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龙虎

家乡的咸齑（外一题）

叶龙虎

读李邺嗣的《鄮东竹枝词》：“翠绿新齑滴醋红，嗅来香气嚼来松。纵然金菜琅蔬好，不及吾乡雪里蕻。”眼前仿佛出现了三百多年前的一个早晨，诗人端着一碗泡饭，桌上放一碟拌了醋的“新齑”，正吃得津津有味。这“新齑”就是刚转味的“雪里蕻咸齑”。诗人对雪里蕻咸齑的爱，如同对故国家园的爱一样炽热。在他的眼里，家乡的雪里蕻就是浓得化不开的乡情。

据康熙间《广群芳谱》：“四明有菜名雪里蕻，雪深，诸菜冻损，此菜独青。”谓此菜于雪时反茂，故名。宝庆《四明志》也有“雪里蕻”的记载。“咸齑”是笔者的家乡对咸菜的俗称，是旧日农家饭桌上主要的“咸下饭”之一，其中就以“雪里蕻咸齑”最为出名。民谚说，“三日勿吃咸齑汤，脚骨就会酸汪汪”，可见咸齑的魅力。很多人背井离乡几十年，难改家乡的习性。据说当年包玉刚先生回到阔别四十多年的老家，对咸齑黄鱼汤、臭冬瓜依然情有独钟。

雪里蕻的收割多在冬、春两季，腌雪里蕻咸齑也是冬、春两季。腌冬雪里蕻特别辛苦。三九严寒，滴水滴冻，不仅洗菜冷，咸齑缸里赤着脚踏菜更冷，等踏出菜囟，两只脚已经冻僵了。好在腌得并不多，冬雪里蕻一般不晒干菜。腌春雪里蕻时天气已经暖和了。清明前后，河里都是山北人卖雪里蕻的菜船，河埠头蹲着洗雪里蕻的妇女、孩子，河面漂浮着雪里蕻的黄叶，连道地的“竹三脚”上、檐头口的晾竿上、院子的墙头墩、园地的笆埭上都晒满了洗好的雪里蕻。整个村子弥漫着雪里蕻散发的清辣的气息。春雪里蕻咸齑除了平常食用，还用来晒干菜、笋干菜，晒燥了，盛入火油箱常年食用，还要寄送那些已移居外地的亲友们。这是一份由咸齑联结的乡情。所以，即便是寻常人家，每年也会腌上几缸。

腌咸齑有光腌和毛腌之分，差别只是腌之前的菜洗与不洗，其他流程都一样。光腌咸齑从甏里取出就可直接食用了，而毛腌的需要洗干净再食用，晒干菜的咸齑必须光腌。腌咸齑是一门传统的技术，腌得好的咸齑，色泽黄亮，口感脆嫩，鲜美可口，有一种特殊的香味。腌得不好，就会成了颜色发黑的臭咸齑。当然，也有人还真的喜欢臭咸齑，那股臭味会让人胃口大开。

当年农家的缸、甏就是家当，大多是用来腌咸齑的。腌咸齑的流程我还记得，各地大同小异。小时候，常常跟着父亲去地里割菜，回家又帮着母亲洗菜，然后晾菜、收菜、堆菜忙得不亦乐乎。菜晾瘪以后堆在一起，等叶子“压黄”就可以腌了，腌之前还要先切掉菜根，掉下来的菜叶用撕成细条的棕榈叶捆扎成束。

我家里有专门腌咸齑的缸、甏，平时倒扣在地上，要用了翻过来洗净晾干。腌菜前，先将咸齑缸扛到灶跟间的背光处，母亲在缸底撒上一些盐，然后放一层菜，再撒再放，这菜和盐的比例母亲总是掌握得恰到好处。放到半缸光景，早已洗好脚的我便爬进缸里开始踏菜，从四周到中央，不停地原地踏步。我踏这边，母亲就那边放菜撒盐，我踏那边，母亲就这边放菜撒盐。撒盐时还要拨弄菜叶，以便盐撒落下去。母亲说：“闹（方言踏的意思）咸齑是男人的事，赤脚闹的咸齑才好吃。”等到缸满了，就全是我的活了，要一直踏到脚底有明显的菜卤泡沫渗出来才算好。我人小个子轻，人家一小时能出卤，我起码得两小时。母亲不说好，我是不敢爬出缸的。最后是封缸，先横竖插几片竹爿，再在竹爿上压上“咸齑石头”，使菜不会浮出菜卤。咸齑石头十分重要，压轻了咸齑会浮起腐烂，压重了咸齑会老掉、不脆。尽管它不起眼，却也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就看这发黑的颜色，也不知压过了多少咸齑。在家乡的老话里，“咸齑石头”还比喻一个人在人群中的威信、地位，离了他，很多事情就会很难摆平。

大约经过半个月光景，咸齑就转味了。这时候走近咸齑缸，香气扑鼻而来。刚转味的咸齑味道带一点鲜辣，等到菜卤生出白花，咸齑已经腌熟了，颜色也变得焦黄锃亮，生吃时再无辣味。与诗人一样，我也特别喜欢吃泡饭，用刚转味的、醋拌的冬雪里蕻生咸齑下饭，那种淡淡的辣、脆脆的鲜一直不能忘怀。

与咸齑搭配的菜太多了，冬笋上市烧咸齑笋丝汤，洋芋艿（即马铃薯）上市烧咸齑芋艿汤，咸菜黄鱼汤更是家乡的名菜，号称“大汤黄鱼”。除了清淡的汤类，还有许多好菜，咸齑炒肉丝、咸齑烤乌贼、咸齑烤毛笋、咸齑烧带鱼，如此等等。即便是咸齑的副产品——那黄绿色的咸齑卤，也绝对是好东西，咸齑卤烤荸荠、咸齑卤蒸田螺、咸齑卤炖蛋都是很难忘的家常菜。

至于当年邻里之间相互赠送刚转味的咸齑的情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如诗人的竹枝词，咸齑里浸透了浓浓的乡情。游子离乡，讲究叶落归根。因为乡里有根，根在情在。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情结，不管时代怎样变迁，不管我们跑得多远，只要想起咸齑，就会联想到家乡，生活就变得有滋有味，故土乡情就常驻心头。

农村大会堂

大会堂，这个见证过红火年代的建筑物，如今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上世纪的60年代末，农村的大会堂如雨后春笋，几乎村村都有这么一个奇特的建筑。当时是人民公社时期，文革的疯狂阶段刚刚过去，批斗大会、动员大会、誓师大会以及层出不穷的政治学习还相当频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会堂是政治运动的孳生物。

当时的农村一穷二白。但是，建大会堂似乎不用花大钱的，只要生产队派出“社务工”就行。当然，社员们仅仅是为了那一滴蓝墨水（工分）。木材来自祠堂、庙院和财主家的老屋，砖头来自山上的老坟。我就参加过拆屋、拆坟之类的劳动。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行为是多么愚蠢，拆掉的大多是雕梁画栋的古建筑，而大会堂即使还幸存，现在也是一堆废弃的建筑垃圾。

各地的大会堂式样如出一辙。正门开在山墙头，大门上方镶着一颗凸出的红五星，下面是“××大队大会堂（大会场）”红色大字，外墙喷撒碎石子，正门前是几级台阶，进门的正前方设有主席台，四周的墙壁写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等红色的标语。即便是最小的大队大会堂，也比召开过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西柏坡大会堂要气派得多。

笔者老家的大会堂是公社级的，虽比不上县人民大会堂大，但比一般生产大队要气派多了。尤其是它的大门上方也与众不同。这应该归功于村里的一位文化人——吴祥惠，他多才多艺，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我年少时还听过他的“说书”。村里户外墙上的那些仿宋体大字、壁画（当年的标语、宣传画），大多出自他手，大会堂大门上的字与画当然也是他的杰作。今年73岁的吴祥惠先生告诉我，他没有采用千篇一律的红五星，正中是刚健的新魏体“大会场”三个大字，每个大字有八仙桌面大小，两边的图案由三面红旗、向日葵、稻穗、麦穗和齿轮组成，象征着二六市人民高举三面红旗，红心向党，抓革命、促生产，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奋勇前进。对于这套图案，当时有一位公社干部提出了异议：“左边的红旗飘向西边是东风压倒西风；而右边的红旗飘向了东边，岂不是西风压倒了东风？”这说法在当时可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年轻的吴祥惠急中生智，他说：“图案不关政治立场，它讲究的是‘对称’美，况且自然界的风东南西北都有的呀。”公社书记支持了他的说法，从而使大会堂大门上两个图案中的六面红旗“飘扬”了三十多年。

不过，大会堂也真出过一桩荒唐的“反革命事件”，当年还传得沸沸扬扬。那天，几个放学回家的孩子在会场里玩“抢王”（打乒乓），因为写标语是当时经常性的任务，所以一旁的桌子上还放着笔墨纸张之类。其中一个孩子在门板上涂鸦，先写了“打倒刘少奇”，接下去准备写“毛主席万岁”时，刚写了“毛主席”就轮到他上场了，打完乒乓又被家长叫去吃晚饭，忘了添上“万岁”两字，于是成了“反动标语”。县里的公安局来人了，又是查封，又是取证，又是让村里、学校里会写字的人写毛笔字，要作笔迹鉴定，兴师动众折腾了很多天。最后，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就落入了所谓的“法网”，被迫告别学校，挑着米袋、铺盖去水库工地“改造劳动”。

大会堂就是用来开大会的。公社社员参加大会纯粹为了赚“快活工分”，为了与不是一个生产队的、平时很少见面的街坊邻居聊聊天，所以广播一喊，社员们就自觉地走到了一起。年轻人更乐于参加，凑热闹本来就是他们的天性。二六市大队的大会，就在公社大会堂召开。开始时的大会堂还是泥地，地上横放一些旧屋桁条，没有座椅，附近的社员会自带一些竹椅板凳，大多数人就坐在桁条上。当时的大会有政治学习大会、揭发批判大会、“春耕”或“双夏”的动员大会，为了制造政治气氛，村里那些可怜的“四类分子（地富反坏）”被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押上台来，接受他们早已习惯了的批斗。开会时，会场突然会响起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人们举着捏紧拳头的右臂，歇斯底里地高喊：“只准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吓得台上的四类分子一个个更加拘头缩颈。而大多数时光，台上干部讲这个那个，台下的社员男的吞云吐雾、交头接耳，女的织毛衣、缉鞋底，都自顾自忙得不亦乐乎。记得有一次，请了一位回家探亲的解放军战士作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形势报告，会后，户外的墙上被吴祥惠刷上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村里掀起了挖“防空洞”的高潮。笔者参加过无数次社员大会，只有一次也从台下走到了台上，代表适龄青年作了“一颗红心，两手准备”的发言，发言后不久便穿上了绿军装。

改革开放后，大会是越来越少，曾经热闹过的大会堂很快便冷落了。到如今，大会堂有的卖给了个人开厂发挥余热、有的闲置成为附近居民堆放棺材之类杂物的仓库、有的则废弃后几近倒塌，那些大会堂的人和事，都已经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