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友军

中国当下的强力反腐正在通过制度性设计而使其成为一种常态。一个很好的说法是“反腐永远在路上”，百姓普遍为之叫好。但是，也有人产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心理。如果是贪官，产生这种心理那是自然的。但是，笔者说的是那些与权力贪腐不太沾边的普通人。

一、约束公权和保护私权是每个人都有份的事情。有些人产生莫名的恐惧心理，主要是看到不时有一些党员领导干部被带走调查，似乎不是在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行事。另外一种舆论则认为党章和法律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因而也是法。这其实是对党员领导干部说的。如果一般党员或普通群众也往自己身上套，以为自己也会因为涉嫌违反党章而被随时带走，那就大可不必了。党员领导干部因为掌握党和国家的一定权力，需要受到党的纪律的严格约束，否则，就会破坏执政党的形象。为此，我们党设立了党的纪检制度，用以约束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行为，这实际上是对公权力进行约束，而不是对个人权利的约束。

一个人如果一定程度地掌握了公权力或者成为公众人物，他的个人权利就会不同程度地溢出。因此，他的个人权利也需要进行一定的约束。比如，一定时期要求党员领导干部个人或家庭向组织或社会公开其财产，要求有些个人隐私向社会公开，或者允许媒体实施监督，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公权力持有者的一种社会义务。公开是为了便于公众的监督。因为接受公众监督是公众人物的社会义务。

在这里，公权力受托人或公众人物的权利与普通大众的权利的受保护程度应该是不一样的。后者享受法律保护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绝对的，是不能打折扣的，但前者则不然。他们除了个人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之外，他们的行为要得到授权，没有得到授权的行为是被禁示的。其次，因为存在权利溢出的可能性，因此，他们的有些个人行为或家庭行为须要向社会公开，从而得到社会的监督。在这里，对于公共权力的约束和对于私人权利的保护是同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对于公权力的约束，那就没有对于私权的保护，而约束公权力的目的正好就是为了保护私人权利。

在我国社会中，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普通公民。一时掌握公权力的人，也总有一天会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所以，约束公共权力和保护私人权利，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国提倡公民的广泛参与，这就是说，每一个公民都有可能一定程度地成为公权力的持有者。从各级领导干部到企业管理人员，从大学教授到幼儿园老师，各个工作岗位，甚至在家庭中，也都会出现权力的不平衡状态。不管你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你都有可能成为权力或公权力的持有者。所以，约束权力或公权力，对于每一个人都是有份的。如果人们不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任何人和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出现他（她）侵犯别人权利的事件。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提出“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如果没有每一个公民在约束权力方面的意识自觉，是根本做不到的。我们说，国有国法，党有党章，行有行律，厂有厂纪，校有校训，家有家规。这里一方面是在每个层面对于每一个权力个体进行约束，同时也是对于每一个个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进行保护。在一定的时期，特别是在物质财富匮乏时期，这种规范常常会变成管理者对于被管理者或强者对于弱者的单方面管束。但是，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社会的个人权利意识会不断地得到加强，从而打破固有的单向思维，回归到现代法治社会的正常状态。

二、建立约束公权力和保护私权利的全民意识自觉。从上面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约束公权力和保护私权利，不只是官员的事，而是每一个人都有份的事情，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因此，须要在全社会建立约束公权力和保护私权利的意识自觉。在我国，由于传统和习惯的原因，当学校或幼儿园老师以及家长面对学生或孩子的时候，有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出现一种管理者与被管理者或者强者与弱者的不平等关系，与这种不平等关系同时出现的是相关各方道德关系和伦理关系不同程度的扭曲。

在学者和艺术家的层面上也是如此。我国许多大学或学院会邀请一些学者或教授到学校讲座或开会，但是受邀请者之所以得到邀请，常常不是因为其学术水平高，而是因为其掌握的有用权力资源多。这就像书画艺术界的情况一样，一些书画工作者的作品之所以卖得贵，往往不是因为其作品的艺术价值，而是因为其掌握着书画艺术界的公共权力，以及这种公共权力给其带来的艺术评价权和运用资本进行宣传和扩大其艺术价值的权力。说到底，这是一种权力寻租。在这里，学者和艺术工作者的权力寻租比之个别官员的权力寻租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更加冠冕堂皇，怡然自得。他们也许不会想到，这种行为给中国学术和中国传统艺术及其群体的破坏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马克思曾经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说过这样一句有趣的话，他说：“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笔者在这里引用马克思的这句著名的话的意思是说，我们大家总是在讲中国因为市场经济的引入而导致了全社会的道德滑坡。可是当我们大家都在埋怨市场经济、贪官和不法商人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想到，也许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关系的，只是我们像有的学者和艺术圈里的管理者们一样，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的问题而已。

笔者每次春节回老家过年，都会听到村里有一户放花炮最多的人家，上千元1包的礼花会放半个晚上，第二天人们会看到厚厚的一层花炮纸和高高的一堆礼花残骸。邻居说，这是某派出所所长父母的家。人家告诉我，现在办事送礼不是送给本人，而是送给其乡下的父母，再由其父母电话通知当领导的子女为当事人办事。这是一种变换了形式的基层官场文化。或者说是一种发生在基层的大众文化。有事不是找律师，而是变着法儿找关系。孝敬老人是一个很好的公关方式，也符合中国的传统习惯。相信我们能够听到的礼花之类肯定只是礼品中的一小部分。

围着这些“扑面而来的苍蝇”转的无非有三种人：一种是出来混的，因为涉黑的缘故需要有“大哥”保护；另一种是需要靠“大哥”提拔或帮衬的同事、下级或相关人等；第三种是有事求助的或者未来可能有事需要求助的。这是一个规模不小的关系网。这个关系网使得当事人“累并快乐着”。因为其圈子规模大，所以这种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这里存在着一个依靠权力人从而使大家的个人权利都会相应得到增益的群体。由于这个群体的存在，其他群体的个人权利必将受到有形或无形的践踏。我们可能不会意识到：每一个人，在他（她）从一只苍蝇身上得到权利增益的同时，他（她）的个人权利可能会被另一只苍蝇及其群体所践踏。这里是一个循环。在一定的时期内，每一个人似乎都注定逃不出这个循环。

三、改变我们的制度与文化。

不论是改变制度还是改变文化，这听起来似乎都会让人觉得无从下手。现在大家都赞成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是，很多人会想到鸟笼关苍蝇的故事。腐败如果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那么，现有的纪检制度即便永远在路上，也免不了会出问题，有腐败的土壤和温床，纪委也不可能活在真空里。

说到制度反腐，近代中国人的制度性探索其实并不少，但是成效却都不大。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建议每一个公务员的工作岗位都要民主选举产生，而且可以随时罢免。可是民主选举到了中国的乡村就出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在中国相对落后的农村，现代文化和现代意识的建立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是，在今天这个正在发生大变革的时代，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告诉我们，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历史性的大变革时代，封闭的传统农村正在解体，封建的权势文化虽然目前还很猖獗，但毕竟已是强弩之末。所以，我们要紧紧抓住制度反腐这个“牛鼻子”，长期保持从上到下的反腐高压态势，同时高扬人民主权和人民民主的现代政治文明与法治精神旗帜，使长期形成的中国贪腐文化的劣根性及权力寻租等，在普遍觉醒了的权利主体的汪洋大海之中，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逐渐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