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相

【“马日事变”中不辞而别】

夏曦是中共湖南党组织在北伐时期的主要首脑之一。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夏曦、郭亮等人立刻在湖南发表声讨。4月14日，夏曦在有十万余人参加的“湖南省第二次铲除反革命分子大会”上，情绪激动地发表了题为《肃清反动派与团结革命势力》的演说。不久，夏曦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一共有32名中央委员，14名候补中央委员。与夏曦同时入党的郭亮，被选举为候补中央委员。而当年新民学会的战友，一度是夏曦上级的毛泽东，也出现在候补中央委员名单里。应该说，此时的夏曦不仅在湖南党内拥有了较高的声望，在中共领导层内也被看好。因此，大会刚刚结束，中共中央就派夏曦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原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调任中央负责组织工作。

五大结束后10天左右，李维汉同夏曦开始办理交接。而此时距离“马日事变”已不足两天了——“马日事变”简称“马变”，1927年5月21日晚，驻守长沙的武汉政府辖军，国民党军官许克祥率叛军破坏了“湖南总工会”“农民协会”“农民讲习所”等中共机关、团体，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工农群众百余人被杀害。

其实，“马变”并非从天而降，之前已有预兆。中共湖南省委还因此通告各县，工农武装要准备就地自卫。5月20日晚，夏曦以湖南省委书记的身份主持省委会议，提出如果事变发生，公开活动的领导人如郭亮、夏曦、李维汉等需要转移。同时决定成立秘密省委，指派薛世纶、王则鸣、林蔚为临时省委委员。当晚，曾与蒋经国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少将政治部主任的徐君虎找到夏曦，探询一下对时局的看法，夏曦很乐观地告诉徐君虎：“在湖南即令有一两万军队捣乱，农民的梭镖也可以解决。”（徐君虎《“马日事变”前后见闻片段》）

可到了5月21日，也就是“马变”发生的当天，夏曦却突然出走了。李维汉回忆说：“‘马变当天，早餐后，接到报告说：夏曦未告知省委，出走了。他在国民党省党部留了一张条子，说是去武汉中央报告工作去了。”因为夏曦的“不辞而别”，湖南省委不得不临时推举郭亮任书记。郭亮主持的省委会议原本决定动用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予以应变，但遭到反对，会议开到半夜议不出个所以然来，竟不了了之。夏曦到达宁乡、益阳后才做出反击的姿态，他命令湖南省农民自卫军总队长武文元率领三大队回长沙集合，占据宁乡作为依托，转扑益阳，但未获成功。几乎与此同时，湖南国民党当局听闻夏曦隐蔽在老家益阳县桃江镇，遂派兵将夏曦全家抄没，夏曦本人得以逃脱。

因“省委自身走得很乱”，湖南党内的其他成员开始也只能各自为战。临时省委成员之一的林蔚利用兄长林泽生的关系隐蔽下来做地下工作。而柳直荀则直接揭竿而起，率领农民自卫军围攻长沙，一时间形成了“十万农军扑长沙”的阵势。可接下来的局势却是“功败垂成”。

关于“马变”之所以落败，历来说法不一。例如柳直荀在事发一年后发表的文章中，将失败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当时的共产党虽则组织尚好，但只是一个太平时代的党，没有斗争的经验，不能应付这个斗争的环境，而只是一个反攻，不知道事变将至，取积极进攻的计划。因此事变临头，手忙足乱，一切计划全归失败……这次起义事件失败的总原因可说是中了机会主义的毒。”（柳直荀《湖南马夜事变之回忆》，1928年5月21日）蔡和森则在《中共八七会议告全体党员书》和《党的机会主义史》中指责李维汉。柳、蔡等人的说法固然措辞严厉，却都有失之偏颇的地方。反倒是谢觉哉在事变16年后的某些议论颇中要害：“不知道斗争要力又要术……在政治上却不惜得罪人，硬要行自己的。对于人——反动的人，不知把弱者拉到自己方面来或使之中立，反而专拣弱者打，如杀叶德辉等，使自己孤立，既无实力，也无阵容。”杀掉叶德辉正是出于柳直荀之手。对于以夏曦为首的湖南省委的表现，谢觉哉也如实记录：“后来我遇到常德一位负责同志，深怪当时省委没有点消息给他们。不知当时省委自身走得很乱，何况外县。”（《谢觉哉日记》上卷）一句话道出了“马变”结局逆转的部分真相，也道出了当事人对省委领导者的真实看法。

【忝列“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马变”后，中共中央部分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准备组建“湘南政府”，提出以毛泽东、郭亮、夏曦、柳直荀、任卓宣组成中共湘南特别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但这个决定旋即被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否决了，原因很简单——柳直荀、郭亮被周恩来抽调去搞军事工作，夏曦此刻已经由湖北转道江西。

1927年8月1日，南昌《国民日报》发表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宣言，署名包括宋庆龄、邓演达、吴玉章、毛泽东、夏曦等。据李维汉回忆，夏曦参加了南昌起义。

1927年秋冬，夏曦来到上海。在上海的几个月非常难熬。夏曦是南京国民政府“清党”后首批通缉的要犯，在通缉的193人中，夏曦排第14名，他的后面才是邓演达、董必武、邓颖超等人。南昌起义后，上海地方当局严令缉拿由江西南昌过来的行为异常人员，夏曦不得不格外谨慎。1928年春，夏曦在组织的掩护下秘密抵达莫斯科，被安排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

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有个外号叫“老头子班”，盖因学员中的董必武、徐特立、何叔衡、林伯渠年龄偏大，故得此名。夏曦与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赵世炎的妻子夏之栩都编在这个班里。夏曦年方27岁，还算不上“老头子”，但因为留了胡子，得了个外号“夏胡子”。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的银色别墅里召开。夏曦被选为浙江省的代表，却无缘于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有些党史文章将夏曦算作湖南省代表出席中共“六大”，但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二卷介绍，夏曦被列为浙江省代表——笔者注）7月21日，夏曦在这幢别墅里写成《夏明翰传略》，算是对已于3月下旬作古的战友的一种怀念。虽然个别文字不够通顺，但这篇短文至今读起来，还能感受到它质朴的风格。夏曦肯定了夏明翰的坦率、诚挚，同时也不掩饰地流露出自己对夏明翰的真实看法。包括他认为夏明翰的弱点是“不能依据自己的主张与同志作坚决的理论上的争斗”。甚至夏明翰的一段恋爱也经由夏曦的笔端，让人们有了不同的视角——“明翰同志在两年前还未结婚，他与一位女同志是有很深的爱情，但她已有了爱人。‘恨不相逢未嫁时常是明翰的感伤语。因此，明翰同志做事虽然努力，又很精细，但常常总是疲弱的样子。”此外，夏曦在述及夏明翰力主武装暴动时，认为夏明翰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拼命主义”，这段议论区区几十个字，却将夏曦和夏明翰的各自主张以及思想轨迹勾画出基本的轮廓。（曾长秋《夏曦为夏明翰烈士作传》）

对战友的缅怀与对往事的追忆，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打破了。国内的政坛风起云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湖水”同样深不可测。夏曦与王明等人原来素无渊源，用杨尚昆的话说：“夏曦……开始还和王明等作过斗争的，但后来王明一伙攻他，把他压服了。”（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1期）1929年，莫斯科中山大学党支部局改选，夏曦当选为支部局委员，与另一位新当选的支部局委员杨尚昆一起，担任支部局宣传部副部长——这个位置曾经是王明坐过的。

该年夏季，“中大”举行全体师生总结工作大会，又称“十天大会”，就书记所作的报告进行表决。在这次会议上诞生了一个名词，即“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指的是支持党支部局的只有28名共产党员和1名青年团员，合计为“二十八个半”，夏曦忝列其中。孙冶方回忆：“据我所知，此事发生在中大一期毕业之后，在一次支部大会上表决支部局一个决议，赞成者仅28票，弃权者一票。因为当时主持支部局工作的主要是王明派，即：博古、夏曦、杨尚昆、王云程等人，他们都自称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所以反对他们的人挖苦说他们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郭德宏编《王明年谱》）在“十天大会”期间，夏曦为支部局方面能够获得多数票，做了不少的分化性工作。例如吴玉章本来是投反对票的，夏曦就对吴说，现在有人利用工作中的缺点来反党，吴玉章一听“反党”就不干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十天大会”后，“中大”内部的斗争进一步升级，具体表现为1929年10月开始的“清党运动”。运动中，有两件事无疑给夏曦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张言轻的自杀，一是瞿景白的失踪。据称张言轻是所谓“托派组织”的头子，他的死暴露了校内的“托派”成员；而瞿景白是中共领导人瞿秋白的弟弟，陈修良、杨尚昆等人都回忆说瞿景白因为撕掉（或者退掉）联共候补党员的党证，进而失踪。

【被派来“纠左”的“夏胡子”却是“极左”】

经过层层“考察”和种种“考验”后的夏曦，终于在1930年回到了中国。1931年3月，中央常委会调夏曦为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湘鄂西特委、湘鄂西省委、鄂豫边特委、鄂豫边临时省委，并指导湘鄂赣省委，权力很大，是当时仅次于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第三号政治地带。就此，夏曦的个人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事实上，在夏曦空降湘鄂西前，“左”的作风已经在根据地横行了。本来，湘鄂西根据地的“老土地”段德昌、万涛、彭国材等人对邓中夏、柳直荀过于“左”的“瞎指挥”已经怒不可遏，希望中央能够尽早派人来纠偏。可万万没有想到，派来纠偏的夏曦还要“左”。以“极左”来“纠左”的做法在夏曦之前有过，在夏曦之后也有过。

1931年3月15日，夏曦抵达湘鄂西根据地。3月2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正式成立。次日，中共中央批复分局成员，夏曦任书记。夏曦到湘鄂西，带过来的只有一个江器也（又作江琦或姜琦），在根据地内部，只有贺龙跟他打过交道。所以，上面也考虑到这层因素，陆续往湘鄂西派了一批同夏曦比较熟悉的干部过来，协助工作，他们中间比较著名的有潘家辰、庄东晓夫妇、谢觉哉、毛简青、张昆弟、宋盘铭等。不过说到底，湘鄂西根据地还是要依靠一大批熟悉情况、脚踏实地的本地干部。这一点，夏曦一开始就看得很清楚。湘鄂西根据地的“灵魂人物”无外乎四个人——周逸群、贺龙、段德昌、万涛。夏曦比较看重的是万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湘鄂西中央分局成员名单中“推4人”，夏曦就圈定万涛出任中央分局委员。同年6月成立了湘鄂西临时省委，万涛又当选为省委常委。不久，万涛又成为湘鄂西“军分会”主席团成员。尤其是当徐锡根被派到湘鄂西后，一度几乎要取代夏曦成为新的中央分局书记时，夏曦更需要万涛等当地骨干力量的支持。应该说，在夏曦到湘鄂西的头半年中，他对万涛基本是“拉”的态度。

1931年9月28日，万涛、段德昌所部红9师与贺龙所部在刘猴集会师。段德昌交给贺龙一封信，是夏曦的亲笔。夏曦与贺龙早有交情，1924年11月，夏曦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也是中共湘区区委委员）的身份，去找时任四川陆军第9混成旅旅长的贺龙筹款，贺龙非常慷慨，一次就送给夏曦5万银元，解了非常之急。1928年，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与夏曦在上海还有一次短暂的会面。段德昌直到这时对夏曦的到来还抱有一定的幻想。他跟贺龙说：“你们来得正好，得把拥护邓中夏的那些人整一下。”在刘猴集会议上，万涛代表湘鄂西分局宣布了有关文件，决定撤销邓中夏红三军前委书记和红三军政治委员的职务，由万涛接任。（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万涛、段德昌接回贺龙后，准备搞一个会师联欢。可谁也没想到的是，10月8日，省委、省苏（省苏维埃）的领导请示夏曦时，夏曦勃然大怒，不仅不同意搞联欢活动，还准备严肃处理万涛。夏曦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万涛率红9师接回贺龙所部是违背了中央分局的意图；另外万涛在永隆河的来信是把他自己凌驾于中央分局之上。两个理由实际是一码事，即万涛没有把中央分局放在眼里。作为长期奋战在湘鄂西根据地的万涛，作风一向比较泼辣，面对工作中的分歧从来都是愿意摆在桌面上谈，完全没有料到有人竟然动用组织手段来解决这类矛盾。

夏曦的训令甫一宣布，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万涛、段德昌等都发表了激烈的反对意见，双方争持不下。随后，夏曦宣布撤销万涛的红三军政委职务，调后方工作，但没有在会上讲，也没有同万涛本人交换意见。万涛仍被蒙在鼓里，以为自己仍旧是红三军的政委，看见新前委中没有自己的名字，还给中央和省委去了一份报告，认为自己作为政委不参加前委是“破坏了红军中的政委制度”。（《万涛关于九师行动的报告》，1931年10月18日）

万涛提交给省委以及中央的报告，得到了部分省委领导的支持，但同时也加深了他与夏曦间的裂痕。11月20日，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夏曦因在前方没有出席。万涛在会上发言，批评了夏曦，在两天后省委发给中央的报告中，出现了类似“极大多数对中央分局的领导表示怀疑”的段落。这次扩大会议以及这份报告，进一步激化了万涛乃至支持万涛的一批军政干部同夏曦之间的矛盾。万涛的耿介、忠直却给有的人留下了“桀骜不驯、分庭抗礼”的“恶劣印象”。若干年后，渡尽劫波的人们在总结历史时，都不无感慨地承认一个事实，即宁可犯政治路线错误，也不能犯组织路线错误。万涛以及后来的诸如段德昌等人其实都是死在这条路上。

【湘鄂西四次肃反之痛】

1932年1月，湘鄂西党组织召开“四大”。这次大会实际等于“摊牌”，反对夏曦的人不断炮轰他的错误行径，潘家辰、庄东晓夫妇引经据典，而万涛、段德昌等人则摆出事实，对夏曦的瞎指挥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夏曦面对凌厉的“攻势”也不甘示弱。

会议开了一天，第二天下午就风云突变——夏曦的“救兵”到了。

原来，在“四大”前夕，湘鄂西省委秘书长尉士钧受省委和万涛的委托，带了一批材料去向中央反映夏曦的情况。哪知中央看后派出关向应前往解决。在回来的路上，关向应说服了尉士钧，转而支持夏曦。夏曦的腰杆子一下硬了起来，虽然暂时还没有动万涛，甚至还把他选进“军分会”主席团，但一个更大的策划已逐渐拉开帷幕。

1932年5月，湘鄂西第一次肃反开场。先从抓捕胡慎己算起，一路攀咬株连。如果以规模论，第一次肃反无疑是最大的。在这次肃反运动中，万涛、潘家辰、柳直荀、彭之玉等一大批党政军干部遭到捕杀。省政治保卫局局长彭国材是参与创建洪湖根据地的重要骨干，是“洪湖赤卫队”的创建人之一和首任队长，他在湘鄂西“四大”上曾怒斥夏曦：“只有你这个白面书生是红色战士？”（《中共党史人物传》第38卷《彭国材传》）彭国材的这一看法并不是孤立的，盛岳也如此谈论过夏曦：“我深知夏曦其人。他……看待事物时思想狭隘，过于简单，显然看得党内到处都是敌人，好像全党只有他一个人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彭国材是被省政治保卫局局长马武带人秘密杀害的，尸体趁着雨夜扔进洪湖中。当地民众得知后，冒着大雨和可能被株连的危险，将遗体打捞了上来。潘家辰死得最惨，被用碗口粗的木棍直接砸中头部，脑浆迸裂。

第一次肃反结束不到四个月，第二次肃反又开始了。这次肃反杀的代表人物是唐赤英等。1933年3月，距湘鄂西“四大”才一年零两个月，第三次肃反登场。这次把湘鄂西根据地的军事骨干段德昌给杀了，同时还杀了王炳南。第四次肃反持续时间最久，长达一年。杀的主要是宋盘铭、叶光吉和盛联钧。宋盘铭也是名列“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照杀不误。贺龙说：“宋盘铭是个很好的同志。杀宋盘铭只有我一票不赞成，当时小关（关向应）要是硬一点，可能杀不了。”（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谢觉哉是夏曦的老相识，但夏曦公开骂他：“谢胡子是老糊涂。”1932年9月的第二次肃反名单中谢觉哉已经被列上了，只是因为被国民党军的清湖行动捕获，才意外地拣了一条老命。（《谢觉哉传》）

杀人多数在半夜里动手，一般都是秘密处决。像毛简青这样的老资格（毛简青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获经济学硕士，是中共党内少见的大知识分子，1924年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广西的党组织就是他和谭寿林一手建立的——笔者注）到底是怎么死的？1949年以后的历次调查都没有结果，只有谢觉哉约略能说出他死在狱中。

夏曦信赖的肃反“工具”有两个，一是省政治保卫局局长马武（后投靠国民党），一是红三军政治部政务科科长江器也（后被处决）。红三军老战士李生庭回忆：“当时，大家见了这个江科长，头发倒竖，走路都绕着他走。”一次，军部特务班的几个战士在驻地后山玩，分不清东南西北，一个16岁的小文书说他能分得清，我家就在西北向。就这么一句话，江器也知道了，就定小文书一个“改组派”，说他知道家在西北向是准备开小差逃跑，说话间就杀了。红七师师长叶光吉被捕后，悲愤异常，在湖北宣恩县的白头山突然跳崖，摔个半死，警卫员往返军部五次冒雨请示，最终还是决定枪决。红三军老战士李方汉晚年回忆道：“到肃反后期，杀人杀得红了眼，两人上厕所、睡觉都不敢讲话，天一亮脑壳就发昏。”（许义华《不尽的长征——一个老红军的回忆》）

湘鄂西四次肃反，死得最感痛惜的是四个人：万涛、段德昌、孙一中、王炳南。段德昌是彭德怀的领路人和入党介绍人，他最早到洪湖根据地拓荒，闻名遐迩的洪湖游击队、洪湖赤卫队都是他和周逸群、彭国材亲手创建的。在整个洪湖苏区，党政军和一般民众对他很敬仰，当地编创的民谣至今还在。他不仅天分高，能力强，而且对人坦诚，从不藏私。

孙一中（孙德清）能征惯战，北伐时代就与许继慎、曹渊齐名，是叶挺独立团里最能打硬仗的军事干部。1927年5月的平定夏斗寅叛乱，孙一中独立指挥两个团打突击，起了决定性作用。南昌起义部队在会昌一战，又是孙一中保障了胜利，朱德对他最为看好，两次点名称赞，常常把“最难啃的骨头”交给他处理。

王炳南，湘鄂西的传奇人物，能文能武，不但行军打仗、宣传文教搞得有声有色，而且还有一手好医术，一般性的小病经王炳南调治，药到病除。第三次肃反时，夏曦写条子抓了王炳南，严刑拷打。贺龙回忆：“在麻水我同王炳南谈过一次话，隔几米就闻到臭味，他身上伤得没一点儿好地方。我说王炳南没问题，应该放。夏非杀他不可，他把人整成这样子，怕结仇，非杀不可。”（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说起来，王炳南还救过夏曦一条命。王炳南死前见贺龙最后一面，贺龙说：“你算什么改组派？叫喊什么？杀就杀么，掉下脑壳碗大的疤。”王炳南说：“好，胡子，我最后听你一次话。”（黎白《忆贺龙谈湘鄂西肃反》）

都说湘鄂西根据地“胡子”多，指的是根据地头面人物中外号“胡子”的有不少，比如“邓胡子”邓中夏、“夏胡子”夏曦、“贺胡子”贺龙、“谢胡子”谢觉哉。如今，其他“胡子”都不灵了，只剩下夏胡子的“一股独大”。湘鄂西根据地全盛阶段，共掌握9个县，拥有约370万人口，武装力量达3万余人。第二次肃反后，红军人数锐减1/3，由15000人下降到9000人。第四次肃反后，红军人数从9000人下降到3000人。[《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二卷（上）]此后，夏曦又提出解散党组织。等到红二、六军团会师时，红二军团（即原红三军）连队没有党的支部，部队中肃反的恐惧仍然存在。对于夏曦在湘鄂西的所作所为，根据地的老人曾有过一个评价：“后来，有当年和夏曦、贺龙一起工作过的老将军曾这样说过，夏曦来到湘鄂西……实在没有什么成绩。苏区失败，主要是‘肃反把各级军政干部杀光了，没得几个人会指挥作战了……”（黎白《忆贺龙谈湘鄂西肃反》）

【夏曦死因之谜】

湘鄂西根据地丢失后，夏曦、贺龙、关向应率残部转战湘鄂川黔边地区。1934年7月，中央来信，着重对湘鄂西的肃反进行了批评。指出肃反是“极大的罪恶”，在这一提醒下，夏曦被迫取消了第五次肃反的计划。1934年9月在酉阳会议上夏曦也做了一点自我批评，可当有人提问题时，夏曦又发了脾气。（《廖汉生回忆录》）

1934年10月24日，贺龙、夏曦、关向应率部同红六军团主力会师。10月27日红二、六军团负责人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人对夏曦的错误展开了批评。但这次会议因为行军匆忙，很多问题都没有展开谈。直到1935年1月下旬召开的丁家溶会议上，才算系统地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批判，但夏曦并不服气。会上宣布撤销夏曦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分会”主席职务，调红六军团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2月28日，夏曦在动员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席大明部时被激流卷走，终年35岁。有关夏曦的死因，党史界一直有争论。一个突出的地方就是夏曦并非非死不可，而是有人“见死不救”。目前，能够提供夏曦死亡过程的主要是饶兴的回忆文章《我见到的夏曦同志牺牲经过》。此外，还有两个旁证：袁福生的回忆文章《夏曦同志的牺牲经过》和贺庆积的回忆录。

袁福生是军团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他是奉命赶到“河边”的。贺庆积则是在夏曦身边的一个脱险的警卫员引导下赶到的“江边”。也就是说他们均非目击证人。而且，他们各自的回忆也有所抵牾。袁福生回忆是共有两人被淹死，夏曦和他的警卫员。贺庆积回忆是三人被淹死，分别是夏曦和他的警卫员、公务员。再来看饶兴的回忆：“贵州的三月，乍暖还寒，天气阴沉沉的，夏曦同志身上穿着一件皮大衣。由于连日来紧张的工作，休息少，身体已很疲惫，又有皮大衣阻碍，在河里走起来摇摇晃晃。蓦地一股急流冲来，一下把夏曦同志和警卫员冲倒了，他们都不会游泳，很快被急流卷进了漩涡。我在山顶听到枪响，以为有了敌情，立刻赶下山来。到了河边，早已不见了夏曦同志的身影。水的下游有一处被峭壁和侧立山石连成的一条细细的水上岩缝，水从下面流过，从岩缝里面望进去黑压压的很深，没有亮光，河水冲击着山岩，在这里快速旋转，发出哗哗的声响。战士们几次试着下去，无奈水流很急，几次都差点被水冲走。看看实在不行，我们找来一条小船，因为缝隙离水面太矮，船过不去……黄昏，在漩涡下游不远，我们终于找到了夏曦同志和警卫员的尸体。”

从他们三个人的回忆当中，我们似乎还看不到“见死不救”的痕迹。然而，另外两人的回忆资料却让这个结论再次被提了出来。上世纪40年代，贺龙返回延安，在同师哲闲谈时说起夏曦的死因。贺龙是这样讲的：“夏曦折腾的结果，自己成了孤家寡人。在长征过金沙江时，他失足落入水中，本来是可以救上来的，但谁也不愿去救他，他只好‘自我奋斗，于是‘革命到底去了。”（师哲口述《我的一生》）而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担任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肃反委员会主席的吴德峰为夏曦的死公开骂过娘，吴德峰认为夏曦是有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终究是革命同志，不应该见死不救（当时有人在旁边）。贺龙、吴德峰虽然也不是现场目击证人，但由于他们各自身份的特殊，尤其是吴德峰，身任主席团委员、保卫局局长兼肃反委员会主席，如果不是事出有因，他是不可能公开骂人的。而贺龙作为两个军团合并后的主要领导，更不会轻易在任弼时的秘书面前信口开河。由此益证，夏曦的死因确实非同寻常。

萧克曾评价夏曦是“两头好，中间错”。“事非经过不知难”，没有亲身经历过湘鄂西残酷斗争的人，在臧否这一时期的某些历史人物时，究竟有些隔膜。湘鄂西的肃反往往被归结为制度因素或说路线因素，这当然毋庸置疑。但具体到个人身上，因为气质、品格、视野等诸多主观因素的作用，其效果应该也有所不同。张爱萍晚年说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什么体制？是人……不要一出了问题就全往体制上推，把自己开脱得干干净净！”（张胜《从战争中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