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屿

1944年6月11日，11点30分，钱秀玲最后一次走进塞内弗城堡。

这座距离布鲁塞尔六十多公里的建筑，为一位犹太银行家所建。此时，由于德国入侵比利时，银行家被赶走，成为德国驻比利时“总督府”所在地。钱秀玲此行所见的，正是德国派驻比利时军政“总督”法肯豪森将军。

一进城堡，钱秀玲便觉异样，会客室冷冷清清，不像以往坐满等待接见的官员，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阴森气氛。

推开门，钱秀玲不觉一怔，眼前的法肯豪森与之前判若两人。她从未见他如此憔悴失落。钱秀玲不知发生了什么，她迟疑了一下，说出此行目的：“法肯豪森将军，实在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可是，那96名人质都是无辜的，他们都是平民百姓……”

钱秀玲所说的人质事件，起因在三天前。当日，三名德国盖世太保官员到比利时艾克兴市搜查电台，被当地游击队员击毙，从而引发一场疯狂报复。次日清晨5点，500多名盖世太保及党卫军包围了艾克兴市，当场逮捕了96名青年作为人质，逼迫群众36小时之内，交出枪杀盖世太保官员的游击队员。否则，将每次枪毙15名人质，直到交出袭击者为止。

钱秀玲说完，法肯豪森低头沉默片刻，之后他语气沉重地说：“我现在的处境很糟，盖世太保一直在严密监视我，很快我就要被解职了。”

钱秀玲的心，凉了。然而，她没有想到，法肯豪森接着说：“不过，请您放心，我会利用我手中最后的权力，全力拯救那些无辜的生命。”

这一刻，钱秀玲确信，96个人得救了。因为自1943年3月开始的一年多时间，她已无数次走进塞内弗城堡，走到这位纳粹德国派驻比利时军政“总督”面前，请求他营救比利时反战人士或平民。而法肯豪森一旦承诺，言出必行。

几十年后，耄耋之年的钱秀玲仍记得，当她走出法肯豪森房间时，忍不住回头，想再望一眼那扇给很多人带来生的希望的房门。转头的一瞬，她发现法肯豪森正站在门口向她招手，她忙抬手，向他告别。

那一刻，眼泪模糊了她的双眼。

一个中国女人、一个纳粹德国的将军，他们本着人性的善良，在二战期间从盖世太保枪口下，冒死相救素不相识比利时民众的故事，多年后被中国作家张雅文偶然得知。1999年10月，张雅文几经周折终于在比利时见到了时年86岁的钱秀玲。此后20多天，她与老人朝夕相伴，听“钱妈妈”讲过去的事，最终她以钱秀玲为原型创作的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于2002年出版。

但张雅文并没有止步于此，多年来，她仍在追踪采访，完善素材。而今，她首度还原小说中的真实历史，以纪实形式再述钱秀玲与法肯豪森的故事，报告文学《与魔鬼博弈》一书于今年8月推出，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亦于近日再版上市。

他非同那些残暴之徒

2015年6月25日，早上8点30分，张雅文照例打开手机，看到一条朋友凌晨三点发来的短信：昨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瀛台会见到访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夫妇时，向他们赠送了一份国礼，是您的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

张雅文一时不敢相信，忙喊老伴上网搜索新闻，看到几大网站都在头条报道这一消息，这才确信，张雅文不禁感慨，“我为这部作品付出太多，一言难尽。”

当年，孤身一人自费前往比利时采访，对不懂外文的张雅文而言，并非易事。没钱，她雇不起翻译，住不起正规旅馆，吃不起像样的正餐，兜里还总是揣着一把中英、中法文对照的字条。她住过华侨家，住过没暖气，褥子、枕头都没有，只有一床被子的临时住处。她受过委屈，也哭过鼻子。当她终于见到满头银丝的钱秀玲时，忍不住张开双臂紧紧拥抱了“钱妈妈”。

那是比利时的冬天，钱秀玲却着一身粉红纱裙，淡妆，脸上洋溢着慈祥微笑。她对不远万里赶来采访的张雅文连连摆手，说：“NO！NO！”表示自己并没做什么，任何人都会如此。在张雅文眼中，钱妈妈身上流溢着受过高等教育的高雅气质与闺秀风范。

钱秀玲出生在江苏宜兴王婆桥钱居村一个“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名门望族。钱家兄妹3人，她是最小幺妹，自幼聪颖过人。1929年，16岁的钱秀玲以绝食向父亲抗争，争来留学权利，并以优异成绩考进比利时著名鲁汶大学化学系，成为该系两名女生中唯一一名中国女性。

当她随众多留学生登上上海开往法国马赛的客轮时，同船的宋庆龄见她年纪小，把她叫到头等舱，给她巧克力，问她准备学什么专业，她毫不犹豫回答化学，因为自己要成为居里夫人那样的化学家。宋庆龄问她会不会唱歌，钱秀玲开口便唱当时流行的《运动歌》：“世界风潮涌，获得山河动！东亚病夫供人嘲弄，苦痛！苦痛！尤其我女界，几千年来叮叮摇摇尤苦痛！运动！运动！愿我女界齐奋勇……”

1933年钱秀玲大学毕业，留校任助教，同时攻读博士。3年后，她以骄人成绩获得鲁汶大学化学博士学位。两年后，她与恋人白俄青年白兰芝医生携手走进教堂。婚后，夫妇二人本打算回中国定居。然而，日军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击碎了钱秀玲的“居里夫人”梦。她只好随丈夫，来到距离布鲁塞尔160多公里的艾尔伯蒙小村，开了一家乡村诊所，过起相夫教子的平静生活。

1943年3月12日，一张布告打破了小村的宁静。布告上写：三天后，盖世太保将绞死该村反战组织成员罗杰。

就在这张布告让罗杰一家以及这个村庄集体陷入恐慌与绝望之时，钱秀玲想到之前与堂兄的一封通信。

三年前，纳粹德国占领比利时不久，钱秀玲在报上看到德国派驻比利时军政“总督”的名字是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她忽然记起，这个人好像在1930年代给蒋介石当过军事顾问团长，于是忙给任国民党官员的堂兄钱卓伦发去一封确认信。钱秀玲担心，如果真是同一人，他会不会把中国军事机密，透露给德国盟友日本？

不久，钱卓伦回信表示，法肯豪森确是当年来过中国的德军将军，但他非同那些残暴的纳粹之徒。“他为人正直，极富正义感。对中国有着很深的感情，绝不会向日本出卖中国的利益！”

钱卓伦对法肯豪森的判断，不是凭空而来，后者于1934年4月到达中国，1938年7月被迫离开，期间的四年多时间，二人长期共事。在中国担任军事顾问期间，法肯豪森一再强调蒋介石应放开眼光，认识到中国彼时最大的敌人是邻国日本，绝不应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法肯豪森甚至高度赞赏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壮举，表示“熟悉地形的人都知道，这注定是一场胜利的抉择，没有人能够阻止！”

抗日战争爆发后，以法肯豪森为首的德国顾问团，更是坚定地站在中国一方，参与了“淞沪会战”等许多战役。

只是，早在1936年11月，德、意、日三国就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及《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纳粹德国自然不允许它所培养的将军，协助中国与日本为敌。先是德国驻华大使馆打来电话，告诫法肯豪森：“德国政府不支持你帮助中国抗日。”法肯豪森以“早已退休，并非在职军人”答复驻华使馆，他同时表示，帮助中国人是他的自由和责任。

德国方面对这样回答自然不满。1938年6月21日，法肯豪森收到一封德国外交部发来的措辞严厉的电报，严令所有来华顾问“尽速离华，违者即认为公然叛国”。

收到电报那天，法肯豪森一夜未眠。

几乎同时，中国政府也收到德国外交部电报：“中德外交关系之是否继续维持或由我方予以断绝，需视关于顾问问题之以后发展而定。”

多方压力下，法肯豪森离华已成定局。1938年7月4日，在由蒋介石为其举行的送别晚宴上，深知中国官员隐忧的法肯豪森忽然起身，敬以军礼，郑重表示，要为中国保守一切军事机密，决不向日本泄露任何有关中国的信息……而此后的事实亦证明，法肯豪森兑现了诺言。

正是基于堂兄的判断，才让钱秀玲看到那张绞刑布告后，做出大胆决定——去找法肯豪森求情，营救罗杰。

第一次合作营救

然而，即便钱秀玲拿出堂兄亲笔信，艾尔伯蒙村民仍对这个客居异乡的中国女人将信将疑。只是，情势之下，他们已没有选择，大家开始联名给法肯豪森写求助信，又请市长出面为罗杰写了担保。大家恳求德国将军，能否从人道主义出发，赦免罗杰死刑，留下一条年轻生命。

钱秀玲不敢耽搁，当晚，她抱着大儿子，将信藏在孩子被中，连夜乘火车赶往布鲁塞尔，那一天刚好是她三十岁生日。因为战乱，火车一路走走停停，不时有德国士兵检查证件，所幸，信没有被发现。

凌晨一点，火车到达布鲁塞尔。钱秀玲踏着夜色，领着儿子，敲开当地一位朋友的家门。

那一夜，钱秀玲始终未眠，她不知明天等待她的究竟是什么。

第二天上午，钱秀玲通过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查到法肯豪森电话。对方得知钱卓伦将军的妹妹前来求见，立刻同意见她。

1943年3月13日上午十一点，钱秀玲第一次走进戒备森严的塞内弗城堡，在众多官员诧异目光的注视下，来到法肯豪森办公室门前。她似乎都能听到自己怦怦的心跳声。

钱秀玲不知将看到怎样一张脸？是冷面拒绝，还是敷衍搪塞？即便堂兄认为，法肯豪森极富正义感，但他毕竟是希特勒派驻比利时的全权代表，他所执行的是纳粹德国的命令。而现在，她却跑来求他赦免一个反纳粹的死刑犯。这位将军完全可以任何理由回绝她，甚至可以同情抵抗分子为由立时逮捕她。

就在钱秀玲思绪万千时，门开了。一位身板挺拔的老将军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前，用一双深邃的眼睛望着她。她用法语礼貌问好。法肯豪森冷峻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示意她请坐，没有寒暄，直接开门见山：“钱卓伦将军是我要好的朋友，请问钱女士，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

钱秀玲说明来意，并将随身带来的信件捧到法肯豪森面前。她望着低头看信的将军，紧张到极点。

忽然，她听到一句让她终身难忘的话：“好吧，我会尽最大努力去办！您回去等候消息吧。”

钱秀玲起身告辞，并向老将军深深鞠了一躬。

三天后，钱秀玲和艾尔伯蒙村民果然等来了好消息，罗杰被免去死刑，改被押往柏林集中营干苦力。

钱秀玲所不知的是，几乎每天都有人像她一样，找法肯豪森说情。而这位将军也尽己所能，试图以各种“看似合理”的理由，赦免着那些反战志士的死刑。原则上讲，盖世太保递交的死刑判决，并不归法肯豪森管辖，但他可以动用“总督”的权力与影响，改变判决。他之所以冒险为之，既是钦佩反战者的勇气，也是对纳粹暴行从心底的不认同。

1938年被迫离开中国后，法肯豪森本想携夫人回故乡颐养天年。但彼时的德意志正被希特勒带入疯狂，一位军人在战争面前，几乎无法选择退后。

1939年5月25日，退休九年，已过花甲的法肯豪森接到一纸命令，要求他重返军队。原因很简单——希特勒欣赏他的军事才能，而且，那时的德国也需人才。

只是，法肯豪森对希特勒没有好感。1938年11月，德国爆发迫害犹太人的“水晶之夜”，法肯豪森曾和几个要好的将军私下议论：“这种灭绝人性的行为，是上帝所不允许的罪恶，是德国人的耻辱。”

但军令不可违。1940年5月，纳粹德国占领三个独立国家——荷兰、卢森堡、比利时，法肯豪森先是被派往荷兰，后改派比利时任军政“总督”。

正是他的到来，让一位中国女性，在他的配合下，完成了一次次伟大的营救。

“他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人，应当得到公正对待”

随着罗杰被赦免，钱秀玲成了比利时人心中的传奇。全国各地被关押人员的亲属，纷纷来到艾尔伯蒙寻找中国女人，钱秀玲对前来求救者有求必应。张雅文曾问过钱秀玲，一共营救了多少人？老人摇摇头，说记不清了。而在法肯豪森晚年回忆录中，从未提及营救反战人士之事。

当年，人们经常看到一个美丽、娇小的身影，奔波在艾尔伯蒙至布鲁塞尔的铁路线上，一次次走进塞内弗城堡。

迎接她的，永远是那张严肃而沉稳的脸。

她每次来，他都叮嘱她，千万当心比利时奸细以及盖世太保。“一定要把名单亲自交到我手上。”法肯豪森强调。而钱秀玲则每次都郑重点头。

自1943至1944年，一年时间，有太多反战志士在两人几近无言的默契中获得新生。

然而，他们的最后一次营救，定格在了1944年6月11日——也就是钱秀玲为96名人质，最后一次走进塞内弗城堡。

当年6月9日，午夜12点，钱秀玲和丈夫正在熟睡，忽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只见门口停着一辆破旧的雪铁龙甲壳虫轿车，来访的，是三个风尘仆仆的青年。他们对钱秀玲夫妇说明来意，并解释了96名人质被关押的来龙去脉。

面对三个年轻人的哀求，怀有五个月身孕的钱秀玲表示，“必须去跑一趟，否则，良心会永远不安。”

于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之夜，一辆破旧的雪铁龙载着钱秀玲一行四人，行驶在坑洼不平的茅草道上。汽车在路上坏了3次，摸黑修了3次，第二天清晨5点，他们到达布鲁塞尔。

之后的故事就是，行将被解职的法肯豪森对钱秀玲说出了那句“会利用手中最后权力，拯救那些无辜生命”的承诺。法肯豪森确实没有食言——钱秀玲几天后获悉，96名人质没有被处死，全部被押往德国集中营。

但法肯豪森的命运，却远远不是解职那么简单。

很早就认清希特勒将给德国带来毁灭的法肯豪森，其实一直是反希特勒秘密组织成员，他所在的塞内弗城堡由于远离柏林，也是众多反希特勒将士密谈的地点。1944年6月9日，也就是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反希特勒组织成员认为，必须尽快除掉那个疯子，使德国少受损失。

遗憾的是，他们的暗杀计划，最终失败了。

作为计划策划人，等待法肯豪森的，是希特勒疯狂的报复。

1944年7月29日，法肯豪森以被召回柏林参加军事会议为名遭到逮捕，他的秘书当天自杀，而他则被关进集中营，受尽折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被法肯豪森赦免死刑的大批比利时反战人士和平民，均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法肯豪森却仍被关押，只是，此时他的罪名不再是背叛希特勒、参加谋杀希特勒秘密组织，而是战败德国的将军，是纳粹德国侵略欧洲的高级战犯。

在被关押期间，法肯豪森家中房屋被炸，家产化为灰烬。他自己患上严重心脏病，日日与死神相伴。他的妻子在1945年5月的一天，在朋友家附近散步时，被一名美国士兵打折腿，截了肢。当妻子来狱中探望重病缠身的法肯豪森时，两人看着对方的样子，忍不住相对而泣。而妻子最终也因心力交瘁，先法肯豪森而去。

1948年3月21日，辗转了德、英、法、荷等多所监狱的法肯豪森，以头号战犯身份，被押到布鲁塞尔，接受比利时军事法庭审判。

钱秀玲从报上看到消息，她辗转获得探监机会，当见到这位曾给自己无数帮助的老将军时，她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

钱秀玲做了一个决定，就像当年营救那些反战志士一样，她要营救法肯豪森。

于是，她奔走呼号，开记者招待会，发表文章，找当年被营救过的人联合签名……

张雅文曾在一张1948年的比利时报纸上，查到钱秀玲发表的文章，文中写道：“如果说，我在二战期间为比利时人民做了一点事情，因此而得到政府授予的国家勋章，受到比利时人民的爱戴。我要告诉大家，这是我努力的结果，但这个结果恰恰是法肯豪森将军给的！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做出极大努力的结果……我将永远对他怀着十分的感激和尊敬，即使在审判他的法庭上，我也要说出这一切！”

钱秀玲的营救行动，在比利时上下引起轩然大波，有人骂她丑恶虚伪，有人则说她是假英雄——二战后，钱秀玲被比利时人奉为救命恩人，称她是“圣母玛丽亚”，是“比利时的母亲”。因此她孤注一掷地营救行动，几乎是将自己所有名誉置之不顾。

张雅文曾问钱秀玲，就不怕被人说做亲纳粹分子？老人回答得很干脆，她说：“NO！因为法肯豪森是一位讲人道、讲友谊、富有正义感的人。他应当得到公正对待。”

1951年1月27日，比利时军事法庭对法肯豪森进行最后一次开庭审判。之前56次开庭，所有证言都对他不利。这次，钱秀玲以证人身份出现在法庭上，她列举了找法肯豪森求情的人证和物证，并向法庭出示了当年被法肯豪森赦免死刑者的联名信，又请出数十名被营救的人质，当场出庭作证……她呼吁法官：“要证实法肯豪森将军对比利时人民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公正地对待这位德国将军，从而做出公正判决……”

1951年3月9日，法肯豪森等来了最后宣判，判处他强制劳动12年。半个月后，他却被告知，可以出狱。原来，比利时与德国关系缓和，他因此提前获释。另外，正是因为钱秀玲的奔走疾呼，也让他收获了一份爱情——比利时反战女英雄西西拉温特，得知法肯豪森的故事后，被他超越国家与民族的正义感深深打动，一心要嫁给他。1951年3月26日，73岁的法肯豪森，结束了6年零8个月的监牢生活，背负着历史所遗留的创伤，带着西西拉温特回到德国波恩，后搬到拿骚市。

“一个人无法选择时代，但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法肯豪森离开比利时前，钱秀玲最后一次看望他。两位好友拥抱惜别，自此再没见面。

钱秀玲全家此后定居布鲁塞尔。她从事过化学研究，开过中国餐馆，还与华侨同胞共同捐款，创办比利时第一所中文学校，任第一任董事长。2008年8月1日，钱秀玲与世长辞，享年95岁。

当年，张雅文之所以没有以纪实形式讲述钱秀玲与法肯豪森的故事，而是创作了小说《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有一部分原因，是当年的采访，对法肯豪森了解还不够全面。

为追寻这位将军的足迹，2014年夏天，张雅文再次独自上路，飞往法肯豪森人生最终的落脚地——德国边陲小城拿骚。

在那里，她看到了法肯豪森与西西拉温特曾住过的黑褐色小楼，见到了与他有过交集的人，另外还拿到了法肯豪森晚年时所写的20万字的《战外回忆录》。

在人们印象中，年老的法肯豪森很少与人交往，似乎再没有从战争的痛苦中走出。他如同一片秋后的落叶，无声地飘落在拿骚这座寂静小城，被世界遗忘。

但他灰暗的晚年，也曾有过一抹晚霞般的光亮——1958年10月20日，法肯豪森八十岁生日，这天中午，忽然来了几位中国客人，捧着鲜花、蛋糕、勋带、勋章。他们是中国台湾驻德国外交人员，受蒋介石指派，专程为他祝寿，感谢他对中国抗战的帮助。

老人连说谢谢，忍不住声音哽咽。

但这样的快乐，对法肯豪森而言，稍纵即逝。更多时间，他都在痛苦的回忆与反思中度过。反思自己、反思国家、反思战争、反思人类。

张雅文在其回忆录中看到了这样的话：“希特勒以人民的名义起誓，却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如果誓言不再为人民的利益服务，而是带有犯罪的性质伤害了人民，那么，违背誓言去进行反抗，则成为一种道德的义务。”

法肯豪森在回忆录中的种种观点，与他的行动形成映衬——无论营救比利时反战人士，抑或谋划刺杀希特勒。在张雅文看来，法肯豪森似乎在告诉人们，一个人无法选择时代，无法选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但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

1966年法肯豪森病逝，享年88岁。

张雅文在离开拿骚前，特别前往法肯豪森长眠的墓园——一圈矮矮的树墙，围着一块粗糙的石墓碑，碑前栽着一盆盛开的玻璃翠花，墓碑上用德文刻着法肯豪森与西西拉温特的名字，以及他们出生与逝世的时间。

张雅文站在墓碑前，深深鞠了一躬。

那天，天空晴朗、无云、无风，亦无战火硝烟，天地间一片宁静，只有鸟儿飞过，留下一阵啁啾声。

（本文参考张雅文《盖世太保枪口下的中国女人》人民文学出版社、张雅文《与魔鬼博弈》重庆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