺子将入井之时,人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此心之发无所依赖,灵光独耀,迥脱根尘。由此可知,此本心人人皆有。

此本心虽人人皆有,然而由于自私用智故此心不彰。《绝四记》载:“人心自明,人心自灵,意起我立,必固碍塞,始丧其明,始失其灵。孔子日与门弟子从容问答,其谆谆告戒,止绝学者之病,大略有四:曰意,曰必,曰固,曰我。门弟子有一于此,圣人必止绝之。毋者,止绝之辞,知夫人皆有至灵至明,广大圣智之性,不假外求,不由外得,自本自根,自神自明,微生意焉故蔽之,有必焉故蔽之,有固焉故蔽之,有我焉故蔽之,昏蔽之端,尽由于此,故每每随其病之所形,而止绝之,曰毋如此,毋如此。”⑤《论语·子罕》曰:“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在杨简看来,意、必、固、我并不是同一序列之物,意为根本而必、固、我为意所衍生。杨简提出,人心本自灵明,因意生而被必、固、我所遮蔽,遂丧失其灵明之体。

对于何谓意,杨简说:“微起焉,皆谓之意,微止焉,皆谓之意。意之为状,不可胜穷,有利有害,有是有非,有进有退,有虚有实,有多有寡,有散有合,有依有违,有前有后,有上有下,有体有用,有本有末,有此有彼,有动有静,有今有古,若此之类,虽穷日之力,穷年之力,纵说横说,广说备说,不可得而尽。然则心与意奚辨?是二者未始不一,蔽者自不一。一则为心,二则为意;直则为心,支则为意;通则为心,阻则为意。”⑥本心如大海万里澄清,意则如其中波浪有起有灭。大海之波浪千变万化,人心之意亦是千头万绪,利害、是非、进退、虚实、多寡、散合等莫可胜穷。波浪虽然扰动了大海的本体,然而波浪之水与大海之水原本无二。但如果唯认波浪为水,那么无边之大海恰恰为其所忽略。人心之意千头万绪,然而意与本心亦是不二。但如果唯认意为人心,则本心恰恰为其所蔽。如果能识得意与心不二,则本心当下呈现;如果见意而不知意本为心,则本心隐没而以意为心。如果本心发动而不稍曲,则直而为心;若于此时稍一转念,则本心曲而为意。自发心以至于行为无不亨通是则为心,若其间阻滞不通是则为意。本心虽发为万用,然而由于直心用事,则不识不知当下圆成;虽感通无穷,但有为之思虑未尝起用。

大海不扬清波,鼋鼍蛟龙充满其中,纤毫毕现;心不起意,则觉我心无始无终,包括天地。心不起意,唯缘自身,杨简称此为反观。他曾言及在太学循理斋反观时的体验:“某方反观,忽觉洞明无内外,无际畔,三才、万物、万化、万事、幽明、有无,通为一体……元来某心体如此广大,天地有象有形,有际畔,乃在某无际畔之中。”⑦在这次反观之中,他首先洞悟到心之本体无内外、无际畔,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其次觉察到万物一体,而无外乎本心。经过这次体验之后,他与陆象山又有扇讼之公案,对于心之本体广大清明益加确信。《宋元学案·慈湖学案》载:“淳熙元年,母丧去官,营葬车厩,更觉日用酬应,未能无碍。沉思屡日,一事偶触,始大悟变化云为之旨,交错万变,而虚明寂然。”⑧杨简虽在陆象山的点拨下对心之本体确然不疑,然而日用应酬之间,事物纷杂之际,心之本体未能一一通达。他终日在事物上勘验,最终有一日天机触发,方悟一切变化不出虚明既然之心体。至此之后,体用不二,心物相合,其心学宗旨得以完全确立。

杨简教导宋宁宗:

先生曩尝口奏:“陛下自信此心即大道乎?”上曰:“心即是道,略无疑二之色。”问:“日用如何?”上曰:“止学定耳。”先生谓:“定无用学,但不起意,自然静定澄明。”上曰:“日用但不起意而已。”先生赞:“至善至善,不起意则是非贤否自明。”此日复奏:“陛下意念不起,已觉如太虚乎?”上曰:“是如此。”问:“贤否是非已历历明照否?”上言:“朕已照破。”先生曰:“如此则天下幸甚。”⑨

心即大道也就是心即理,意在表达心外无物的道理,这是心学一派固守的基本原则。宁宗于心学颇有体会,直承有此自心。杨简又问及宁宗日用之间作何功夫,宁宗以学定为答。杨简指出,定学的根本在于不起意,能够不起意则本心呈现,身心自然静定,而是非贤否昭然自明。他进一步对宁宗的功夫进行勘验,指出如果意念不起则心如太虚,这个比喻在于突出本心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超越性;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呈现其中,心若如太虚,则何者为是,何者为非,何人为贤,何人为不贤,无不如明日当空,万物纤毫毕现。这段对话非常扼要地将杨简心学的大要和盘托出:不起意则见本心,见本心则心外无物。

按照我们一般的看法,物在自我之外独立自存。然而在杨简看来,之所以有这种认识,乃是因为常人执着于思虑之心,不能见我之本心。如果能见本心,则万物并非在我之外独立自存,而是本身就在我之中。这样一来,原本坚固的外在世界不过是人之本心的呈现形式,世界不过是人心建构的结果。心学倡言心外无物,世界的建构性只是心外无物这一命题所蕴含的应有之义。

二、杨简心学易对于建构性的证成

杨简精于易学,其解易乃是以心学为路径完成的;由于易言天道,杨简这种解易方式,恰恰以易学为文本反过来证成了其心学所揭示的世界的建构性特征。

《己易》曰:“《易》者,己也,非有他也。以《易》为书,不以《易》为己,不可也。以《易》为天地之变化,不以《易》为己之变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变化,我之变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⑩《易》不单纯是一本书,而是“己”之体现。《易》道天地阴阳之变化,此变化实际上是己之变化。这是因为,天地是我之天地,天地之变化自然是我之变化。人们常常割裂我与天地的这种关系,其原因在于没有认识到我之本心的无限性。

杨简曰:“夫所以为我者,毋曰血气形貌而已也,吾性澄然清明而非物,吾性洞然无际而非量。天者,吾性中之象,地者,吾性中之形,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皆我之所为也。”《系辞传》有“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语,这句话显然省略了一个主语,也就是说,一定是某物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这种表达方式,昭示了不变者与变化生成者之间的关系。《周易折中》引苏轼之言曰:“天地一物也,阴阳一气也,或为象,或为形,所在之不同,故在云者,明其一也。象者,形之精华发于上者也,形者,象之体质留于下者也。人见其上下,直以为两矣,岂知其未尝不一耶。”苏轼将“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之主语解释为气,由气分化出天象、地形。与苏轼不同,杨简将贯通万物之中的“一”解释为人之性。吾性澄然清明、洞然无际,或成象,或成形,皆吾性之所化。人若不知己性这种清明广大之量,则物我割裂,陷于迷惑不自知的境地。故杨简指出:“惟睹夫苍苍而清明而在上,始能言者,名之曰天。又睹夫隤然而博厚而在下,又名之曰地。清明者,吾之清明;博厚者,吾之博厚,而人不自知也。人不自知,而相与指名曰,彼天也,彼地也,如不自知其为我之手足,而曰彼手也,彼足也,如不自知其为己之耳目鼻口,而曰彼耳目也,彼鼻口也,是无惑乎?”心之清明是为天,心之博厚是为地。人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则往往将天地与我分开,就像人不知己之耳目口鼻属于自身而将之归之外一样,如此便失去了对天地万物及人的本真关系的认知。

《周易》有一套完整的象数体系,在杨简看来,此体系正是对人之本心化成万物的过程及内容的表述。《己易》载:“包牺氏欲形容《易》是己,不可得,画而为━。於戏!是可以形容吾体之似矣。又谓是虽足以形容吾体,而吾体之中,又有变化之殊焉,又无以形容之,画而为--。━者,吾之━也,--者,吾之--也,可画而不可言也,可以默识而不可以加知也。━者,吾之全也,--者,吾之分也。全即分也,分即全也。自生民以来,未有能识吾之全者。”由于人之本心具有无限性、超越性,从本质上讲是不可表述的,所以杨简将伏羲一画开天地形容为“吾体之似”,一个“似”字道出了语言、符号等表述媒介的有限性。人是整体和部分、不变与变化的合一,所以一多、动静等问题对于东西方哲学都是永恒的课题。在杨简看来,伏羲之“━”不过是对全体与不变的描述,“--”则是对部分与变化的表述,而无论是全体与不变,还是部分与变化,都为人之本心所内具。三“━”为乾,“言乎千变万化,不可纪极,往古来今,无所终穷,而吾体之刚健,未始有改也;言乎可指之象,则所谓天者是也”。故知乾指本心之刚健,即使本心所以为本心的主动性、涵摄性的面向。乾之所以为三“━”,在于乾包天地人,“天,此物也,人,此物也,地,此物也,无二一也,无二己也,皆我之为也”。三“--”为坤,“天中之有形者也,吾之血气形骸,乃清浊阴阳之气合而成之者也”。坤则指人之本心所幻化、依托的有形之物,指本心的被动的一面。坤之所以为三“--”,在于坤亦含天地人,“天有阴阳、日月、明晦也,地有刚柔、高下、流止也,人有君臣、夫妇、贵贱、善恶也”。由此可知,在杨简看来,本心首先可分化为两个面向,表现一“--”一“━”。三“━”为乾,乾中包括天地人,表示贯通天地人三种形态之中的不变、永恒的本体;三“--”为坤,坤中亦包含天地人,表示天地人三种形态的变化性本身。杨简以本心对世界的构造解释阴阳、乾坤等象数形式的演化历程。

在八卦之中,乾坤为父母卦,震、巽等六卦则为子女卦。杨简依据这套形式指出,六卦皆是人心之变态。“,天下固有如此者也,圣人系之辞曰震,明乎如此者,阳为主,自下而动且起也,此我之变态也。,天下固有如此者也,圣人系之辞曰巽,明乎如此者,阴为主,阴入于下,柔随之类也,此又我之变态也。,天下又有如此者也,圣人系之辞曰坎,言阳陷乎两阴之中,内阳而外阴,水之类也,此我之坎也。,天下又有如此者也,圣人系之辞曰离,言阴柔不能以自立,丽乎两刚,又有阳而中虚,为火之类也,此我之离也。天下又有者,阳刚止截乎其上,故系之辞曰艮,艮,止也,明乎我之止也。天下又有者,阴柔散乎其外,故系之辞曰兑,兑,说也,明乎我之说也。”本心虽为一全体,但中含阴阳动静之变化,此变化即是人心之变态。六卦描述阴阳之分合,动静之转化,似乎是外在世界的表征,然而杨简将它们一一归之于自心,外在世界的根基从此奠基在了人心深处。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将价值收归于人心。按照一般的理解,所谓价值不过是附着在外物上的判断。然而,既然一切外在之物都是本心的展现,那么所谓的价值已不是外物的附属品,而是人心本具的与外物具有同等地位的规定性。故杨简指出:“元亨利贞,吾之四德也,吾本无此四者之殊,人之言之者自殊尔。人推吾之始,名之曰元,又曰仁;言吾之通,名之曰亨,又曰礼;言吾之利,名之曰利,又曰义;言吾之正,名之曰贞,又曰固。”在杨简看来,元亨利贞不再指春夏秋冬,不再指一气流行之不同环节,而是因人之语言而强自分别的人心之全体,是人心的不同规定性。

人之本心演化出了外在世界,那么反过来,外在世界自然从根源上收归于一心。杨简指出:“坤者,乾之两,非乾之外复有坤也。震、巽、坎、离、艮、兑又乾之交错散殊,非乾之外复有此六物也。”因此,“举天地、万物、万化、万理皆一而已矣,举天地、万物、万化、万理皆乾而已矣。”坤为乾之两,六子为乾之散殊,天地万物皆归于乾。然而,乾亦非心外独立之物,而是“吾之变化也”。杨简借助易之象数形式说明世界皆人心之演化,并不是纯粹出于经典诠释的兴趣,而是有着深刻的哲学背景,即以此证成人之本心的无限性、超越性。《己易》说:“不以天地、万物、万化、万理为己,而惟执耳目鼻口四肢为己,是剖吾之全体,而裂取分寸之肤也,是梏于血气,而自私也,自小也,非吾之躯止于六尺七尺而已也。坐井而观天,不知天之大也。坐血气而观己,不知己之广也。”一生为人,即受形体的拘束而认为人心仅是肉身所包括的有限之物。心学派指出,人之本心实具有超越肉身的广大性、永恒性。要想体验到这一境界,必须抛弃血气之限制所产生的自私、自小的观念。而对于易学所展现的天地万物皆属自心的说明,正是这种努力的体现。

三、杨简心学易的义理易学根源

要想说明世界统属于一心,关键在于说明千姿百态的万物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心为一而万物为多,只有万物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一心和万物才具有统合的媒介。由此可以看出,这一论证显然涉及了一多关系这一哲学主题。我们认为,杨简在这方面的论证,实有承接王弼义理之学。

杨简称:“乾坤之实未始不一也。不然,则孔子何以曰:予一以贯之。中庸何以曰:天地之道其为物不二。天地与人貌象不同而无二道也,五行万化变态不同而无二道也。”至于万物何以为一,杨简做出了详细的论证。《慈湖遗书》载:

众人见天下无非异,圣人见天下无非同。天地之间万物纷扰,万事杂倂,实一物也,而人以为天也、地也、万物也,不可得而一也……圣人之独见,非圣人独立此见也,天地万物之体自未始不一也。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惟人执其途而不知其归,溺其虑而不知其致,夫是以见其末而不见其本,转移于事物而不得其会通……圣人则曰其事同也。今考天地之事,阴阳施生,同于变化,同于造物,谓之同,犹无足甚疑,至于男女断然不可以为一人,圣人将以明未始不一之理,则亦有可指之机,曰其志未始不通也……举天下万物,如鸢之飞至于戾天,鱼之跃乃不离于渊,孰知鸢之所以飞者,即鱼之所以跃者也。林木之乔耸,砌草之纤短判然……孰知夫木之所以为乔而耸者,即草之所以纤而短者也。苟于此而犹有疑,则试原其始,木之未芽、草之未甲,木果有异于草,草果有异于木乎?

杨简开篇指出,众人与圣人的区别在于前者见万物之异,而后者见万物之同。圣人对于万物之同的理解并不是主观臆见,而是见到了万物未始异的本体。众人不能见到万物之同,主要在于执着于差异,陷溺于思虑。基于这一点,杨简对于万物之同做了多层次的论证:第一,论证天地相同。天在上,地在下,二者相距玄远。然而天有其象,地有其形,天象地形在变化上,在被创造上是同一的。第二,论证男女相同。万物固然可以因其同处、同化、同造而称其同,但男女等相反之物又何以具有同一性呢?杨简认为,男女从形态相貌上固然不可以为一人,但是其志则通而为一,从这一点上二者获得了同一性。第三,论证鱼鸢相同。天下万物,鸢飞鱼跃,各有其性,貌似不同,但二者之同体现在之所以飞,之所以跃的本体之上。关于这一点,杨简在《己易》中曾指出,耳目口鼻各有不同,然而耳目口鼻功用之所以能够发挥,其内在的本源则具有一致性。第四,论证木草相同。木与草体性悬绝,然而从种子的角度看,二者显然是一致的。

杨简的论证存在诸多可商榷之处,但是他试图找出万物同一之处,则是对一多关系这一主题的探讨。在哲学史上,明确对一多关系进行探讨的,当数魏晋王弼等人。

王弼曾作《周易略例》,以通论易学之大体。《略例》有四部分最为重要:《明彖》《明爻通变》《明卦适变通爻》《明象》。四部分之中,又以《明彖》最为突出。在《明彖》中,王弼阐释了他对一多关系的理解。《明彖》载:“夫彖者,何也?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者也。”一般认为,“彖”有判断之义,即判断一卦之大义。一卦之义必由一主爻而见,由一爻统摄众爻,这便可引向一多关系之讨论。王弼说:“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动之所以得咸运者,原必无二也。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知可以一名举也。故处璇玑以观大运,则天地之动,未足怪也;据会要以观方来,则六合辐辏,未足多也。”以“至寡”治众,至寡即一。此一并不是数目之一,而是“统之有宗,会之有元”之一,也就是万物所以然的根据,故王弼又称此一为“本”。《系辞传》曰:“大衍之数,其用四十有九。”大衍之数即大衍筮法所用之数,大衍筮法即蓍草揲蓍法。大衍之数为五十,然而占卜之时,要从五十根蓍草中先取出一根放在案上显著的位置,实际上所用的数目为四十九。何以一不用?韩康伯注引王弼之说曰:“演天地之数,所赖者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则其一不用也。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数而数以之成,斯易之太极也。四十有九,数之极也。”四十九为数之极,数之极即有物之极。有物之极并非是顺有而无限的追溯,因为这样永远不能到达极点,而只能是异质的跳跃,由数而至非数。一即是非数之一,也就是群数的本体,以此象易之太极。由此可以看出,在一多之辨中,王弼认为“一”是万物所以然的根据。从万物归于一这一点上看,杨简与王弼显然具有若明若暗的相承关系。

但是,二者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王弼将“一”等同于“无”,“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正是这种无规定性,“一”或者说“无”才能为万物之体。王弼所谓的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外在的无规定性的实体。《复·彖》曰:“复其见天地之心。”王弼注云:“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也。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矣。”复卦一阳在下,象征光明自深处透露,故云“来复”。王弼以“反本”解“复”,要显此本,全由动息则静,语息则默之“寂然至无”来显示。“寂然至无”指现象的止息,并不是本心的无规定性。与此不同的是,杨简将万物所归之一理解为人心,“天者吾心之高明,地者吾心之博厚,男者吾心之乾,女者吾心之坤,万物者吾心之散殊,一物也,一物而数名谓之心,亦谓之道,亦谓之易,圣人谆谆言之者,欲使纷纷者约而归乎此也”。这一点突出了心学的特征。

总之,杨简作为南宋心学派的代表人物,将万物收归于一心,体现了外在世界的建构性特征。对于这一特征,杨简利用《周易》进行说明,这是心学思想与经学体系的结合。杨简在心物关系上的这种理解,与魏晋义理易学具有内在的承递关系。但在对于本源的连接上,二者却具有本质的差异。

注释

责任编辑:涵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