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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的宗室与宗族观

2015-12-24陆月宏

文教资料 2015年23期
关键词:宗室顾炎武氏族

陆月宏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与文化所,江苏 南京 210013)

顾炎武的宗室与宗族观

陆月宏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哲学与文化所,江苏 南京 210013)

顾炎武认为,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说,应当重视宗室与宗族的作用。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人才,而由于容易获得良好的系统教育,宗室人才相对容易脱颖而出。因此,统治者理当重用宗室人才,如周文王就是如此。由于明亡的教训,顾炎武极力批评明朝对宗室的苛刻对待导致的宗室人才匮乏。在《裴村记》与《杨氏祠堂记》中,顾炎武又旗帜鲜明地推崇宗族的作用,认为宗法制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并指出君子理应自觉承担起重建宗族的使命。

顾炎武 宗室 人才 宗族

顾炎武在探讨夏朝太康失国时,认为如果早先封其五个弟弟为诸侯,羿就无法篡夺夏朝江山:“以太康之尸位,而有厥弟五人,使其并建茅土,为国屏翰,羿何至篡夏哉!富辰言:‘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而少康封其庶子于会稽,以奉守禹祀,二十余世,至于越之勾践,卒霸诸侯,有禹之遗烈,夫亦监于太康孤立之祸而然与?”①

春秋战国时,由于统治者的重视与信任,宗室人才辈出。顾炎武指出,春秋时楚国最强盛,楚国最尊贵的令尹都是由宗室出任的。而六国为秦吞灭之后,复又起而灭秦的正是楚人。战国时,七国君主多任用宗室为重臣,唯独燕国没有。自燕昭王以降,再无与宗室同姓者见载于史书。秦末陈胜起兵后,立六国之后,五国俱用旧时宗室的后裔,唯独燕国立非宗室之人韩广。顾炎武认为,这都是因为燕国宗室久已不振。他指出:“楚用其宗而立怀王者,楚也。燕用非其宗而立韩广者,燕也。然则晋无公族而六卿分,秦无子弟而阎乐弑,魏削藩王而陈留篡于司马,宋卑宗子而二帝辱于金人,皆是道矣。”②

顾炎武认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在于人才。人才出于天下,固然应该爱惜和尊重;但是如果人才出于皇族,更应该爱惜和尊重。他指出,拥有完美政治品德和超凡人格魅力的周文王,在运用人才时举贤不避亲,常常优先考虑宗族。例如,以周公为太宰,以康叔为司寇,以聃季为司空。周成王为康王选择顾命大臣时,六官中的五位大臣都是宗族。汉朝和唐朝以下,以宗室皇族为丞相或主管中书省的情形,也屡见不鲜。

汉朝和唐朝时,“皆以宗亲与庶姓参用,入为宰辅、出居牧伯者,无代不有”③。因此有唐一代,皇室宗亲出任宰相的有十一人。明朝与此相反,禁止宗亲出仕。顾炎武认为,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于是为宗属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汉朝中兴,得力于宗室甚多。“光武中兴,实赖诸刘之力……亲疏并用,犹法西京,故灵、献之世,荆表、益焉,各专方镇,而昭烈乘之,以称帝于蜀,若颠木之有由蘖。其与宋之二王航海奔亡,一败而不振者,不可同年而语矣”。“自古帝王为治之道,莫先于亲亲。而本朝之待亲王及其宗属也,则位重而愈疏,禄多而愈贫,诚有如汉哀帝时杜业上言,‘宗室诸侯微弱,与系囚无异'者”④。

顾炎武指出,在历代王朝中,大概只有明朝是最苛待宗室皇族的。他批评说:“然则自古以来,待宗人之失,未有如有明者也。”⑤明代君主疏远宗室,使他们不得出仕做官,并且把他们的活动空间限制于封地的城池之中,宛如终生软禁。如此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其不肖者怙侈放辟,以为民害;而其贤者亦仅仅守己洁行,学为辞赋,以自附于文苑之徒。”

在《与人书(十三)》中,顾炎武痛心地指出:“自北平、南昌二变以后,一代规模于‘宗子维城'四字,竟不复讲。至崇祯之时,人心已云,虽使亲王典兵,其能者不过如汉之陈王宠,下者则唐之覃王嗣周、延王戒丕而已。积轻之势固不能有所树立,而变故萌生,难可意料,谁肯独创非常,建房琯之策者哉?”⑥南明诸帝之所以没能实现如光武中兴、东晋元帝和南宋高宗偏安江南的恢复大业,虽然是时代的大势使然,但是“亦繇国家向日裁抑太过,无有强宗大豪如南阳诸刘,得以挠新莽之威而保先人之祚者也”⑦。

顾炎武六十七岁时,从旧书中翻检出三十年前抄录的太虚山人《象象谭》一书,读到其中关于宗室的议论,亡国之痛涌上心头,不由老泪纵横地指出:“呜呼!自天子而下,一等为亲王,又一等为郡王,此皆天子之子若孙,不相悬也。其在于诗曰‘本支百世',故天子本也,亲王枝也,宗室叶也,故福先上,祸先下。”⑧萧衍篡齐时,先杀齐朝诸王。朱温篡唐时,也先杀十六支亲王而后弑昭宗。崇祯年间,德王、鲁王为后金军杀害,福王、唐王、襄王、郑王和崇王为流贼所害,周王在开封为汴水淹杀。“先帝赫然震怒,而无所以御之之计,不三四年京师沦覆,天子之祸与亲王同一辙,岂不哀哉!”太祖时分封二十四王,都拥有分封的实权。自北平、乐安和南昌之变后,“异日大臣无不以削弱王府为务。嗣位诸王又皆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无不广置田庄,放情酒色,而所在有司之兵又皆文具,及贼骑至城,而亲王之势怀齐民无异。逆贼见藩封之大,所向辄陷,而国家无如之何也,则以为天子之都,亦将如是而已,是以直犯京师而不之忌,岂非势之相因者哉!”⑨

康熙二年,顾炎武游历山西。在闻喜县裴村,他获悉当地裴氏宗族与唐朝存亡的紧密关系后,深感氏族命运与国家命运相互交织、同呼吸共命运的道理,于是撰写《裴村记》,弘扬寓封建之意于士大夫和重视氏族的观点。他首先感慨明末的局势,指出:“自治道愈下而国无强宗,无强宗,是以无立国,无立国,是以内溃外畔而卒至于亡。”⑩他认为宗法制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极大,可以扶人纪而张国势。唐朝天子寓封建之意于士大夫,而其时氏族之盛亦称雄于近古之世。河中之地(今山西西南部)为唐朝近畿重地,大族甚多,如解州的柳氏家族、闻喜的裴氏家族,都几百年仕宦不绝。“是以唐之天子,贵士族而厚门荫,盖知封建之不可复,而寓其意于士大夫,以自卫于一旦仓黄之际,固非后之人主所能知也”。在五代的混乱局势中,高贵的氏族纷纷衰变而沦为平民,导致的结果是“靖康之变,无一家能相统帅以自保者”。顾炎武多次游历山东、河北,考察明末清初兵兴之后,“州县之能不至于残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尽恃乎其长吏”。顾炎武极为强调氏族的重要性,认为“夫不能复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势以立其国者,其在重氏族哉!其在重氏族哉!”⑪

顾炎武在《杨氏祠堂记》中强调了重建宗族的重要性。他认为君子理应承担起这种重任,指出:“天下之事,盛衰之形,众寡之数,不可以一定,而君子则有以待之。所以抚盛而合众者,中人以上之所能,若夫为盛于衰,治众于寡,孑然一身之日,而有万人百世之规,非大心之君子莫克为之矣。”⑫他盛赞古代的君子“虑先人之德久而弗昭,于是为之祠堂以守之,其盛者及于始祖。古之君子,虑宗人之涣而无统,于是岁合子姓于祠而教之孝,奠爵献俎,毕而馂食,以教之礼”。顾炎武认为,这样做必定可以昌大子孙、福寿绵延。常熟杨子常先生的两个儿子相继夭折,其兄长的儿子也中岁夭折。顾炎武作此文时,子常已经七十二岁,白发苍苍,没有亲子亲孙,而有族孙二十余人。杨子常没有自伤身世而自哀自怜,而是在祖墓之旁建祠堂,以供奉先人及诸父兄子姓去世之人。“其下为田若干亩,以供岁时之祭。定其仪,秩其品,简而文,约而不陋。曰:‘及吾身存,与诸孙行礼其中,使诸孙之继我,如今日焉,先德其毋坠已。'”顾炎武极为赞赏杨子常的举动,认为这正是“衰而有盛之心,寡而能众之事”,深信杨氏后世必将光大门楣。

注释:

①《日知录》卷二《厥弟五人》.

②《日知录》卷二十二《六国独燕无后》.

③《日知录》卷九《宗室》.

④同上.

⑤《亭林文集》卷二《朱子斗诗序》.

⑥《亭林文集》卷四.

⑦同上.

⑧《亭林余集·书太虚山人象象谭后》.

⑨同上.

⑩《亭林文集》卷五.

⑪同上.

⑫《亭林文集》卷五.

[1]《顾炎武全集》.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日知录集释》(全校本).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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