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昆明

在涉县赤岸村的将军岭上，有一条大渠通过，渠旁的一块景观石上刻写着“漳南大渠”四个大字，是由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于1980年题写。

而这条漳南大渠，也是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修建的最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这项工程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灾害频繁，斗争残酷，根据地资金、技术、设备等异常缺乏的情况下修建，却是一项了不起的举动，从其建渠过程中，也充分反映了边区党、政、军、民齐心携力，共同抗灾自救的鱼水深情和生产壮举。

旱灾让人们穷极思变

在涉县境内，尽管有一条清漳河流过，但因为群山连绵，沟壑纵横，地势不平，清漳河水并不能惠及所有地区，即使许多位临河旁的村庄，也因地形缘故，多数田地浇不上水，只能“望天收”。

自1941年冬开始，太行山大旱，许多农田减产，有的甚至颗粒无收。到了1943年春天，旱情依然没有减缓。眼看这年夏收、秋收都没有什么指望，涉县河南店、南庄村一带的人们纷纷议论：“要是能把清漳河的水引到山上来，将旱田变成水浇地就好了。”河南店村的民教主任张鹤岭是个热心人，他熟悉本地情况，找到区长李庆，建议说，可以从清漳河上游的王堡村开一条大渠，将河水引到下游的村庄来，这样沿途村庄的很多旱田就能浇上水，不怕干旱了。

区长李庆也心动了，立即去找边区政府农林局的工程师曲万里，商议开渠之事。曲万里沿着清漳河边的山地跑了一趟，回复说，可以开渠。

不久，经中共太行分局、边区政府、一二九师等党、政、军领导机关首长商议，决定由边区政府贷给40万元（冀钞）修渠。随即，成立了开渠筹委会，成员有一二九师政治部民运干事景乾元、边区政府农林局干部傅鼎、涉县的农会主席师自明、一区区长李庆、财政科杨象春等人。筹委会指定工程师曲万里等技术人员负责大渠的勘察、测量、设计等工作。

1943年2月24日，随着开山的炮声隆隆作响，三千余人的修渠大军在划定的开渠路线上，开始了施工。为加强统一领导、指挥，这年3月1日，开渠筹委会接着在河南店村召开了一次联合会议，由开渠沿岸的温村、王堡、赤岸、会里、沿头、河南店、南庄、茨村等8个村的村长、生产主任、农会主席，以及一些水利干部参加。在会上，正式成立了开渠联合筹备委员会，讨论了开渠简章、工程预算，并要求8个村子各自成立一个开渠委员会，专门负责村里有关宣传、动员、协调等具体工作。

工程经初步估算，除涉县政府、一区、沿渠村庄自筹一部分资金外，由边区政府贷款60万元冀钞，并供给11万斤粮食。

破除迷信和谣言阻力

涉县位处深山，很多群众没有文化，十分迷信，特别信奉神仙和风水之说。

开渠之初，迷信之说便传开了。有的人说：“开渠会把漳河的龙脉打断，主村不平，这叫要命渠。”因开渠需要占用一部分田地，拆迁一些房屋，向沿途村庄群众派工、派款，这又引起了一些群众的不满，给了少数破坏分子以造谣之实，有人便乘机在群众中煽动、挑拨说：“此渠毁房又占地，出钱又出工，最后渠道开不成。”

个别群众心生恼恨，竟偷偷将工程技术人员插在地上，用来标示开渠路线的木牌拔掉。

在各种风言风语和阻力之下，少数地方干部也动摇了思想，有了中止修渠的非议。

面对动工之初遇到的这股阻力，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等领导下定决心，一定要破除阻挠修渠的迷信、谣言，将大渠修成，改变赤岸村一带山上旱田无水可浇的局面，增强人们抗灾自救的信心。

开渠联合筹备委员会组织赤岸等8个村庄的干部，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开展深入动员，统一干部的思想、认识，并由各村干部到群众中去，做好解释、说服工作，从而赢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就这样，修渠工程才得以破除阻力，顺利实施。

整个工程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方式，即参与修渠的群众出一个工，给3斤小米，不仅缓解了灾荒时期，群众缺乏粮食，挨饿受饥的困境，也调动了民工们干活的积极性，确保了大渠能够顺利完工。

大渠开工后，边区政府、一二九师、太行军区等党、政、军首脑机关，也纷纷动员干部、战士等，赶到施工现场，义务参加劳动，支持群众建设。

刘伯承、邓小平、杨秀峰等人，作为根据地的重要首长，也都以身作则，抽出时间，来到施工场地，查看工程进度，并亲自动手，帮着群众挑土、搬石头，义务出工。

有一次，天上下起了小雨，邓小平着了凉，有些感冒，但他仍然按照自己的计划，来到工地上，和民工们一起劳动，感染了周围的群众。而在视察工程进展中，刘伯承、邓小平看到，因开山、滑坡而炸起、掉落的石头砸坏了老百姓的房子，便当场要求管理施工的干部，一定要照价赔偿群众。

驻扎在涉县桃城的新华日报社人员，是一群捉“笔杆子”的“秀才”，平常采访、编辑、印刷等工作也比较繁忙，时间也安排得很紧，但是，在首长的带动下，也抽出一部分工作人员，赶到工地上帮忙。

一二九师一些干部最初怕耽误政治学习，不情愿去修渠，刘伯承就给这些干部讲了一个“列宁会见高尔基”的故事，进行开导：俄国革命胜利之后，遇到了大灾荒，粮食极度缺乏，很多地主、富商、投机商乘机渔利，不是将粮食藏起来，就是高价私卖，使大量工人、农民处于挨饿境地。有一天，高尔基前去看望列宁，希望这位革命导师为他讲一下当前的政治问题。可是，列宁忙着摆弄手里的一只鸡，想准备一道菜，招待高尔基。高尔基实在沉不住气了，便直率地向列宁说道：“列宁同志，我这次来，希望你给我讲点当前的政治问题，可是，你却……”列宁把手里那只鸡托起来，反问道：“解决吃的问题，不是当前的政治么？高尔基同志，你看是不是？”

就这样，刘伯承通过一个轻松、幽默的故事，解除了干部们在政治学习上的顾虑，让他们放下书本，抽出空来，前去参加漳南渠建设。

顺利竣工

由于日寇开展大“扫荡”，漳南大渠建设之中，曾被迫停工，但等反“扫荡”结束，施工照常进行。

大渠主体工程于1943年6月底基本完结，个别渠段延续到秋末才结束。整条大渠，首起下温村，途经王堡、赤岸、会里、沿头、河南店、南庄、茨村，尾至庄上，全长近30华里。共开凿石洞4个、总长160丈，其中，最大的山洞位于温村小岭，长40多丈、宽6尺、高6尺5寸。劈石坡8处，总长75.6丈，每坡均是宽7尺、高1丈1尺。在河南店村建石桥2座，共长40丈;建圆形或方形截面木桥14座，总长246丈，每桥平均宽4尺、高3.5尺。土渠工程段，共钻挖7个大土洞，最大的土洞位于南庄村，长120丈、宽6.5尺、高6.5尺。劈土坡最长处位于王堡村的范家坟，高5丈、宽3丈、长225丈。

受当时技术、材料、日寇扫荡等原因所限，一些渠段的质量未达到要求，经通水试验，存在漏水、塌方现象。1944年春，边区政府又组织人员进行修浚，由边区农林局派出5人，五专署、涉县政府、救联会、当地各区公所各派出2人，共同组成了“开渠工程队”，进行整修，终于在1944年4月初，圆满竣工。4月5日，顺利通水。

正式通水这一天，眼看着哗哗的河水经渠道，流向沿途各村庄的田地，滋润着久渴的庄稼，无论是领导、干部、普通战士，还是村里的群众，一个个都是欢颜笑语，相互祝贺，一派喜庆的气象。

修建漳南大渠，超过了最初预算，总计用工12万个，花费资金166万元，其中，边区政府贷给160万元，边区政府、五分区各借给伪钞1万元。用去粮食19余万斤，除伙房吃掉、其他公共支出用去部分外，涉县民工在建渠中，共赚小米13万斤。赚取的这13万斤小米，对涉县很多群众解决吃饭问题，顺利渡过灾荒，起了很大作用。

漳南渠沿线共设了14个放水口，通水量每秒3立方米，可浇灌农田3500余亩，沿渠受益群众2000多户，按当时每亩增产200斤计算，每年可增产70余万斤粮食。

永久的纪念

在严重的干旱面前，漳南大渠对提高沿渠农田粮食产量，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增强干部和群众抗灾自救的信心，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条渠也是在边区政府、一二九师等党、政、军领导机关的直接支持和援助下修建而成的，因而，当地群众亲切地称其为“救命渠”、“幸福渠”、“将军渠”，还有人为此编了一首歌谣，以此歌颂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的功绩：“水流南山头，吃饭不发愁。没有八路军，这水怎能流？”

1958年，沿着漳南大渠尾部，涉县又将渠道续开至胡峪、石岗、原曲3个村，使渠水灌溉面积增加到了上万亩，农田受益面积更大了。

1985年，为铭记前辈功绩，传承革命传统，涉县青少年又自发捐款1.1万元，在赤岸村的将军岭上修建了“漳南大渠纪念碑”。这座碑高12.9米，象征着参与修建大渠、与群众结下鱼水深情的一二九师;碑的正面镌刻着由薄一波题写的“漳南大渠”四个苍劲有力的金黄色大字，碑的上方刻有镰刀和枪组成的图案，象征着军民一家鱼水情深;碑的背面是团徽，下方是春芽，象征着漳南渠水哺育着革命老区新一代青少年茁壮成长;碑座四周是麦穗，象征着漳南渠水浇灌下的土地五谷丰登，一片旺盛之象。2004年，因一二九师旧址景区规划，在“漳南大渠”纪念碑的主体上，改建为了“将军岭”纪念碑。

1989年，在将军岭的“迎宾桥”上，涉县又修建了一座“思源亭”，亭下便是大渠，以此提醒后人要饮水思源，时刻不忘先辈的奋斗精神和卓越功绩。

“悠悠漳南渠水长，军民共结鱼水情。老少欢笑伴云谷，不忘恩德作自铭。”漳南大渠惠及的不仅仅是沿渠一代又一代人民，也给太行山群众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不论困难和险阻有多大，只要军民团结一心，坚定信念，不畏艰难，勇于奋战，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一定能迎来“幸福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