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瀑

摘要：本文基于1978-2013年时间序列数据，将中国城镇化水平、就业增长与就业结构作为系统中相互依存的内生变量构造动态模型，并分析随机扰动对变量的冲击。研究发现，中国城镇化水平、就业增长与就业结构三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城镇化对就业增长和就业结构都有正向影响，但就业增长对城镇化影响不显著，就业结构对城镇化后期影响较小；三者两两之间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这说明政府应该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业供给均等化、产业现代化、教育现代化的新型城镇化，以实现城镇就业增长和就业结构的协调与优化。

关键词：城镇化：就业增长：就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830.3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5（8）-0012-08

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的前提，在当前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调整的“新常态”下，如何扩大就业，优化就业结构成为政府和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作为中国未来长期发展的主旋律之一，城镇化将使数以亿计的农民劳动力从土地中释放出来，进入城镇就业与生活，从而使城镇面临着城市居民和农民工就业的双重压力。而且未来中国的城镇化，不仅仅是“量”的积累，更是“质”的跃升，是“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这就要求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应该伴随着城镇就业人口的增加、就业结构的优化，实现“安居乐业”。现实经济发展中，我国城镇化进程是否能够促进就业增长和结构优化？其作用是短期的，还是可以持续较长时间？对于就业增长的波动、就业结构的变迁，多大程度上又能够为城镇化所解释？这些问题意味着在城镇化快速发展、就业结构急剧变化、就业压力较大的“新常态”阶段，研究我国城镇化水平与就业增长、就业结构间的关系，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鉴于此，本文将运用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中国城镇化发展与就业增长和就业结构间的关系，以期对“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中，政府如何推动就业增长和促进就业结构优化提供经验证据。

一、文献综述

城镇化与促进就业发展是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二者关系的研究已经引起专家、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就前期研究成果而言，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关于中国城镇化的路径、模式与促进就业之间的分析。陆进（2010）分析城镇化建设中抑制就业增长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促进城乡就业的建议；何翔（2014）分析低碳城镇化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提出优化产业布局、健全培训制度，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从而促进就业增长和就业质量的提升；常浩娟等（2013）着重分析城镇化进程中非农就业状况，提出从完善就业、社会保障等各项制度，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和形成尊重劳动者的社会观念等方面扩大和改善农民工进城就业。刘国斌等（2013）则分析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就业人口的老龄化问题，提出关键点是要保证城镇化与农业发展协调平稳。

第二，关于中国城镇化水平与就业增长间的关系分析。汪泓、崔开昌（2012）实证分析安徽省就业增长与经济增长、城镇化间的关系，发现城镇化与就业增长间是相互促进的；贺怡（2014）运用VAR模型对陕西省城镇化水平与就业增长间的关系分析，发现人口城镇化对就业增长具有长期效果，且对就业增长变化的贡献比重呈现逐渐增加的趋势。薛继亮（2014）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就业增长滞后于城镇化进程，提出从城乡公共服务供给平等化、缩小城乡固定资产投资和居民收入差距、实施积极的人力资本投资政策等方面有效促进城镇化与就业的协调性。

综上所述，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探讨中国城镇化与就业增长间的问题，而城镇化发展在影响城镇就业人口数量变化的同时，城镇二、三产业的产业发展，将吸引劳动力在产业间分布结构的变化。我国的城镇就业矛盾不仅仅是城镇创造的就业岗位的数量问题，更体现在就业结构上的失衡，它衡量着就业质量的好坏，并关系到我国结构优化能否顺利进行，正是因为劳动力在就业结构上的“就业刚性”，限制了经济结构调整的速度和效果。在我国正处于“结构优化”的新常态下，需要把就业结构优化这个重要变量考虑在内，统筹考虑中国城镇化水平与就业增长、就业结构间的关系。因此，本文将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将城镇化水平、就业增长与就业结构纳入同一个系统中，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三者的相互影响机理，以期得出在“人的城镇化”过程中推动就业发展的有益建议。

二、城镇化、就业增长与就业结构间的作用机制

经济理论研究表明，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城镇区域扩大，城镇人口大量聚集，将带动相关工商业的发展，吸引更多的就业者在城镇就业，引起就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同时，城镇就业人数的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涌入，会形成“倒逼”机制，迫使城镇空间向外拓展，推动城镇化进程。因此，三者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联系。

（一）城镇化推动就业增长与就业结构优化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城镇拥有更多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更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将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同时，随着城镇技术水平和教育的发展，城镇居民素质提升，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缺乏，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促使农村就业人口不断下降，城镇二、三产业就业人口增加，就业结构得到优化。随着城镇化进一步发展，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步伐加快，城镇制造业劳动力需求相对饱和，但是与生产和生活联系紧密的第三产业，如交通运输、餐饮、娱乐、住宿等第三产业需求不断增加，带动更多劳动力的就业。因此，在城镇强大聚集经济效益下，更多的社会资本在城镇聚集，使资本增长的速度远远高于城镇自身所能提供的劳动力增长速度，为农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从而推动就业结构自动地从第一产业向城镇第二、三产业转移。

（二）就业增长和就业结构的优化促进城镇化

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正是大量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流动的过程。以库兹涅茨、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乔根森和托达罗为代表的一批发展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人口从乡村到城镇的迁移，由此而引起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传统农业部门向现代工业部门转移，是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随着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释放大量劳动力，同时工业部门和城镇服务部门的快速增长，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就业结构随着三次产业中就业人口的数量而得到优化，就业人员与物流、商品流的的日益集中，原有的城镇规模、城镇设施不能适应人口发展的需求，推动城镇不断扩大规模建设，城镇日益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金融中心、商品交易中心、信息交流中心和劳动力市场，城镇服务功能日渐完善，从中心镇到小城市、中等城市，再到大城市、特大城市，城市群的轨迹不断扩展，城镇化水平日益提高。

本文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城镇化水平（ch）的指标；以城镇就业比重，即城镇就业人数占经济活动人口数的比重作为衡量就业增长（jz）的指标，以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就业结构的指标（ji）。选取的数据期间为1978～2013年，数据来源于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为了消除异方差，同时将各指标的指数趋势转化为线性趋势，对原有数据分别取对数，并记为：Lch、ljz、Ljj，图1给出了三个序列的变化趋势：

从图1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就业增长与就业结构整体上都趋于上升的趋势。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就业结构虽有小的波动，但总体发展和城镇化几乎一致，这是由于伴随城市人口的增加，与人民生活密切、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得到发展，就业人员比重增大，两个变量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而城镇化水平和就业增长间的变动就比较复杂。在1995年之前，城镇化增长很快，从1978年的17.92%，增长到1994年的29.04%，同时期城镇就业人员比重几乎没有增长，尤其在1990-1994年期间，城镇就业人员比重反而年均下降两个百分点；但从1995年开始，城镇化水平和就业增长的相关性极强，两者都呈不断增长趋势。究其原因，可能与我国就业制度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密切。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对城市劳动就业增量的“三结合”就业模式，到对劳动力就业存量的“搞活固定工制度”的改革，全面启动了城市劳动就业配置的市场化，对城镇就业形成冲击，在新的就业渠道尚未形成之前，劳动就业增速较慢；但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劳动力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非公有制经济的大力发展，拓展了就业渠道，带动劳动就业的迅速扩张，从1995-2013年间，城市就业增长21%，而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时期，由29%增长到53%。

四、模型估计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出现伪回归问题，首先对Lch、ljz、Ljj进行单位根检验，以考察其平稳性，结果如表1所示。从中可以看出，10%显著水平下，三个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但其一阶差分序列DLch、Dljz、DLjj则是平稳的，这说明Lch、ljz、Ljj都应为一阶单整过程。因此，我们需要利用协整理论，进一步考察究三个变量之间的长期经济关系。

（二）协整分析

由于Leh、ljz、Ljjj三个序列都是非平稳的，我们使用Johanson方法对三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迹统计量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使用sc准则确定基准VAR模型的滞后阶数为3，这一滞后阶数能够保证残差的白噪声性和正态分布性。

表3中的差分项反映了各变量分别受其他两个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从表中各变量的系数可以看出，（1）我国城镇化在两个时滞后对就业结构有正向影响。这表明人口城镇化促进第三产业就业比重的作用存在时滞性，从长期来看，人口城镇化对第三产业就业比重增加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2）城镇化对就业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人口城镇化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同时，就业增长对城镇化影响效应也为正，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随着城镇劳动就业人口的增加，对我国人口城镇化的作用较小。这可能是由于包括农民工人城落户、进城后的社会保障及其子女教育等问题存在制度障碍，制约了城镇人口的增加，不利于城镇化进程加快。（3）就业结构对城镇化影响第一个时滞为正向，但第二个时滞后变为反向。说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持续增加有可能形成城镇的“产业空洞化”，从而出现“逆城镇化”。

另一方面，误差项EVM.系数大小反映了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当就业增长和就业结构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关系时，下一期将分别以（-0.31）和（-0.11）的调整力度进行反向修正，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而城镇化的误差修正系数为（0.10），似乎违反了反向修正原则，但这正说明，短期的增长率低于长期均衡值，需要正的修正项将实际值调整到均衡值。

（四）基于VECM模型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上述协整检验结果显示，我国城镇化、就业增长与就业结构三个变量间均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为了确定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通过基于VECM模型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可以考察系统内的动态联系，具体结果见表4。

从表4可以看出，在5%显著水平下：（1）就业增长与就业结构间不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原因，就业结构变动是促进就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就业结构变动是产业结构调整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的表现，归根到底是由于产业变动促进就业增长，也就是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促进就业增长：但是就业增长却不是就业结构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表明我国还处于工业化中期，第二产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2）城镇化和就业增长间保持着单向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化是引起就业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就业增长不是推动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城镇化和就业结构间也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即城镇化是就业结构变动的格兰杰原因，但就业结构变动并非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

（五）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用于衡量来自随机干扰项的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值的影响，从而揭示模型中各内生变量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为了进一步研究三个变量之间相互冲击的动态响应路径，我们基于VAR模型，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图2一图5列出了各变量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对其他变量带来的动态影响。横轴代表滞后期，纵轴表示因变量对各个变量的响应大小，实线为响应函数曲线，代表该变量受到其他变量的随机误差项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后，该变量现在和未来的反应程度和持续时间。两条虚线代表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

图2显示，当就业增长给城镇化一个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后，从作用时滞上看，城镇化先是增长，在第5期和第7期基本停滞，然后开始缓慢下降。从效应大小看，在城镇化水平变动中，短期内就业增长能促进城镇化进程，但长期内，就业增长对城镇化的影响减小，但其方向仍为正向。图3显示，当城镇化受到就业结构的单位标准差冲击后，先是快速增长到第6期，然后趋向平稳，即随着滞后期的延长，城镇化对就业结构冲击的反应趋缓。图4为就业增长受到城镇化单位标准差变化的微小变动的反应方向和变化趋势。当在本期受到城镇化一个单位标准差的正冲击后，就业增长的响应强度在第5期达到最大值，然后开始缓慢下降，并随着滞后期的加长而呈现平稳增长。这表明，城镇化在一定时期内对就业增长的推动作用较为强烈，但长期对就业增长影响作用将减弱，这表明随着城镇空间不断扩展，其自身创造就业岗位的能力将下降。图5为就业结构对城镇化的单位标准差的冲击反应。就业结构对城镇化冲击反应存在时滞性，到第2期后，就业结构开始上升，在第4期达到最大值，随后开始下降，到第9期达到最小值，然后又缓慢上升，逐渐平稳。这显示出我国城镇化在短期内能够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但是长期来看，作用在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