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朱新春 采访整理／朱岩

朱良才，1900年出生于湖南省汝城县。1925年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入党，1928年1月参加湘南暴动。历任红四军军部秘书、连党代表、区委书记、支队（团）政委、师政委、军政委；晋察冀军区分区政委，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华北军政大学副政委、政委；华北军区副政委、北京军区政委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89年在北京去世。

1929年6月19日，时任红四军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军党代表毛泽东、军部秘书谭政、军部秘书朱良才（从右至左）在福建龙岩合影

1900年，父亲朱良才出生在湖南省汝城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初中毕业后，他在家乡当小学老师，过着衣食不愁的生活。然而，父亲通过大量阅读进步书刊，萌生了爱民救国的革命思想。所以在1925年，当农民运动的烈火烧到家乡时，他就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湖南农民运动的队伍之中，从此走上了革命征途。

“黄洋界上炮声隆”“前头捉了张辉瓒”

尽管父亲这一生除在组建红14师时担任过师长兼政委、在长征的路上担任过几天的大金省军区司令员外，一辈子几乎都是做政治工作，可在战斗中，他总是勇敢顽强，冲锋在前。

1928年“朱毛会师”后，父亲调到红四军军部任朱、毛的第一任秘书。同年5月，二打永新县城后，深谋远虑的朱德军长让父亲留下来，到烟阁区当区委书记，组建农民赤卫队。在很短的时间内，父亲就组织起了1000多人的队伍。在同年6月第三次攻打永新的战斗中，敌我双方处于胶着状态时，父亲主动率领1000多名赤卫队员，挥动着大刀和梭镖，与红32团、永新县赤卫大队一起向设在白口的敌前线指挥部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打乱了敌人的阵脚，配合主力取得了龙源口大捷，三占永新县城，取得了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根据地军民传唱起了这样的歌谣：“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两只羊”，是指敌赣军第9师师长杨池生和湘军第27师师长杨如轩。

在黄洋界保卫战中，任红31团1连党代表的父亲和连长王良一起，率领只有72人、每人只有三五发子弹的1连进驻海拔1330多米的黄洋界，加修工事，设置障碍。8月30日晨，敌人用两个团的兵力，在炮火和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向黄洋界发起了进攻。父亲和王良利用有利地形，沉着指挥，据险阻击，将一个跟一个爬上来的敌人击毙，还乘敌人混乱之机，组织预备队从侧翼实施反冲击。下午4时许，战士们把茨坪修械厂刚修理好的一门迫击炮抬了上来。父亲和王良立即指挥人将迫击炮在指挥阵地附近架好。连打2发炮弹都没打响，再打第3发，炮弹不仅响了、打出去了，还正好在敌人指挥所驻地——腰子坑爆炸了。敌人误以为我主力红军回来了，吓得掉头就往回跑。父亲和王良立即指挥全连乘势追击，缴获了不少辎重。当夜，敌军偷偷撤回酃县。回到井冈山的毛泽东，高兴地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不朽诗句。

1930年10月攻打吉安时，任85师103团政委的父亲亲自组织突击队架梯攻城，并身先士卒，冒着枪林弹雨第一个爬上城头，率领全团一举攻入吉安。

1930年12月，第一次反“围剿”中，任红三军9师政委的父亲，和师长徐彦刚沉着指挥，协同主力全歼敌18师。此役，红军共缴敌枪8000余支，父亲领导的9师缴敌枪2000余支、大炮1门、电台1部，还活捉了敌18师师长张辉瓒和敌电台组全体工作人员。经过父亲亲自做工作，敌电台组集体参加了红军。从此，红军有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台。毛泽东豪情万丈地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写道：“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要是朱良才不走，红34师不会全师覆没”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开始后，父亲担任红34师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11月27日，湘江战役全面打响。担任红34师代政委的父亲和师长陈树湘率领部队迅速抢占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阻击和迟滞从东向西追击而来的敌人，掩护党中央和大部队渡江。

战斗一开始就打得十分激烈，而且是越打越激烈。红34师参战的水车地区，是中央红军总后卫战场，也是湘江战役中打得最激烈、最残酷的4个主战场之一。从11月28日起，面对汹涌而至的敌人，担任红34师代政委的父亲和师长陈树湘指挥全体官兵与敌军展开了殊死拼杀，两天两夜寸步不退。30日晨，父亲腹部旧伤突然发作，血流不止。简单包扎后，父亲躺在担架上坚持指挥战斗。军团长董振堂与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得知后，立即命令陈树湘派人将父亲抬过江，送军委总医院抢救。同时，任命程翠林接任政委。

此后，红34师陷入了敌军的重重包围，全军覆没，成为整个红军史上唯一损失的整师。其中，师长陈树湘受重伤被俘后，自己拽断肠子，壮烈牺牲。几十年后，时任中顾委副主任的宋任穷还感慨地说：“要是朱良才不走，红34师不会全师覆没。”

当年在娄山关战斗中立下大功、战斗结束后右腿截肢的3军团12团政委、后来的开国中将钟赤兵，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将一个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主动讲给父亲：“你知道吗？当初在遵义，你组织人来抬我上路时，我毯子下面是藏着手枪的。当时我已做好了准备，只要你说往老乡家抬，我就先打了你再自杀。没想到，你不仅让他们抬着我跟着部队走，还命令他们‘必须保证钟政委的绝对安全’！朱政委啊，没有你那句话，我这个一条腿的人，又怎么能走完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路呀！”

还有1935年3月因掩护钟赤兵而被敌机炸成重伤的贺子珍，也是父亲第一个冲上去组织医护人员抢救她，又亲自安排人员和担架，将她抬着走过了长征路。1937年冬，贺子珍离开延安去苏联，路经兰州时，特意与父亲留下了出国前与井冈山战友的最后一张合影。

“不与百姓争树叶吃”

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父亲创造性地将政治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抗日战争中，父亲建议并领导了整个晋察冀军区的“政治建军”“创建模范党支部”“争当铁军”“创建模范抗日根据地”等活动。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当面夸赞他“军事上过硬，政治上合格”，是“军之良才”。

1939年年初，父亲轻装简从，直接深入到3分区10团通讯连检查指导。父亲发现，该连刚刚20岁的党支部书记、指导员朱卿云好似一本“活字典”，对每个战士的姓名、年龄、籍贯、入伍时间、文化程度、本人成分、家庭情况、个人性格、特长和当前思想情况等都了如指掌，对答如流。当得知朱卿云入伍半年就当上了指导员，此时任指导员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时，父亲当即号召全区基层政工干部向朱卿云学习，并奖励锦旗一面，宣布该连党支部为3分区的第一个模范党支部。四十多年后的1985年年底，已经担任石家庄高级陆军学校政委的朱卿云，亲自带工作组到基层的5个连队做调查研究，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与近200名干部、战士谈话，并以自己当年创建模范党支部的实际例子，向基层官兵言传身教。

同时，父亲还狠抓军民关系、军政关系等工作。1942年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下达了一个在全世界军队史上都史无前例的政治训令——“不与百姓争树叶吃”。父亲命令全区所有的部队到村庄15里之外的无人区采摘树叶子充饥，将村庄周围的树叶子让给老百姓。他让人把训令写成大张纸的布告，在所有驻有八路军的村庄里张贴。然而，训令一发布，就遭到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一致反对”。他们成群结队地涌到军区政治部，强烈要求收回训令。有些老百姓干脆将摘下来的树叶子连抬带背地送到军区政治部，激动地说：“你们不收树叶子，我们就不走啦！”

经过军民的共同努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军民不仅成功渡过了难关，还把根据地的军民关系和全面建设推向了更高的水平。很快，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设成为全国地域最广、人口最多、部队最多（正规主力部队即达30多万人）的模范抗日根据地。

73年后的2015年，中央电视台专程采访了还健在的老八路、当地老人和我，把这个真实、生动的故事制成电视专题片，在6月23日的《新闻直播间》和24日的《新闻联播》中播出。此节目受到广大观众的一致好评，还被评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优秀节目，得到中宣部的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