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里最深的记忆，是上世纪50年代吃不饱饭的童年。“你问我理想？我的理想就是：不让别人再经历同样的苦难。”王振耀说。

时代巨变的洪流中，坚守初心，犹如傲骨凌霜。唯有守护最初梦想的毅力和勇气，才是推动国家进步的力量。

2003年11月11日，我们从永安路106号出发，记录这个国家一点一滴的变化。12年后，我们选择了30人——他们无论身处喧嚣躁动，亦或遭遇时代逆流，均以不变的信念应对万变的困局。

在岁月的年轮中，他们有快意、有消沉，有对酒当歌、有失意彷徨。在一次次的磨砺中，不忘初心，举步向前。

在这里，时间是对信念的敬意。

王振耀，1954年生。在民政部任职22年，官至司长，推动城市居民低保、农村基层选举等多项制度，后辞职组建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

京师大厦的办公室里堆满了书，略显逼仄。

“拍照要戴领带吗？”王振耀一边问，—边拿着西装往身上比划。

辞官5年了，办公室里还放着一套正式西装，精心包装的，随时可以穿出去参加正式会议。这是二十多年官员生涯保留下来的习惯。

5年前，王振耀辞去民政部司长职务，组建北师大公益研究院。这位曾参与推动低保制度和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体系的官员，结束了22年的政治生涯。

5年间，一些事变了。过了60岁，他的白发一茬茬往外冒。但公益做久了，人也柔和了许多，他最近说得最多的是“好好好”、“行行行”。

一些事却没变。普惠大众，是他年轻时就有的愿望，他参与推进的低保制度，改变了2200万人的生活，如今，通过公益事业，把这个数字增加、延续。

他的事业没有离开“善”字。

生命里最深的记忆，是上世纪50年代吃不饱饭的童年。“你问我理想？我的理想就是：不让别人再经历同样的苦难。”

官员生涯

“我的一生为之骄傲”

有一天，王振耀和妻子在街头散步，听见不远处两个路人的对话。

“嗨，大不了到民政局吃低保。”一位路人说。

这在别人眼里再普通不过的话，把王振耀夫妻俩听愣了，随后，他俩的手默契地握在了一起，妻子觉得有点欣慰。

“老百姓（生活）有了最基本的保障，因为我推动的制度受了益。”那时还在民政部工作的王振耀解释这种欣慰。

这个情节已经过去几年了，但他一直记得。

2001年，王振耀就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首抓城市低保制度的建立。

也就是几个月时间，2200多万城市低保对象就纳入了保障体系。

2200万，是个庞大的数字。“他们都不认识我，但又有什么关系？”王振耀说，就像那两个路人一样，民众并不知道制度推进期间所遇到的困难。

万事开头难，制度推进之初，很多地方的民政局长面露难色：“我们财政状况不行。”

王振耀一句话给顶回去：“你是民政局长，不是财政局长。”

他把来京的地方民政干部“关”起来，对着摄像机，每人5分钟，做出一个月内将低保金落实的承诺。

“我还是做了一点事的。”回顾22年的民政部任职经历，王振耀这样总结。

那回忆那个时候的自己，他自觉算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民政部我也抱有理想，不是把行政事务做完就行。”

他做的事，还包括在救灾救济司担任司长期间，推动建立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响应体系等等。

直到现在，面对棘手的事情，他一起急，也会冒出一句：“别忘了，我以前是做救灾的！”

更早之前，他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发展研究所——传说中的“九号院”，与现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共事。那时他奔走在很多个乡村，见证农村选举制度从无到有，想想开端与结果，心里总是很激动。

如果用言语来总结这种激动，王振耀的话是：“完成这些事情，我觉得我一生都可以为之骄傲。”

希望出来做更多事

虽然已经辞职5年，但民政系统的年轻人都知道王振耀，甚至还有点怕他。

这位老司长，只要遇见了，不管在什么场合，就会抓着他们谈政策，养老、儿童、低保……不只谈，他还发论文，一年接受100多家媒体采访。

王振耀人生事业的下半场，始于2010年——他辞去了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职务。

辞职这年，他56岁。

壹基金的创始人李连杰和北师大的校领导一起去“挖”他，给的理由并不是薪水和待遇：“你在政府这儿，说话又不能太自由，想让你帮我们忙，还不方便，一会儿开会，一会儿出差。”

“你就别太瞧得起你这个官了。”他们劝他。

这句话，还真把他给说动了。

对王振耀有莫大吸引力的，是公益。

辞职前，王振耀已经参与了公益研究院的组建工作。团队最初的五个人，是他从几千人中选出来的。当时的应征者、现在的院长助理郭素记得，最后的面试时，王振耀问大家，你们觉得自己最大的幸运在哪儿？

大家答完，王振耀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到了合适的时间——社会和公益事业的发展趋向成熟，在这个节点开始研究，我认为会非常有意义，有成就感。”

辞官解印的消息一出，一时舆论哗然、猜测纷纷。他一遍遍说起童年往事：三年饥荒，河南鲁山，那时他不到十岁，曾一度饿得站不起身来，这种饥饿感与扫除饥饿感的欲望一直伴随到现在。在体制里，他已理想圆满，希望跳出来，有更大空间做更多的事。这是他给公众的辞职原因。

“他在官场，还是比较孤独的。”他的一位下属评价。或许，官场的特立独行，正好成就了他和民间的亲密。

做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时，一开会，他的老朋友、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就指着他“放炮”：“你们政府这个做得怎么不好，那个做得怎么不好。”回想当初，王振耀是被当成了“传声器”——借着批评他，民间变相向政府建言。

辞职后，来自民间的朋友们第一时间就接纳了他。

就职北师大公益研究院的典礼前，徐永光拉上几个民间公益界的人士请王振耀喝酒庆祝。初夏的小酒馆里，几个人兴致很高，徐永光与他碰杯：“振耀，恭喜你，终于下海了。”

北大法学院的教授金锦萍不同意这个说法“不，不是下海，振耀是上岸了。”

王振耀说，无论是“下海”还是“上岸”，都代表着民间对他的接纳。

就职典礼上，北师大党委书记、校长都来了，“太隆重了”，王振耀觉得“受宠若惊”。当时，徐永光特意脱下西装，穿着没有领带的休闲服上台致辞：“我穿成这样，主要是想让振耀知道，民间是不一定戴领带的，没有这么正规。”

创业战场

“8年，头发都等白了”

2015年9月29日，办公室里，王振耀伸出三根手指，用力晃了晃，“现在的工作节奏，至少比在民政部紧张三倍。”

研究院的第一个冬天，对于初创团队的每个人来说都是难忘的。那会儿还没搬到如今敞亮的京师大厦，北师大在新街口的大帽胡同为他们租了个小四合院。雕廊画栋的，夏天美得很，但就是没暖气，冬天风飕飕地灌，大家都手脚冰凉地看资料、写报告。

如今提起来，王振耀老说，我们是一起“冻过来”的。

最开始那两年，王振耀老爱用一个词，是“创业”。上任时，他计划要做3件事：研究社会公共政策、培养公益管理人才、提供公益项目咨询。每个领域，都被他称作“战场”。

一切都是全新的，大家也都算是新人，苦于打不出品牌。在开创研究框架时，王振耀经常跟员工们说，有些东西我们没有时间“磨刀”了，得边学边干。“没有谁教给你本身就是对的，自己想好了就去做。”

他跑到大凉山去做儿童福利项目。在村子里，他看到四壁空空的房子，孩子们吃住都和家畜在一起，没有电，甚至都没把椅子。尽管在民政部见过很多，他还是觉得难受。慢慢地项目做起来了，得到联合国的认可。

实际上，再去推动一些事情，难度要比在民政部时大了。以前他有中央政策的杠杆，有各种头衔，从中央部委到地方政府，都能合作。“说一个月内完成，就一定能完成。”

到了民间，“命令”变成了“说服”，需要向政府和社会做各种各样的解释和说明。而这个说服的过程，可能会有一个月、一年，甚至几年。

推动慈善立法就经历了漫长等待，2013年他曾这样感叹，“从民政部2005年7月成立立法工作组到现在，已经过去差不多8年，8年，头发都等白了，慈善立法仍然停滞不前。”

来自官方的力量，最初对这个转型的个性官员不那么欢迎。徐永光发现，有些重要的慈善活动或委员会，王振耀经常接不到邀请，老王“心大”，对着下属、朋友，很少说起这些。他的朋友们在背后达成一致，“至少圈子里的人，我们要保护振耀。”

成立五年，研究院遇到的最大“风波”，是外界对于建院的2000万资金来源的质疑。

2013年5月，有媒体报道称，汶川地震后，红会通过“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募集的数千万元赈灾捐款，被用于建设研究院。拥有院长和中国红十字会社监委双重身份的王振耀也受到了质疑，有媒体报道称他与红会有利益交换或商业合作。

有记者把他们堵到基金会里面，让研究院拿出成立以来的账单，要查账。当时院长助理郭素和其他团队成员急了，几个人想要发个声明把事情交代清楚，却被王振耀制止了。他现在再解释当时克制的原因，只不过是一个“善”字。

最终，壹基金发布声明，交代了研究院2000万资金的来源，其实是万达集团、泛海控股、老牛基金会等公司和机构的定向捐赠，与红会并不相关。流言渐散。

事情平息后，王振耀还开起了玩笑：“这段时间，壹基金官网的点击率提高了十倍，至少提高了关注度。”

退休？不在日程表上

今年9月末，在深圳的慈展会上，王振耀与徐永光又相遇了。说起2012年他们设立的一个中美慈善交流平台。3年过去了，只有王振耀还在坚持，他质问：“永光，平台的事还是你叫我做的，你怎么不做了呢？”徐永光有些惭愧，他早就放弃了。

这位老友觉得，王振耀还是保留了一贯的风格：“执着地开拓一些领域。”这与五年前李连杰对他的评价类似：“他经常不顾实际的困难，也要费力弄出政策或建议。”

圈子里的很多人都认为，辞官这五年，他的变化很明显——从明星院长，到做一个踏实的推动者。不管是用意见领袖的个人形象，还是做落地的机构和活动，他对这个领域都贡献良多。

推动者的身份不仅局限于公益。研究院员工们都觉得，他是个非常有使命感的人，比如说出现什么社会问题，有人打电话咨询他，他就总是皱着眉，想怎么能把这个事情解决好。郭素说，很多时候她都想，这么多事，院长能管的过来吗？

但王振耀从不停止发言。

回头看这5年，他说自己很快乐。“该做的基本没落下，五年前的理想，在实现的路上前进了好几大步，远远超出我原来的想象。”

至于退休，还完全不在他的日程表上。

61岁了，要是在体制内，王振耀已经安稳退休，并享受厅局级的待遇——在民政部，这位厅长曾有一张“蓝卡”，这代表定点医院能为他提供免费医疗。辞职到了北师大做公益之后，待遇没了，有病就得早上六点起来多排队，报销不完还得自费。他倒超然：学会做个平民，一个普通教授，不是也很好？

王振耀说：“在政府里，人在岗位时施展的作用是很大，但是离开了就不一定，换了主事者，一切都可能会变。但社会要是形成一套机制了，不会变，社会是不会退休的。”

白岩松曾在2012年为他写文章“振耀兄辞官进校园，我是支持的。离开官场，他再无退休的可能，活到老，公益到老；更何况，他这样的人多了，在政府与公益、权力与社会、官员与公民之间，多了润滑与沟通，社会因此可以进步得更快些。”

“社会可以进步得更快些。”这正是王振耀的理想，一直未改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