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瑞鹤　凌崎猛

近年来，从9月底开始至10月中旬，秸秆都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话题。这段时间里，不管是农村还是城市，天空总要被秸秆焚烧而产生的烟尘或多或少“占领”一段时间。

“周口市太康县几个乡镇的田地里，火光冲天，浓烟笼罩了附近的高速公路……”中秋节刚过，有关周口秸秆焚烧的报道，率先走进了人们的视线。这一报道，直接导致太康县被处罚2000万元，多名领导干部被约谈，有关乡镇主要负责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行政处分。一时间，由此而引发的秸秆到底该不该禁烧的大辩论，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前所未有地迅速展开。

“焚烧”冲动

“不得不烧，我都烧了，我们全村都烧啦！”说这话的，是河南周口农民康明。

康明在郑州打工，每年秋收时都要回家收玉米。在他的家乡，玉米收割后，秸秆都是被砍倒后留在田间，经过两天的风吹日晒，村民就开始寻找时机点火。

“午后最合适，这时太阳光照强。”康明说，三五个人商量后，就来到各家地头，发现没有乡政府的人在，就开始点火。其他村民看到火起，也都往自家地里跑。火势顺风而起，迅速蔓延，只需十几分钟，一亩地的秸秆就全部烧完了。全村几百亩地，基本上同时“起火”。

“秸秆禁烧令”的震慑力，显然压制不住农民焚烧秸秆的冲动。

“白天有检查的，晚上也有检查的，即便在后半夜，警车也要在村子周围转一圈。村支书也一直叮嘱不让点。”康明说，“他说不让你点，你肯定不能当着他的面点吧？等他走了，你去点不都中了？”

在村里，“焚烧秸秆拘留十五天罚款五百元”的标语随风飘扬，康明清楚地记得，就在今年夏收的时候，两三个村民就因焚烧秸秆被拘留了。

“但这有啥用呢，法不责众啊！”康明说。

在河南第一人口大县固始县，水稻是主要作物。每年这个时候，秸秆焚烧也是田间最常见的场景。

“乡镇里把干部全撒了出去，天天守在田间地头，禁止乡民焚烧秸秆。同时也会要求村委通知村民禁烧秸秆，违者从重惩处。”村民辛亮说，“但不管宣传有多苦口婆心，措施多严厉，阵势有多大，还是没多大用处。白天不让烧，乡亲们会晚上结伴点一把火”。

基层无奈

“喇叭响，禁烧大播讲，秸秆还田是奢望，上级追究忙；天已午，饥肠响如鼓，禁烧鏖战正如荼，倍觉身心苦；夜色晚，蚊虫齐呐喊，身上衣单难御寒，咬牙坐田间；禁烧难，基层干部惨，老天不下闹干旱，常年在打疲劳战；这种日子好多年，每天都是一身黏，酷似在打游击战，感悟苦和甜。”这样一首打油诗，形象真实地反映了乡镇基层干部秸秆禁烧工作的辛苦和无奈。不仅如此，因为一把火，而断送政治前途的领导干部也不在少数。

在这个本应是举国同庆、携家人外出休闲旅游的国庆假期里，却有这样一帮奔波在田间地头禁烧秸秆的人：没有假期，不能陪伴家人；没有补贴，不能享受三倍工资；监督群众焚烧秸秆，被群众背地里咒骂；顶着禁止焚烧不力被处分和免职的巨大压力——他们是乡村干部。一项看似简单的秸秆禁烧工作，却成了悬在乡镇干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秸秆禁烧工作，乡干部为啥如此犯难？！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乡村干部如此诉说缘由：

农民焚烧秸秆，很难被当场发现。如果农民跟乡、村干部玩“躲猫猫”去焚烧秸秆的话，一个乡镇那么大范围，指望全部几十个乡镇干部和百十个村干部去抓现行，是非常困难的。往往乡镇干部在这边，那边起火，等前往那边，这边又起火，干部们不可能站满每个田间地头。

即使派出所出警调查出来秸秆焚烧的地块是哪位农民的，只要农民死不承认是自己焚烧的，又没有其他农民作证，派出所也是束手无策的，不能拘留，更不可能罚款，顶多训诫一番。

就算焚烧秸秆被当场发现，一些农民也不“怕”。现在一些农民逐渐懂法了，知道自己情节不严重，对他人财产也没有造成损失，派出所一般是不会随便行政拘留的，更不用说刑事拘留了。在他们心里，“毫无执法权的乡镇干部，能奈我何？”

更有极个别农民，知道政府的软肋，那就是怕上访，只要一上访，有理无理都会让乡镇政府不得安宁。他人焚烧秸秆没被当场发现、没被有效处理，你发现我了你就处理我，我不服，我就上访去。乡镇干部一般都会迫于这种“威胁”，只对其进行一番劝阻和训诫。

“我们为啥烧”

农民为什么要烧秸秆？在一些农民看来，焚烧秸秆也是无奈之举。

以前农作物的秸秆是舍不得烧的，通通拉回家，整齐地堆在屋前屋后，用来烧火做饭或者喂养牲口，也可以为它们铺圈。在那个时候，夕阳西下，袅袅炊烟升起，小村庄在咩咩的羊叫声中渐渐沉于暮色里。而现在，农村家家户户也都用上了液化气，做饭不用秸秆了，也没有几户用秸秆铺猪圈喂牲口了。

那么，秸秆还有其他用途吗？

在康明看来，对于秸秆还田村民也不买账，在他们那里，秸秆还田的技术其实不成熟，也不实用，有的留下的茬很高，给耕地带来很大麻烦。玉米被收割后，散落在田间的秸秆不易腐烂，会给来年的春耕造成影响。

“周口地方的养殖业并不发达，尤其是养牛行业。”康明的言外之意是，玉米秸秆用作饲料的办法在太康也行不通。

听说秸秆还可以造纸，可以造人工板，可以生产乙醇，但在康明眼里，这些所谓的用途，书面理论大于实际应用。

就算是有的企业需要，也卖不了多少钱，一斤几分钱，有的看车论价。秸秆价格低，运输成本却很高，干燥蓬松的玉米秆，不进行压缩的话，一车是装不了多少的，而打包压缩需要钱，田间小路又进不了大车，成本又增加了。

对农民来说，无用的秸秆自然就成了废物。康明家有10亩地，都种玉米，假设把玉米秸秆归拢好，再拉回家里垛起来，这个过程，至少需要4个劳力辛辛苦苦干上3天。对他来说，这样的付出显然是多余的，还是“一烧了之”的好。

“我们都不烧”

10月7日，豫北地区的玉米已经进入了收获尾声，要不是几天前的一场大风，姚安玉也不用开着三轮车在玉米地里忙碌了，虽然天气不算太热，但对于他来说，“现在都是机械化，何必受这罪。”

姚安玉家位于新乡平原新区祝楼乡，紧邻黄河大堤，今年风调雨顺，玉米长势不错。“几天前，位于大堤南边的4亩玉米，不到半晌工夫，就在收割机的轰鸣声中颗粒归仓了。大堤以北的这块地，有10亩左右，正准备收呢，一场大风来了，由于不堪重负，许多“玉米在身”的玉米秆纷纷倒地。这样一来，现代化收割机便无法施展，只能使用人力了。”姚安玉说。

在姚安玉家玉米地西侧的一块田地里，已经不见了玉米秸秆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深耕后松软平坦的泥土，清风徐来，湿润的泥土气息扑面而至。

“这么高的玉米秆咋办？能还田吗？”记者问。

“当然还田了，这样对土地和庄稼都好。”姚安玉不假思索地说。

应该是从今年夏天开始，在姚安玉所居住的村庄，村民们不再焚烧秸秆了。“去年还烧呢，但今年村民们统一口径似的都不烧了。”他说，也没啥特殊的原因，一是政府管得严，最主要的还是村民意识，认识到秸秆还田的好处，“既然政府不让烧，秸秆还田对庄稼好，何必要烧呢？”

秸秆还田，从收到种，成本增加多少？

“没多少，也就多了秸秆粉碎这道程序，每亩地40元左右，完全可以接受。”姚安玉一边掰着玉米，一边介绍。

“周口那边火光冲天，我们这里纹丝不动。”一位乡镇领导半开玩笑地说，他又补充道：“一个是综合利用，一个是农民的意识。不管是还田还是用作饲料，只要为秸秆找到合理的出路，不影响种植庄稼，农民就可以做到不烧。如果农民庄稼受到了影响，那措施再严，也挡不住他们烧。”

与豫北相比，豫西许多地块显得零散且高低不平，又因为缺水，这里的玉米显然“差强人意”。但即便如此，从郑州出发，一路西行，也很少看到秸秆焚烧的痕迹。

“玉米收获后，农民都会把玉米秆堆放在地头的马路边，政府安排专门人员将秸秆拉到指定地点，而后再考虑如何利用。”一位村民如此介绍他们这里秸秆禁烧的经验和做法，“政府都下了这么大的劲儿，帮我们解决秸秆问题，我们总不能只图自己省事还烧吧。”

焚烧秸秆，是不是必须？

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组数据。据有关报道，截至10月7日，河南省共监测到228个火点，18个省辖市中周口市有火点115个，占全省总数的50%，其后依次是驻马店市35个，南阳市24个，开封市19个。从统计数据上看，豫东、豫南和豫西、豫北形成了秸秆焚烧的“冰火两重天”，这种局面表明，秸秆焚烧在河南并不是普遍存在的。而这也说明，焚烧秸秆，不是必须，而且有路可走，有的地方还走得很好。

“今年夏季与去年同期相比，火点处减少了307个，下降幅度近40%。夏季秸秆禁烧工作，得到了环保部等国家部委的充分肯定。虽然今年秋季的数据还没有完全出来，但整体禁烧效果应该是非常明显的。”在河南省禁烧办，业务负责人宁晓峰说，目前在秸秆禁烧方面，省政府已经出台了许多强有力举措，但从长期来看，秸秆的综合利用，才是禁烧的长远之计。

其实，在秸秆的综合利用方面，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南，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就。“2014年，河南秸秆利用率达到81%，力争在2015年末，达到85%以上。”宁晓峰说。

不仅如此，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3个百分点的农业机械化水平，也为河南的秸秆综合利用在很大程度上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近年来，河南农机专业合作社数量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2014年，河南全省新增农机专业合作社353家，目前共有5715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河南农业生产方式进入机械化新时代。

那么，为啥还有农民喊“烧”呢？

“一亩地补偿50元，农民肯定不烧了，并且愿意自己处理秸秆。”康明说，此外，采用保护价收购也是很好的办法，如果能让秸秆真正变成老百姓口袋里的钱，谁还没事烧着玩。

他的意思，秸秆烧不烧，就是钱的事呗。如何让秸秆由“火光冲天”变为“纹丝不动”，这也许正是各级政府需要认真思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