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增彦

解放军总政治部是中央军委的政治工作机关，负责管理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已经过去10多个月，总政治部主任仍空缺，总政的领导班子亟须健全。

1977年8月，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二书记韦国清，出席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军委委员、常委。8月29日，中央军委任命韦国清为总政治部主任。

军队的政治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严重破坏，张春桥篡夺了总政的领导权，韦国清面临十分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的任务。他很清楚，必须先把林彪和“四人帮”搞乱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正本清源才能开创新的局面。他遵照邓小平关于要把总政的作用、威信恢复起来，花几年时间，把政治机关特别是掌握干部的部门恢复到战争年代那样的指示，集中精力整顿总政机关，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抓政治工作拨乱反正，特别是对邓小平在历史转折时期做出的重大决策，他都坚决贯彻执行。他在总政任上五年，值得回顾的事很多，作为他的秘书，令我最难忘怀的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韦国清抓的四件大事。

反对“两个凡是”最早介入

否定“两个凡是”，是邓小平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行历史转折做出的重大决策。韦国清在邓小平的指导下，最早介入批“两个凡是”，特别是1978年4月27日至6月2日，在韦国清主持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以下简称全军政工会）上，对坚持“两个凡是”的那些人进行面对面的公开批评，激烈争论，这在军内外，应为首例。

这次全军政工会，是邓小平提议召开的。会议的中心任务是研究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军队的优良传统，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当时“两个凡是”的影响，成为粉碎“四人帮”后全国向前发展的阻力。为了否定“两个凡是”，邓小平从军队抓起，1977年12月召开的军委全会，根据叶剑英、邓小平、罗瑞卿的提议，决定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首破“两个凡是”。韦国清参与研究，完全支持以军队要准备打仗为纲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决定。这次全军政工会，邓小平提出“新的历史条件”，实质是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也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邓小平对这次会议的主报告和总政代军委起草的《中央军委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非常重视，曾分别于1978年3月22日、4月11日两次找韦国清、梁必业、黄玉昆等总政领导和参加会议文件起草的解放军报社社长华楠和总政副秘书长姚抗谈文件起草问题。这两次谈话，他都强调要充分讲新的历史条件，讲清楚什么是新的历史条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么做思想政治工作，怎么发扬优良传统，怎么提高战斗力。

韦国清以邓小平的指示指导会议筹备工作，亲自主持文件起草，讲新的历史条件，讲实事求是，实质是纠正“两个凡是”。他说：“我们面对的新条件是什么，就是20多年的和平环境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变化，要联系这个实际，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会议的文件要体现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在这期间，总政还通过贯彻军委全会精神，在《解放军报》发表了十期评论文章，系统地论述“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思想，淡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为开好全军政工会奠定思想基础。

这次全军政工会以邓小平的指示为指导思想，不为那些受“两个凡是”影响的人所接受，在会上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挑起争论的是《决议》起草组中的一些人。他们对韦国清的报告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提高我军战斗力”这个会议主题，持怀疑和反对态度。尽管他们在总政党委正式讨论这个报告时，对此没有提出任何不同意见，但在他们起草的《决议》草案中，始终不肯按照邓小平的指示阐述新的历史条件。梁必业副主任按照总政党委的意见，4月27日就提出，以后又反复强调，《决议》草案要按韦国清的报告进行修改，两个文件都要以邓小平的指示精神统一起来，但这些人坚持不改。

会议开幕后，5月2日韦国清在会上作报告，5月10日下午转入分组讨论修改《决议》（草案），两种对立思想就在会上公开了。大家在讨论中发现，《报告》与《决议》在主要问题上口径不一致，特别是没有按《报告》精神写新的历史条件，而是一笔带过。在政治工作任务中，不写明“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各组一致建议，《决议》草稿要按《报告》的精神进行修改，和《报告》统一起来。

韦国清认为，经过反复做工作，这些人仍不接受邓小平提出的“新的历史条件”，为了更好地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总政决定成立一个由八位大军区级单位或军的负责人组成的《决议》修改组，同原来的《决议》起草组一起，对《决议》进行修改。5月16日，中央安排韦国清回广州为访华回国的齐奥塞斯库夫妇送行。临上飞机前，韦国清仍不放心，一再嘱咐梁必业抓紧时间做那些人的思想工作。

5月17日下午，梁必业召集修改《决议》的八人小组、《决议》起草组和《报告》起草组的负责人开会，研究《决议》的修改问题。大家认为，《决议》稿虽然作了一些修改，但在主要问题上仍和《报告》不相符，要求他们按《报告》的提法改过来，并对他们应付了事的态度进行批评。参加会议的《决议》起草组的两位同志仍表示不同意，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次他们把观点说出来了。他们认为：《报告》的“新的历史条件”，与华国锋讲的“新的发展时期”不一致，“保持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毛主席没有这样讲过，与“保持人民军队的性质”不一致。这次会议未能统一认识。

当天下午，韦国清在广州接到梁必业的电话，了解情况后对他说：“‘新的历史条件’，关系到会议的指导思想，是原则问题，必须坚持，不能改变，对他们提出的错误观点，要进行批评，帮助他们提高认识，转变态度。”

梁必业遵照韦国清的指示，于17日晚上和18日下午，召集《决议》起草组负责人和华楠等同志开会，再做工作。但是，《决议》起草组负责人仍坚持不同意修改，并提出三条要求：一是请示报告邓小平；二是提交全军政工会讨论；三是请总政党委重新研究。很明显，这位起草组负责人是要改变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扭转会议的方向，他还底气十足地说这是对历史负责，对全军负责。梁必业当即告诉他：总政党委早就定了，你心里很清楚，就是要按韦主任的报告改。与会同志也对起草组负责人等进行了严肃批评。正当双方互相僵持不下的时候，总政群众工作部副部长、《决议》起草组成员彭飞表示可以按韦主任的报告修改。梁必业当场指定由彭飞具体抓好落实。

19日下午，韦国清从广州返京后，作了详细了解。他认为：在总政这样的机关，本不应该发生这样的问题，这不是偶然现象，要引起重视。他决定，同意《决议》起草组负责人提出的要求，于20日上午，亲自去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对总政坚持原则的立场予以肯定，并同意在会议上展开讨论。

20日晚上，韦国清主持召开由会议各组负责人、总政党委委员、总政各部部长参加的会议，研究进一步讨论修改《决议》的问题。梁必业首先介绍了《决议》修改情况及修改过程中发生的争论，到会同志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批评错误观点，一致同意要按照《报告》的精神进一步修改。韦国清在讲话中指出：这场争论，涉及会议方向的原则问题，很有必要进行认真讨论，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这次会议就不能说是成功的，对新时期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影响很大，对部队建设影响很大。韦国清告诉《决议》起草负责人，他提出的三点要求，已如实报告了邓小平，希望这些同志从大局出发，把思想统一到邓小平的指示上来。

韦国清请邓小平在全军政工会上讲话，拟安排5月21日前后。邓小平对全军政工会中发生的争论，极为重视，对他的讲话重新作了考虑。5月30日下午，他召集胡乔木、邓力群、韦国清、梁必业、黄玉昆谈政工会上的讲话问题。他首先指出，政工会上那些人的观点，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毛主席讲过的算数，其他都不算数。只能照抄照转照搬马列、毛主席的原话就行了，要不就说违反中央精神。这个问题不是孤立的，其本质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怎么看的问题。他在政工会上的讲话，着重谈了为什么要讲实事求是、新的历史条件和不破不立以及以身作则的问题，重点是讲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他问在座的人，是叫实事求是，还是叫从实际出发。胡乔木说：有不同的实际，讲从实际出发，有人有不同的理解，看来用实事求是好些。邓小平说：那就讲实事求是，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韦国清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发展的，如果不把它的原则同实际情况结合，就没有生命力。邓小平说：很对，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讲话，就是按照时间、地点、条件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这次在政工会上的讲话，中心是讲这个问题。

6月2日，由韦国清主持，邓小平在全军政工会上作了长篇重要讲话，核心是讲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针对会上发生的争论，尖锐地批评了“两个凡是”，指明了新的历史时期政治工作的方向，为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舆论上的准备。他在讲话中还特意指出：“韦国清同志的报告好，好就好在研究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我们在实际行动中坚决拥护毛泽东思想的表现。”这是对韦国清敢于抵制、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充分肯定。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先行一步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是在邓小平领导、组织下，为纠正“两个凡是”而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意义十分重大。

韦国清最早支持、参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韦国清听到时任解放军报社社长华楠的汇报后，认为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统一的观点，明确提出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抓住了问题的要害，是批评“两个凡是”的锐利理论武器，并说这篇文章很重要，应该立即转载，大力宣传，并要华楠向邓小平报告。邓小平同意韦国清的意见。5月12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转载了这篇文章，拉开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序幕。各地报纸相继转载。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后，有的人认为是“砍旗”，表示强烈不满与谴责。韦国清经历过全军政工会上那场争论，非常清楚“两个凡是”的影响不容低估，必须顶住压力，冲破阻力，加强指导，才能把讨论引向深入。

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工会讲话后，罗瑞卿指示《解放军报》要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发表有分量的文章。韦国清完全同意罗瑞卿的意见。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发表这样的文章非常必要。他要华楠抓紧组织力量，早点拿出稿子来。在罗瑞卿的指导和韦国清的支持下，《解放军报》华楠、姚远方组织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一文，经过多次修改后，于20日送罗瑞卿、韦国清审阅、修改。罗瑞卿于23日送胡耀邦审阅。胡耀邦修改后批示：我同意，请瑞卿、国清阅。最后由罗瑞卿定稿，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于6月24日在《解放军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这篇文章回答了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提出的种种责难，论述了怎样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等涉及全局的重大政治思想理论问题，使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再次冲破阻力，更广阔、更深入开展。

9月，邓小平视察东北地区，分别在沈阳、哈尔滨发表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讲话，再次批评“两个凡是”。韦国清看了讲话的记录稿后，立即召开三次总政党委扩大会，进行学习讨论，韦国清在发言中说，真理标准讨论，是思想解放运动，大家经历了政工会上那场交锋，都有体会，思想上不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寸步难行，这样国家还怎么向前发展。这场讨论事关大局，不仅大家要学好，还要发通知，指导部队学习。10月14日《通知》写出后，韦国清请示邓小平。他先向邓小平汇报情况：“今天主要向您汇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学习讨论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根本点，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由于林彪和‘四人帮’把这个问题搞乱了，所以部队在学习讨论中，就有各种不同的反应，大体上有三种情况：大多数赞同；一部分人虽然赞同，但有顾虑，不表态，等上头说话；少数人反对。你在东北的讲话，把真理标准问题讲明白了，同时对如何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也讲清楚了。总政党委已集中学习三次，现在要请示您的有两个问题：一是将您的讲话记录稿扩大向机关干部传达；二是总政起草了一个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通知，准备下发部队，指导学习讨论。”

邓小平听了韦国清的汇报后，同意在总政机关少数人中先讲讲他的讲话记录稿，并指出在讨论的时候一定要做到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要让干部讲话，不要怕讲不同的意见，问题提出来了就好解决。对向部队发通知的问题，邓小平说：叶帅提议召开理论务虚会，索性在会上摆开讲，免得背后讲，这样好。邓小平指示，向部队发通知，还是等一下理论务虚会再说。

当时，在上层领导中，有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持不同意见，因此，总政坚决贯彻邓小平的指示，不下发已准备好的通知，而是通过各种会议、下部队调查研究、在《解放军报》发表文章等多种措施加强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指导。在韦国清的关注下，《解放军报》既从《光明日报》转载特约评论员文章又发表自己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共发表宣传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消息、评论、理论文章100多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总政考虑到有一段时间部队主要是执行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备战任务，于是在1979年对全军进行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补课教育。《解放军报》配合补课教育，连续发表了六篇特约评论员文章和80多篇文章。韦国清还于8月27日至9月12日带机关工作组到北京军区部队检查补课教育情况，具体帮助指导。事实充分说明，韦国清支持、参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先走一步，指导、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及时、具体、有力，功不可没。

深入进行毛泽东和

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教育敢为人先

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展后，在社会上有人散布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流言蜚语，韦国清感到忧虑，他决定调查部队的反映。

1979年8月，韦国清在北京军区部队调查中了解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贯彻后，部队的思想是稳定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各项工作出现了新的气象，工作着重点转移初见成效。但也反映出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主要是怀疑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否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社会上流传的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说三道四的言论，批“两个凡是”是不是针对毛泽东的。韦国清分析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源还是“左”的影响。林彪和“四人帮”大搞现代个人迷信，把一些人对毛泽东的朴素的感情引入歧途，“两个凡是”又使一些人的思想禁锢在现代迷信之中，分不清是非；社会上出现的错误思想倾向反映到部队来，引起一些人对党坚持毛泽东思想产生了怀疑。他向部队领导指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教育。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要有针对性地抓好，要在继续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同时，进行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把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

韦国清从部队调查回来后，于10月中旬主持召开总政党委会，研究决定编印两本教材：一本是邓小平从粉碎“四人帮”以来论述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讲话；一本是邓小平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及军队政治工作的讲话。于1980年初加按语发全军，供部队学习。当时，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已形成一股思潮，总政开展这一教育，被某些人指责为护“左”。党中央却很重视，认为这两本书编得好，教育抓得及时。地方有些单位了解情况后，要求总政加印，向他们提供教材，组织学习。

怎样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人们极为关注、非常敏感的问题，更是否定“两个凡是”时必须解答的重大问题。韦国清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思潮和部队的反映，排除非议，勇敢站出来，及时抓部队教育，推及地方。这对消除人们的疑虑，推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端正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认识，稳定部队和社会思想，发挥了积极作用。

1979年下半年，党中央开始组织起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邓小平明确指出：这个《历史决议》总的原则、总的指导思想有三条，其中“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最核心的一条。他同时也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毛泽东同志是犯了错误的，要对这一时期的错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韦国清坚决拥护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指示。他在当年7月总政召开的全军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正确评价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党全国并影响到全世界的大问题。我们一定要正确对待，要很慎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坚持、维护、高举，这一点不能有任何怀疑和动摇。要继续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功绩和重大贡献，对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也要讲清楚，总结经验教训，肃清‘左’的影响。”他强调这方面的教育要坚持。

1981年1月，召开全军政工会期间，黄克诚的秘书给华楠送来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黄克诚提出请考虑能不能在《解放军报》发表。

这篇文章是1980年11月27日，黄克诚在中纪委召开的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座谈会上讲话的第一部分。当时党中央主持起草的《历史决议》初稿已写出，正在党内组织4000人进行讨论，征求意见。在讨论中，大家发表了很多好的意见。但是，也有一些人对毛泽东的错误说了些过头话，有的人带着偏激情绪评价毛泽东思想，引起邓小平高度关注。他在1980年10月25日谈话中指出：“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黄克诚支持邓小平，他在中纪委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表的。他在文中详尽回顾了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历史危险关头，毛泽东为党、为革命做出的重大贡献，建立的不朽功勋，也实事求是地讲了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提出了我们对毛泽东所犯错误应有正确的态度，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他这次讲话分三部分，第二、第三部分已发表，第一部分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还没有发表，为此，他找到总政。

韦国清看了黄克诚这篇文章后，非常感动，他认为，黄克诚和彭德怀曾经被错打成反党集团，含冤负屈，吃尽苦头，但他在有关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原则问题上，不意气用事，完全抛开个人恩怨，从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着想，高瞻远瞩，实事求是对待历史，是一篇好文章。他看后即于1981年1月30日批示印发全军政工会学习。在他的支持下，《解放军报》于4月10日，在第一版全文发表了这篇文章。全国各大报纸纷纷转载，在党内外、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和震动，对统一全党思想，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发挥了重大作用，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历史决议》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这是黄克诚的一大功劳，韦国清对此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反对错误思想倾向勇于担当

邓小平在主要纠正“左”的错误的同时，也强调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早在1979年3月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就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说：“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如果离开四项基本原则……中国就将重新陷于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中国人民就将失去一切

希望。”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精神，韦国清提出坚持以反“左”为主、也注意防“右”的指导思想。

在整个拨乱反正工作中，韦国清始终把反“左”放在首位，把批“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讨论、解放思想教育，落实到纠正“左”的错误、肃清“左”的影响、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上。从1979年至1981年的三年中，总政为全军受林彪和“四人帮”打倒一切极左思潮的影响而遭受诬陷、迫害的80000多人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对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划定的5000多名右派分子进行复查，除个别外，都予以改正；对1959年“反右倾”中戴上各种政治帽子的10000多人，平反纠正；对在其他政治运动中被处理的人，也进行了复查，做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还为志愿军和金门被俘的6000多人落实了政策。无论是新案、旧案，问题都解决得相当彻底。1992年，当年分管案件清查工作的总政治部原副主任史进前对采访他的人说：“时至今日，‘文革’中受迫害的那80000多人的落实政策问题，只有三个人来找过我，其他都没有再上访。这是韦国清主持总政工作期间，纠正‘左’的错误、肃清‘左’的影响、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政策的一大建树，大得人心，大得军心。”

韦国清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十分坚决。1980年12月25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在肯定宣传工作成绩的同时，又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软弱无力提出批评。他说：“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严重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没有进行有力的

斗争。”

总政原定于1981年1月召开全军政工会，研究加强基层建设问题，筹备工作已基本完成。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后，韦国清提议，全军政工会改为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以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指导、加强政治工作和基层建设。总政党委同意韦国清的意见，改变了政工会原定的议题，并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重新起草会议文件。

1月19日，韦国清在全军政工会上讲话，明确提出：“要积极主动地、理直气壮地宣传和贯彻四项基本原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政治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指导原则，是识别、战胜各种错误思想的武器，如果离开或丢掉了四项基本原则，政治工作也就失去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失去了战斗力和生命力。”他要求：“各级党委、政治机关、政治干部要坚定不移地用四项基本原则教育部队，指导工作，反对错误思想倾向，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统一部队的思想和行动，保证军队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

这次会议，针对当时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造成思想混乱的情况，坚决排除右的干扰，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对保持部队的思想统一和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全军政工会开会期间，黄克诚发现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内容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背离共产党的领导，丑化社会主义，代表了一个错误的倾向，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剧本是军队一名作家参与撰写的，黄克诚提议，由军队出面批《苦恋》，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他强调“此事事关重大，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定要既要坚持原则，又要注意方法和步骤”，“总政应尽快拿出个宣传四项基本原则、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计划来。”黄克诚同时将他的意见告诉胡耀邦、周扬，他们都表示同意。

韦国清对黄克诚的意见很重视。《解放军报》和总政有关部门，很快拟定了计划，总政党委研究审定后，将计划和黄克诚的意见上报军委办公会议批准，又报告邓小平。

3月27日，邓小平指示：“对电影文学剧本《苦恋》要批判，这是有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当然，批判的时候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片面性。”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总政认真研究了批《苦恋》应掌握的原则、政策和方法：要充分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文艺工作的主流，也不忽视支流。原则一定要坚持，步骤和方法一定要慎重、周到、妥善。要摆事实讲道理，使批评具有说服力。批评主要是针对作品的错误思想，不涉及其他方面。要着眼于教育，留有余地，与人为善。

4月20日，《解放军报》在第一版发表了题为《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对《苦恋》进行了公开批评，反映很好，全国有20多家报刊转载。4月下旬，中央宣传部一位负责同志在会上指出，《解放军报》批《苦恋》抓得紧，批得好，考虑得也比较周到、慎重。但也有人认为批错了，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再次表态支持批《苦恋》。他在7月17日《关于思想战线上的问题的谈话》中指出：“《太阳和人》，就是根据剧本《苦恋》拍摄的电影，我看了一下，无论作者的动机如何，看过后，只能使人得出这样的印象：共产党不好，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这样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作者的党性到哪里去了呢？”他接着又说：“关于《苦恋》，《解放军报》进行了批评，是应该的。首先要肯定应该批评。缺点是，评论文章说理不够完满，有些方法和提法考虑不够周到。《文艺报》要组织几篇评论《苦恋》和其他有关问题的质量高的文章。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

邓小平关于改革开放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导思想是坚定不移的。1992年他在视察南方讲话中，再次强调：在推动改革开放加速、深入发展的同时，“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20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20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韦国清理直气壮宣传、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完全符合邓小平的指导思想。

在反“左”、反右的问题上，韦国清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不因以反“左”为主而忽视了防右，也不因反右而放松对“左”的清理，不搞绝对化，防止出偏差，影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1981年3月，有的报纸发表文章说，在干部思想上，“左”的东西只有多少之分，没有有无之分，每个同志都应进行清理。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反“左”斗争的胜利。这在部队中引起很大反映，认为这种观点有片面性。不讲四项基本原则，与刚结束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不相符，更担忧清“左”要搞人人检查，人人过关，搞运动，请示总政怎么对部队进行教育。韦国清和总政几位副主任商量后，决定请示邓小平。

韦国清有个习惯，凡请示重要问题，先提出建议，供上级领导参考。1981年3月20日，总政就《关于学习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要注意掌握的几个问题的意见》上报邓小平，其基本内容是：

1.在进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中，主要是克服“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部队有些干部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理解，有的甚至抵触，这有各种原因，但主要是来自“左”的影响，这个问题，对军队来说要重视，不能忽视，不然，不利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部队中贯彻执行。

2.在主要克服“左”倾错误思想的同时，还必须注意纠正右的和其他错误思想倾向，对反对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必须有说服力的批驳和斗争，不然，也不利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3.具体到某个单位、某个人、某个问题、某个时间，要实事求是地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乱上纲上线，不搞“一刀切”，防止片面性，做到从实际出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4.解决上述问题，主要是通过抓好部队的路线教育、理论学习，提高认识，统一思想。重点抓好团以上干部，不搞各级领导带头层层检查，人人检查、人人过关。

3月27日，邓小平召见韦国清、梁必业、华楠等总政领导，作了重要指示。他说：“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是针对‘两个凡是’的，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那当然也要纠正。”“黄克诚同志讲，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都要做具体分析。”“纠正‘左’的倾向和右的倾向，都不要随意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

运动。”

韦国清以反“左”为主，同时防右，引起一些人不满。有人无端加以指责，说什么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就是只反右，不反“左”；有人在报纸上造谣说，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已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而韦国清在文代会后，在全军文艺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仍提文艺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总政系统有三个人给高层领导写信，说总政只执行邓小平的指示，与中央唱对台戏。面对种种非议和无理指责，韦国清很坦然，他考虑的是党和国家的大业，坚持以反“左”为主，同时注意防右的方针不动摇。邓小平在《关于反对错误思想倾向问题》一文中强调既反“左”，又要反右。在党的十二大的党章中写进了“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韦国清贯彻的是党的一贯正确方针。

韦国清为人正直，为政清廉，治军严格有方，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头脑，有高级将领的战略智慧，忘我为党、为国。他以敏锐的眼光和政治勇气，紧紧把握拨乱反正、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必须面对的四个根本问题，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发挥我军政治工作在伟大历史转折中的作用，为他光辉灿烂的人生，谱写了新的篇章。

（编辑 王世英）

（作者是防化指挥工程学院原政治部主任，曾任韦国清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