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卷入上级腐败案的下级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一般而言，秘书等身边工作人员，分管吃重、绕不开的副职及下属，本身就问题多多的下级，较易被卷入上级腐败案中。许多落马的官员都有一个关系网，一旦网破了，这些下级很少能不受牵连。

4月底，广州市协作办公室原党委副书记何继雄受贿案开庭审理。在庭上，当提及一个人名字时，他突然泪流满面，一度情绪失控。

这人就是他的老上级，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

他与曹鉴燎曾同在广州沙河镇任职，一个任镇委书记、镇长，一个任副镇长，后来又同在广州市政府工作。曹鉴燎“送”他官——离开沙河镇后运作何继雄接任；送他钱——亲自送上巨款拉他“下水”一起捞钱；还灌输他“思想”——经常教育他要懂得感恩，不能忘本。

但去年曹鉴燎落马后，很快就供出了他。

何继雄在庭上提到与曹鉴燎的交集时，泣不成声。当正常的上下级关系被腐败扭曲，曲终人散时确实百味杂陈。

很多落马的官员都有一个关系网，网中有官商、情妇，也有下级。这些下级在网上的位置有近有远，进入的方式也不同。不过，一旦网破了，他们很少能不受牵连。

有些下级绕不过？

“腐败就是一种交易，不是什么下级都能进入上级的关系网，你得有交易的‘本钱’。何继雄卷入曹鉴燎案件中，是多重因素使然。”一名广东官员曾告诉记者。

从工作职能上来说，他是沙河镇主管城建的副镇长，沙河镇又是广州珠江新城的主战场，而曹鉴燎腐败的主要途径是在城中村改造中官商勾结、囤地牟利，何继雄是他绕不过的一个环节。

“从个人来看，何继雄是沙河镇当地人，办起事来方便；从基层起来没有多少‘根基’，得到曹的青睐后几乎对他唯命是从。所以曹怎么都得把他‘拉下水’。”这名官员称。

还有哪些下级容易卷入上级腐败案呢？

一名纪检干部告诉记者，除了何继雄这类分管一定领域、绕不开的下级之外，还有几类下级应该当心。

首先是秘书等直接服务领导的官员，容易卷入上级腐败案。江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赵智勇之于苏荣，国家发改委原工业司司长王勇之于刘铁男，都曾经是秘书与领导的关系。

“在这些案件中，秘书经常充当上级的操盘手。但并不是说所有的秘书都会卷入领导的腐败中，这一要看领导个人的作风，另外秘书自己是否有原则也很重要。”上述纪检干部称。

其次，那些本身就有问题的下级，他们为寻求庇护甚至会主动投入多个上级的腐败圈。“这类下级往往不会成为上级的‘心腹’，但会成为多个腐败案中的关联点。”

他就曾参与查办过这么一名镇党委书记，“他首先以老乡的关系攀附上县委书记，关系走得比较近，但还说不上心腹。另一边，虽然县委书记、县长不和是当地公开的秘密，但县长曾介绍一个老板过去找他拿工程，他也尽量满足。”

后来，县长落马供出了这名镇党委书记，该人又牵连出了县委书记。该人在接受调查时称，“看透了官场，哪边都不想介入过深，但又希望‘混个面熟’，将来有什么事情才能多一张‘护身符’。”

如果上级是某地或者某个部门的一把手，他将这个区域或部门的官场生态彻底腐化了，那除了极个别下级，基本上没有不卷进去的。

广东茂名就曾一度在原市委书记罗荫国等主要领导“引领”下，“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调动”的官场潜规则大行其道。

一个细节是，办案人员到罗荫国家里取证时，惊讶地发现一个还未拆封的信封。仅仅几天前，为能提拔为茂港区区长而“跑官”的茂港区常务副区长谭伟华，刚刚送上约30万美元的贿金。信封里赫然附着谭某的简历和名片。他已经在副处级位置上待了8年。

谭伟华的一名同学曾感慨称：谭某还是经历了一番挣扎，最终对这个“逆淘汰”的环境丧失了信心，“其行可耻！其情可悲！”

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案牵出了何继雄。

广州市协作办公室原党委副书记何继雄在庭上一度泪流满面。

有身不由己，也有主动“围猎”

每个此类腐败案中，卷进去的下级都不会少。甘肃华亭县原县委书记任增禄案件中牵出129名官员、安徽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牵出66名官员、广州市白云区原区委书记谷文耀牵出81名官员……

这其中并非每个人卷入方式都一样，有身不由己的、听天由命的，有主动迎合的、为虎作伥的，甚至还有少数下级“围猎”上级的。

一名时政观察者告诉记者，他曾接触过一个县委书记贱卖国资案件，这肯定需要通过县长这关。“县长起初并没有想过从中捞取什么好处，但为了让书记放心，最后还是收下了商人送的钱。书记案发后，县长也同样接受调查。”

在黑龙江绥化市委原书记马德卖官案中也有一个“花絮”：某镇党委书记上任伊始，觉得和“四把手”很投脾气，于是明白地告诉他，你去竞选镇长吧，我来帮你在上面找路子，钱我先给你垫着。书记果真垫支送礼金7万元。

对此，当时绥化一名处级干部评论说：“‘四把手’当上‘二把手’，岂有不配合工作之理？而班子队伍稳定了，特别是结成了利益共同体，成了自家‘圈内的’，这官位才坐得稳，就是收钱也收得稳。”

下级“围猎”上级更多地发生在基层。记者最近就接触了这样一个案例，一县医管局局长，上任后被下属联合商人“围猎”。他们给局长送钱全是过年过节，从最初几千到几万元，每次并不提具体要求，只希望在检查工作时“手高抬一分”。

这名局长慢慢习以为常，却没有想到自己“手越抬越高”，最后造成了数千万医保资金的流失。

下级卷入上级腐败的路径各不相同，涉案的程度也不同，有些成为腐败案中的“关键先生”，更多的则根本没有进入上级的圈子。

谭伟华虽然送了30万美元给罗荫国买官，但他应该算不上罗荫国的心腹，在罗的判决书中，他就仅仅出现了这一次。

去年落马的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有个“原则”——“兔子不吃窝边草”。

离网中心越近，跌得越深

曹鉴燎被传接受调查后，一直鞍前马后的何继雄，亦开始逐步归还其这些年的违法所得，试图将自己“洗白”。

“洗白、切割基本是上级落马后，可能涉案下级官员的标准第一步动作。”一名纪检干部告诉记者，他参与的一个窝案中，县委书记还没有被宣布落马，当地纪委廉洁账户上的存款直线上升。

他说，“这些钱还是平时收的红包或者不好退的钱，如果是受贿的钱，有些就直接退回去了。不过他们很少会自首，不管是牵连深的还是牵连浅的。”

更多的是四处打探消息。有人认为法不责众，有些下级卷入上级腐败是环境使然，是被迫的。“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情节有轻重、性质无差别，终究还是让个人私欲凌驾于法纪之上，谈不上无辜。”上述纪检干部称。

他曾办过一起县级窝案，在调查基本清楚后，他们开了一次大会，给当地干部一个主动说清问题的机会。“开始很少有人找我们说，即便来也说一些无足轻重的问题，试探我们到底掌握了什么情况。”

极端的还会有人跟踪他们。“一方面是想监视我们，看有谁来找过我们；另一方面也是想从我们的行踪中看我们查到哪一步了。”

在他看来，基本上不会有下级会为落马上级出头对抗调查，“他们之间的所谓同盟从来都不可靠，反倒能成为案件的线索和突破口。”

对于这些卷入腐败案的下级官员，命运也各不相同。“如果涉及违法，肯定会移交司法，但其实更多的是违纪，会给予党纪处分。”上述纪检干部称。

苏荣与他的4个下级赵智勇、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江西省人大原副主任陈安众、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被称为“一大四小”，“四小”的结局却完全不同。宋晨光被判死缓，陈安众获刑12年，姚木根已被提起公诉，只有赵智勇没有移交司法，仅获党纪处分——开除党籍，降为科员。

总之，摊上了贪官上级，下级的日子很“苦逼”。不过，也有一类贪官，自诩聪明又特别谨慎，自己泥足深陷，身边的工作人员倒是“干净”。

去年落马的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有个“原则”——“兔子不吃窝边草”，在自己负责的工作范围，不帮人谋私利，不收下属的钱，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下属。而在表演的背后，他却与房地产商赵晋展开贪腐“二人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