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月宏

摘    要： 顾炎武认为，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来说，应当重视宗室与宗族的作用。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人才，而由于容易获得良好的系统教育，宗室人才相对容易脱颖而出。因此，统治者理当重用宗室人才，如周文王就是如此。由于明亡的教训，顾炎武极力批评明朝对宗室的苛刻对待导致的宗室人才匮乏。在《裴村记》与《杨氏祠堂记》中，顾炎武又旗帜鲜明地推崇宗族的作用，认为宗法制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并指出君子理应自觉承担起重建宗族的使命。

关键词： 顾炎武    宗室    人才    宗族

顾炎武在探讨夏朝太康失国时，认为如果早先封其五个弟弟为诸侯，羿就无法篡夺夏朝江山：“以太康之尸位，而有厥弟五人，使其并建茅土，为国屏翰，羿何至篡夏哉！富辰言：‘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而少康封其庶子于会稽，以奉守禹祀，二十余世，至于越之勾践，卒霸诸侯，有禹之遗烈，夫亦监于太康孤立之祸而然与？”①

春秋战国时，由于统治者的重视与信任，宗室人才辈出。顾炎武指出，春秋时楚国最强盛，楚国最尊贵的令尹都是由宗室出任的。而六国为秦吞灭之后，复又起而灭秦的正是楚人。战国时，七国君主多任用宗室为重臣，唯独燕国没有。自燕昭王以降，再无与宗室同姓者见载于史书。秦末陈胜起兵后，立六国之后，五国俱用旧时宗室的后裔，唯独燕国立非宗室之人韩广。顾炎武认为，这都是因为燕国宗室久已不振。他指出：“楚用其宗而立怀王者，楚也。燕用非其宗而立韩广者，燕也。然则晋无公族而六卿分，秦无子弟而阎乐弑，魏削藩王而陈留篡于司马，宋卑宗子而二帝辱于金人，皆是道矣。”②

顾炎武认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在于人才。人才出于天下，固然应该爱惜和尊重;但是如果人才出于皇族，更应该爱惜和尊重。他指出，拥有完美政治品德和超凡人格魅力的周文王，在运用人才时举贤不避亲，常常优先考虑宗族。例如，以周公为太宰，以康叔为司寇，以聃季为司空。周成王为康王选择顾命大臣时，六官中的五位大臣都是宗族。汉朝和唐朝以下，以宗室皇族为丞相或主管中书省的情形，也屡见不鲜。

汉朝和唐朝时，“皆以宗亲与庶姓参用，入为宰辅、出居牧伯者，无代不有”③。因此有唐一代，皇室宗亲出任宰相的有十一人。明朝与此相反，禁止宗亲出仕。顾炎武认为，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于是为宗属者大抵皆溺于富贵，妄自骄矜，不知礼义。至其贫者则游手逐食，靡事不为。名曰天枝，实为弃物”。汉朝中兴，得力于宗室甚多。“光武中兴，实赖诸刘之力……亲疏并用，犹法西京，故灵、献之世，荆表、益焉，各专方镇，而昭烈乘之，以称帝于蜀，若颠木之有由蘖。其与宋之二王航海奔亡，一败而不振者，不可同年而语矣”。“自古帝王为治之道，莫先于亲亲。而本朝之待亲王及其宗属也，则位重而愈疏，禄多而愈贫，诚有如汉哀帝时杜业上言，‘宗室诸侯微弱，与系囚无异者”④。

顾炎武指出，在历代王朝中，大概只有明朝是最苛待宗室皇族的。他批评说：“然则自古以来，待宗人之失，未有如有明者也。”⑤明代君主疏远宗室，使他们不得出仕做官，并且把他们的活动空间限制于封地的城池之中，宛如终生软禁。如此导致的严重后果就是：“其不肖者怙侈放辟，以为民害;而其贤者亦仅仅守己洁行，学为辞赋，以自附于文苑之徒。”

在《与人书（十三）》中，顾炎武痛心地指出：“自北平、南昌二变以后，一代规模于‘宗子维城四字，竟不复讲。至崇祯之时，人心已云，虽使亲王典兵，其能者不过如汉之陈王宠，下者则唐之覃王嗣周、延王戒丕而已。积轻之势固不能有所树立，而变故萌生，难可意料，谁肯独创非常，建房琯之策者哉？”⑥南明诸帝之所以没能实现如光武中兴、东晋元帝和南宋高宗偏安江南的恢复大业，虽然是时代的大势使然，但是“亦繇国家向日裁抑太过，无有强宗大豪如南阳诸刘，得以挠新莽之威而保先人之祚者也”⑦。

顾炎武六十七岁时，从旧书中翻检出三十年前抄录的太虚山人《象象谭》一书，读到其中关于宗室的议论，亡国之痛涌上心头，不由老泪纵横地指出：“呜呼！自天子而下，一等为亲王，又一等为郡王，此皆天子之子若孙，不相悬也。其在于诗曰‘本支百世，故天子本也，亲王枝也，宗室叶也，故福先上，祸先下。”⑧萧衍篡齐时，先杀齐朝诸王。朱温篡唐时，也先杀十六支亲王而后弑昭宗。崇祯年间，德王、鲁王为后金军杀害，福王、唐王、襄王、郑王和崇王为流贼所害，周王在开封为汴水淹杀。“先帝赫然震怒，而无所以御之之计，不三四年京师沦覆，天子之祸与亲王同一辙，岂不哀哉！”太祖时分封二十四王，都拥有分封的实权。自北平、乐安和南昌之变后，“异日大臣无不以削弱王府为务。嗣位诸王又皆生深宫之中，长妇人之手，无不广置田庄，放情酒色，而所在有司之兵又皆文具，及贼骑至城，而亲王之势怀齐民无异。逆贼见藩封之大，所向辄陷，而国家无如之何也，则以为天子之都，亦将如是而已，是以直犯京师而不之忌，岂非势之相因者哉！”⑨

康熙二年，顾炎武游历山西。在闻喜县裴村，他获悉当地裴氏宗族与唐朝存亡的紧密关系后，深感氏族命运与国家命运相互交织、同呼吸共命运的道理，于是撰写《裴村记》，弘扬寓封建之意于士大夫和重视氏族的观点。他首先感慨明末的局势，指出：“自治道愈下而国无强宗，无强宗，是以无立国，无立国，是以内溃外畔而卒至于亡。”⑩他认为宗法制与国家命运之间的关系极大，可以扶人纪而张国势。唐朝天子寓封建之意于士大夫，而其时氏族之盛亦称雄于近古之世。河中之地（今山西西南部）为唐朝近畿重地，大族甚多，如解州的柳氏家族、闻喜的裴氏家族，都几百年仕宦不绝。“是以唐之天子，贵士族而厚门荫，盖知封建之不可复，而寓其意于士大夫，以自卫于一旦仓黄之际，固非后之人主所能知也”。在五代的混乱局势中，高贵的氏族纷纷衰变而沦为平民，导致的结果是“靖康之变，无一家能相统帅以自保者”。顾炎武多次游历山东、河北，考察明末清初兵兴之后，“州县之能不至于残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尽恃乎其长吏”。顾炎武极为强调氏族的重要性，认为“夫不能复封建之治，而欲藉士大夫之势以立其国者，其在重氏族哉！其在重氏族哉！”？輥？輯？訛

顾炎武在《杨氏祠堂记》中强调了重建宗族的重要性。他认为君子理应承担起这种重任，指出：“天下之事，盛衰之形，众寡之数，不可以一定，而君子则有以待之。所以抚盛而合众者，中人以上之所能，若夫为盛于衰，治众于寡，孑然一身之日，而有万人百世之规，非大心之君子莫克为之矣。”？輥？輰？訛他盛赞古代的君子“虑先人之德久而弗昭，于是为之祠堂以守之，其盛者及于始祖。古之君子，虑宗人之涣而无统，于是岁合子姓于祠而教之孝，奠爵献俎，毕而馂食，以教之礼”。顾炎武认为，这样做必定可以昌大子孙、福寿绵延。常熟杨子常先生的两个儿子相继夭折，其兄长的儿子也中岁夭折。顾炎武作此文时，子常已经七十二岁，白发苍苍，没有亲子亲孙，而有族孙二十余人。杨子常没有自伤身世而自哀自怜，而是在祖墓之旁建祠堂，以供奉先人及诸父兄子姓去世之人。“其下为田若干亩，以供岁时之祭。定其仪，秩其品，简而文，约而不陋。曰：‘及吾身存，与诸孙行礼其中，使诸孙之继我，如今日焉，先德其毋坠已。”顾炎武极为赞赏杨子常的举动，认为这正是“衰而有盛之心，寡而能众之事”，深信杨氏后世必将光大门楣。

注释：

①《日知录》卷二《厥弟五人》.

②《日知录》卷二十二《六国独燕无后》.

③《日知录》卷九《宗室》.

④同上.

⑤《亭林文集》卷二《朱子斗诗序》.

⑥《亭林文集》卷四.

⑦同上.

⑧《亭林余集·书太虚山人象象谭后》.

⑨同上.

⑩《亭林文集》卷五.

？輥？輯？訛同上.

？輥？輰？訛《亭林文集》卷五.

参考文献：

[1]《顾炎武全集》.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2]《日知录集释》（全校本）.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