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红云，罗尔波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650091）

近百年来，学界围绕羌族展开了热烈讨论，尤其在顾颉刚、马长寿、李绍明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参与后，羌族研究几成显学。此前的羌族研究，主要集中在羌族的源流与迁徙，以及基于民族调查所作的研究，但对处在从古羌人向现代羌族转变关键时期的明清羌人，除通史研究涉及外，鲜有专门研究。①参考耿静：《羌族研究综述》，《贵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第173-176页；常倩：《近百年来羌族史研究综述》，《贵州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第112-116页。根据上述两篇“综述”及笔者的相关阅读，认为学界对早期羌族的研究集中在宋代以前，探讨羌族的源流和迁徙比较多；其后，学界的羌族研究一般是基于田野调查所作的民族研究，明清羌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研究的薄弱点。这一时期羌人的地理分布、民族关系、社会文化变迁等多个方面都需要作深入探讨。本文旨在探求清代羌族地区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的施行情况，简析科举发展的原因，并探讨学校教育及科举取士的施行对建构羌人的汉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作用。

一、清代羌区的学校教育

羌区，即羌族地区，这由羌人的地理分布决定。学界对羌人迁徙和分布的研究主要断限在两宋以前，很少涉及明清羌人的地理分布。诚如陈泛舟所见：“川西北高原各民族的居住地区，经过唐代的变化，宋元时期相对稳定，迨至明时基本上固定下来”［1］，羌人在宋元以后少有迁徙，分布范围在明清已基本定型，此间虽有一定规模的迁徙和流动，但并不影响整体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