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瑞鹤

10月9日晨6时20分，杜老走了。

原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润生于北京医院病逝，享年102岁。杜润生，山西省太谷县人，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杜润生先后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是“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最早提出者，也是农村改革最重要的决策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100年是一个漫长的故事，杜润生的一生在时代的激流里跌宕起伏。他亲身经历了中国近代史的风云变幻，也参与了众多历史事件，其中许多关系到中国农民的经济政治地位。杜润生曾说过：“我在农村问题上有一条原则：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

本刊《农村农业农民》1986年1月创刊时，杜老在北京欣然为我们题写了刊名。“永远尊重农民的意愿”，这是杜老在农村问题上坚持的一条原则，作为服务于“农村农业农民”的一个媒体，同样也是我们追求的办刊宗旨和努力方向。本刊记者搜集整理了杜老百年长河中的一些工作生活点滴，表示真诚的敬意！

“土改”沉浮

家国多难的特殊历史环境，使得许多知识分子接受了激进主义的思想，期望以社会革命彻底改造中国。杜润生也是其中的一员。在太原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时，他就积极参与学生运动，进入北平师范大学后更成为“一二·九”运动中的学联代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久，这位大学生脱下长衫，进入太行山根据地，参加抗日游击战争。抗战胜利后，由于腐败、独裁，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迅速流失，共产党则提出“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和富强的新国家”，为新民主主义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旗帜。

为了动员农民参加革命，中共从1946年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先后担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中共中央华中局秘书长的杜润生参与领导所在地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他的一些建议还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要求各地遵照执行。

1952年秋天，当杜润生进京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时，就抱着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思想。

这个新成立的部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和领导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不过杜润生和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都认为，当时很多地方刚刚结束土地改革，要从小农经济的现状出发，发挥小农经济的积极性，互助合作运动需加以引导，不能操切从事。然而，他的这种思想却与毛泽东产生分歧。

就是在合作化运动争论中，邓子恢和杜润生被迫写检查，杜润生还被调离了农村工作部。数年后，农村工作部也被撤销。

在晚年的反思中，杜润生承认，“当时土地改革对保护劳动者财产利益，没有严格地依法执行，留下了不良影响，影响所及，今日实行市场经济，也难以确立交易信用。”

不过，杜润生仍然肯定土地改革，认为这一运动完成了中国在20世纪的历史任务——“重组基层”，“使上层和下层、中央和地方整合在一起，使中央政府获得巨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这对于一个向来被视为一盘散沙的农业大国来说，其意义尤为重大”。

“农改”核心人物

杜润生幸运地熬过了“文革”岁月，在1979年重新回到了离开24年的农村工作部门。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变革的前夜。就在前一年的深秋，淮河边上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按下了手印，冒着坐牢的风险搞起了“包产到户”。当时，全国人均占有的粮食只相当于1957年的水平，农民平均年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年收入在50元以下，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

尽管包产到户能够提高生产力是一个显见的事实，但是党内总有人认为它不符合社会主义公有制格式。对此，杜润生说：“我国建国后在农村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实践的结果引起人为饥荒。而公有土地家庭承包制在短短几年就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孰优孰劣，不是一目了然吗？为什么总让僵化的教条像梦魇一样纠缠自己的头脑呢？”

已经被锁定的中国土地制度在官方看来天经地义，即使包产到户这种在集体经济之内的“制度修改”也成为不可触及的政治禁忌。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局面就像是一场拔河比赛，“一边是千军万马的农民，一边是干部”。

身为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杜润生，既熟悉农村工作，也熟知党内规则，既可以沟通田野，也可以说服上层。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他拥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感召力和协调力，因此成为20世纪80年代制定中国农村改革政策最有影响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创造性地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概念，实现了包产到户的合法化。

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5年主持起草了关于农村改革的5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完善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经济学家舒尔茨有一句名言：一旦有了投资机会和有效的鼓励，农民将把黄沙变成黄金。从1982年连续3年出现了粮食的超速增长，农民收入也有了大幅增长，终于过上了温饱有余的生活。

农民也开始拥有了自己的财产权利。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就业，从这时起，中国农民才挤进了国家现代化的门槛。农村改革的成功，既为全国改革提供了经验，也提供了物质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的真正起点。

尊重农民，让农民真正解放

20世纪80年代中期，杜润生曾向邓小平提出，可否恢复农民协会，作为农民代言人？邓小平说，先看三年，如果三年后，大家都同意，你再提出来，我一定批。但是到了三年的时候，“八九风波”来了，提议搁浅。

76岁的杜润生也正式退休，告别了“激荡着创造与梦想的改革时代”。他继续以悲悯的目光关注着农民，观察并思考他们的命运。

2008年，因为对农村改革和发展乃至整个经济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杜润生获得了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95岁的杜润生在颁奖典礼上说：“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农民的发明，我们只是进行了调查研究理论化。”

在改革之初，杜润生就提出给予农民“永佃权”。在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他坚持尽可能延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将使用权物权化。在他看来，中国土地制度最终要“由他物权变为自物权”，真正实现“耕者有其田”。

历史往往并不按着人们的良好愿望发展。公有制下的家庭经营激发出了极大的生产力，可是并没有让农民获得完整的所有权，“承包土地的所有权究竟应该归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城市化进程中，这种妥协的土地制度使得农民无权作为土地产权主体平等地参与土地交易，政府则可以轻易地“低价征地、高价卖地”，于是在10多年间就从农民那里拿走了高达20万亿～30万亿元的土地增值收益。

沉重的现实让晚年的杜润生忧思深广。他认识到，没有用法律形式把土地承包制作为一种产权制度安排固定下来是一大缺陷。

此外，因为户籍等制度的阻碍，上亿农民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摆动。城乡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拉大，“三农问题”再次凸显。2001年杜润生在一篇文章里痛呼：“我们欠农民太多！重新审视三农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截至今天，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诉求”。杜润生写道："52人有工会，要允许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使农民依靠它行使已经拥有的权利。”

尽管一生经受磨难，这位耄耋老人继续担任中国农民的代言人。杜润生呼吁免农业税，呼吁破除制造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呼吁警惕因征地而造成农民流离失所，呼吁“农民有了经济上的自主权，政治上也应有相应的民主权利，要摒弃一切歧视农民的做法，使农民变成有完整权利的公民”，“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将他们从土地和其他约束下解放出来，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可怕的事情”。

不能成为有完整权利的公民，农民就只能成为现代化的旁观者，甚至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早在30年前，杜润生就对刚成立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年轻人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民还是古代化，中国就不会现代化！”

门生众多却无山头

如果说有谁曾以思想深刻地影响过当今我国的众多领导人，并培养出能够更加深刻地改变中国的门生，那么，杜润生绝对算一个。杜润生的一个过人之处是没有山头却门生众多，他的思想、方法、人格魅力和工作指向，在当时吸引和聚合了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

曾长期在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过的陈锡文、杜鹰、林毅夫、周其仁、翁永曦、王小强、张木生、温铁军等自不必说。1982年，习近平去河北省正定当县委副书记、刘源到河南新乡当副县长、翁永曦到安徽凤阳挂职，都面临着农业、农村、农民诸多现实问题的困扰，也都得到过杜老热情耐心的指点和帮助。现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的刘鹤，当年到美国留学，也是杜老写的推荐信。

“在我看来很多人都算是杜老的门生，不知道他们认不认，反正我了解的历史是这样。”翁永曦如此表示。他认为，“杜老门生”是个广义的概念，不仅年轻人，就是单位里很多五六十岁的老干部，甚至一些当时已是省部级领导的老同志，也视杜润生为师，视自己为他的学生。

杜老90寿辰时，周其仁在发言中说：“大概几年前，像我们这些当年有幸在杜老指导下从事过农村研究的人，好像得过一个称号，据说原话是这样的，无非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不是一个很雅的称号。但是，我今天在这个场合讲，这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对我们的一个恭维。我是想不到今生今世会有哪个称号像这个称号，能让我们引以自豪。”

周其仁充满激情的语言，引得在场一片掌声，杜老也频频点头。那天到会的“徒子徒孙”很多，周其仁之外，还有林毅夫、张木生、翁永曦等。这掌声表明，他们与周其仁一样，都为这个“不雅”的称号而感到自豪。

杜润生曾说：“农村改革靠的是一个团队，我只是这个团队的一个符号。可喜的是，这个团队出了不少人才，但没有出一个腐败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