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正华

摘    要： 本文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小说中的死亡叙事深受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生命的自我终结、死亡的偶然与神秘、对死亡的超越及亡灵的叙述视角无不体现了存在主义哲学对作家的深刻影响。本文工具层面的研究与价值层面的研究结合起来进行探讨，避免纯粹叙事学层面的分析。

关键词： 存在主义    九十年代    死亡叙事

作为唯一具有死亡意识的物种，人类对死亡的思索几乎与自身的历史一样漫长，中西方无数的思想家都曾叩问过这一哲学命题，柏拉图明确指出哲学就是“死亡的练习”。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与之相对，存在主义哲学强调直面死亡。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存在主义哲学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小说中死亡叙事的深刻影响。由于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纷繁多样，死亡叙事的呈现也丰富复杂，本文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这也说明这一领域仍有可开拓的研究空间。

一、生命的自我终结

雅斯贝尔斯认为：“绝对而根本的悲剧意味着，无论如何最终只有死亡。”[1]死亡抹去了生命的全部价值和意义，是生命悲剧意识的核心和巅峰。死亡的方式固然有很多，但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则是生命的自我终结。在九十年代以历史现实为题材的一些作品中，人物常因不堪重负而终结自己的生命。在对历史回声的祭奠中，丛维熙的《死亡游戏》值得一提。新时期，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成为文学的首要任务，在伤痕文学与反思文学中，频频出现的死亡情节往往成为揭示作品主旨的有力手段。作家极力渲染造成人物死亡的社会原因和政治因素，以此激发读者情感上的共鸣。但这种激情的控诉往往会削弱作品的艺术力量，与之相对，《死亡游戏》的不露声色更能传达出冰冷的悲剧意蕴。小说中劳改农场将青年舞蹈演员刘松的女朋友于梅的“叛国罪”反串到刘松身上，在经过痛苦的心灵挣扎后刘松选择了雪葬。李锐的《黑白》中的黑是当年全国知青先进典型，九年中黑拒绝了很多次离开农村的机会，最初他为自己能坚守理想而感到胸怀坦荡，但越到后来越觉得茫然，最后在彻底绝望之后服毒自杀。与很多作品从知青“被迫”的角度揭示“上山下乡”的悲剧不同，《黑白》从人物“主动”的角度揭示了他们的悲剧人生。

除了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外，九十年代的小说还描述了现实的生存苦难所造成的人物自杀。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中的瘿袋去公社领返销粮发现钱和购粮证丢了，回到家遭到丈夫打骂后自杀。鬼子的《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中寒露母亲因为生活窘迫偷了一块脏肉，灾难便接踵而至。在得知女儿遭人诱奸怀孕后再也无法承受如此沉重的打击而服毒自杀。加缪在阐述自杀动机的时候说：“自杀与飞跃一样，都是在极限上认可。一切都告结束，人又会回到初始的历史中去。人终于认清他的未来，他惟一而又可怕的未来并且向着这个未来急奔而去。”[2]上述作品中的死亡展示无一不令人震惊，这些叙述不仅体现了作家主体对历史与现实的思索，而且体现了他们的人文关怀追求。

二、死亡的偶然与神秘

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弥漫着浓厚的死亡气息，文本中非正常的死亡频频出现。九十年代以来，这种类型的死亡叙述仍在延续，小说中的人物往往死于很偶然的情况，找不到明确的因果逻辑，人物的死亡无法把握也无法抗拒，体现出宿命的色彩。在这一方面，苏童的很多小说具有代表性。《纸》中的青青给布点送纸扎，走到吊桥下被一颗流弹击中而亡;《饲养公鸡的人》中的普山六十大寿之日喝醉酒后被石头砸死在铁皮船舱里;《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中的李先生撞上一辆运货卡车当场死亡;《灰呢绒鸭舌帽》中的老柯从车上跳下去抓帽子结果跌死在乡间的公路上……苏童小说中的死亡叙述很切合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的死亡观。萨特认为造成人物死亡的原因是偶然的，虽然人都有一死，但死于何时何地并不确定，而且人物致死的因素纷繁复杂无法构成一个系统，因此，死亡是“不可预测的、意想不到的”，它只是外在于我们的偶然事实，“总是能提前在这样或那样一个日子里突然出现在等待着它的人们面前”[3]。

作为每个人都必须经历但永远无法在事后复述的经验，死亡构成了人生中最富神秘色彩的谜，甚至超出了理性所能掌控的范围，死亡的神秘境遇渲染了历史和人生非理性的一面。格非的《敌人》充满了宿命般的死亡气息。小说中的赵家几十年前莫名其妙地毁于一场大火，自此以后，灾祸频频发生，赵少忠的孙子淹死在水缸中，次子被人神秘地谋杀，长女失踪，次女被人用棒槌砸死在芦苇丛中，长子百般躲避死亡最终难逃厄运。“悲剧气氛的出现，就像我们被弃置其中的陌生而险恶的命运。敌对的事物威胁着我们，有一些我们无法逃脱，无论我们走到哪里，也无论我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冥冥之中总有某种东西会摧毁我们，不管我们做什么或者期望什么”[4]。苏童的《仪式的完成》也笼罩在命运的迷雾之中，小说中的民俗学家到八棵松村收集民间故事，刚下车便遇到死去了几十年的五林的鬼魂，自此以后死亡便与他如影随形。在鬼魂的引路下他被汽车撞死，但他的尸体却躺在了那口龙凤大缸中，宿命般地演绎了拈人鬼的仪式。在宿命般的死亡体验中，人成了无能为力的匍匐者。将人物死亡的原因归结为命运，使作品弥漫着扑朔迷离、不可捉摸的气氛，增添了小说的神秘感和审美意蕴。死亡永远具有不确定性，而且无法逃避。

三、对死亡的超越

对于任何个体而言，死亡都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这是永远无法更改的事实，对死亡超越途径的探讨本身便具有深厚的人文关怀。与宗教将人类引向永恒的境地不同，存在主义哲学在超越死亡时更立足于现在，强调直面死亡的勇气和与死亡的抗争，以此在终极的意义上肯定自我的存在。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雅斯贝尔斯认为，死亡意味着人的实存的有限性，是一种永远无法更改的“临界处境”，“它不应该成为我们实现自由和超越、达到超越存在、成为我们自己的障碍，而应该成为我们‘以超越存在的尺度永不停息地从事实践的巨大动力。……深入作为瞬间的现在，通过生存在瞬间的抉择，通过爱与信仰等生存意识，通过交往等生存行动，充实着现在瞬间的内容，赋予它以生存的永恒性，现在体现着生存的起源，也就在瞬间超越出时间序列，生成永恒的现时”[5]。在这一点上，阎连科的部分小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日光流年》中，百余年来，三姓村的村民无人能活过四十岁，绝大多数因喉堵症而死。为了抗拒死亡的命运，第一任村长司马笑笑带领村民们种油菜，在全村遭遇饥荒时不惜舍身喂鸦，浑身上下被啄得布满血洞;第二任村长蓝百岁带领村民们翻遍了四百多亩漫山遍野的土地;第三任村长司马蓝带领村民们修筑灵隐渠。为了能引来灵隐渠的水，三姓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全部工程三起三落，历时十六年，耗费建材无数，数十人因修渠而伤残、死亡。为修灵隐渠凑资，三姓村人去教火院卖皮上百次，女人去九都卖身，最困难时连老人的棺材和儿女的嫁娶物资都卖尽。正如雅斯贝尔斯在《悲剧的超越》一书中所说：“真正的悲剧意识远不只是痛苦和死亡、流逝和绝灭的沉思默想。倘若这些事情要成为悲剧，人就必须行动。……悲剧出现在斗争，出现在胜利和失败，出现在罪恶里，它是对于人类在溃败中的伟大的量度。”[6]在中篇小说《年月日》中，耙耧山脉遭遇千古未见的旱荒，为使唯一的一颗玉蜀黍成活，先爷将自己埋在玉蜀黍旁化作肥料供其生长成熟，这一场景彰显了无比坚韧的生命力，充满了与死亡抗争的悲壮色彩。

四、亡灵的叙述视角

作为一种非常规的叙述视角，亡灵视角指的是从死去的人的角度来观察、体验世界的叙述方式。作为一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超自然的叙述视角，亡灵视角突破了其他视角共同面临的叙述困境：“此在中总有某种悬欠，不能从整体上经历，故不能从存在论上解读出此在的整体性。”[7]因而，亡灵视角具有更自由、更广阔的叙述时空。

在当代作家中，阎连科是一位将亡灵视角运用得十分熟练的作家，在《寻找土地》、《天宫图》、《鸟孩诞生》、《日光流年》等中长篇小说中都采用了亡灵的叙述视角。《寻找土地》中的马佚祥兼有亡灵和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为救寡妇马佚祥被房梁砸死，舅舅因为“我”没能评上“烈士”而且没有安葬费补助而拒绝将“我”埋葬，马家峪的人不仅厚葬了“我”，而且为“我”配了冥婚。小说通过“我”的眼光传达了在商业文明的冲击下人性与亲情的沦落，充满了无言的悲哀。《天宫图》中的路六命自由地出入于阴阳两界，从亡灵的角度“看到”了自己屈辱痛苦的一生。路六命意外地被一户人家的房梁砸断腿，只因这家的儿子是大队的支部委员而绝口不提治疗的事，路六命从此成了瘸子。与阳间的苦难生活相比，阴间丝毫没有阴森恐怖的气息，而是如世外桃源般和平安详。与之相似，《鸟孩诞生》中的鸟孩也从亡灵的角度追述了自己短暂而又苦难的一生。阎连科小说中亡灵叙事的采用体现了作家对卑微的小人物生命的关怀，阴间的乌托邦幻想更反衬了阳间社会公正的缺乏，从而增添了作品的悲剧审美意蕴。阎连科小说中的亡灵视角是一种全知视角，与之不同的是，苏童的《菩萨蛮》中的亡灵视角则是一种个性视角。小说中的华金斗自杀之后成为一个飘荡的游魂，一心想和家人亲近却又插不上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中一起又一起的悲剧发生，大女婿瘫痪，二女儿大出血而死，儿子进监狱……“致命”的一击来自小说结尾，华金斗直到最后才知道他一直宠爱的儿子并非自己所生，而是妻子与别人私通所生。应当指出的是，作家对亡灵视角的采用不仅仅是一种叙述策略，其背后也往往体现了作家的人道主义追求及对人类生存方式的思索和关切。

参考文献：

[1][4][6]雅斯贝尔斯著，亦春译.悲剧的超越.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

[2]加缪著，杜小真译.西西弗的神话.北京：三联书店，1987.

[3]萨特著，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北京：三联书店，1987.

[5]杨俊.雅斯贝尔斯的死亡观探析.求索，2007，1.

[7]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合译.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