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光照，陈国胜 (温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浙江温州 325006)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其中有一部分长期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成为推动城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制于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现状，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制度因素，以及城市居民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等因素，我国城市中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受到了一定影响。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证明，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城市后的生活质量决定了其转移的意愿，提高农民工生活质量能够有效的保障稳定的劳动力来源、提高社会生活满意度，推动城镇化发展。笔者从农民工基本情况以及进入城市后的工作满意度、家庭满意度、生活满意度等方面进行分析，探究哪些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起到主导作用。

1 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深入研究了城镇化人口政策、农业转移人口、农民工市民化等相关内容。农民工进入城市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其生活环境、社会身份、自我认同等方面会有一个逐渐转换的过程，目前农民工在城市中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的状态［1］。关于市民化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三个层面。

1．1 宏观层面 即国家经济现状和制度层面的研究。杨春华［2］认为我国城乡分治的就业制度仍然存在，必须坚持城乡统筹发展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平等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保证公共服务均等制度问题以促进农民工市民化。胡杰成［3］通过研究提出从制度市民化、经济市民化、社会与文化市民化的角度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李永友［4］认为制度因素对市民化的影响差异性普遍很显著，民主化程度高和信息透明度高可以让失地农民对经济生存与心理认同各方面都更满意，更利于市民化进程。张铁军［5］提出通过制度建设保障农民工基本权利，应解决户籍制度等带来的市民化阻碍，发展工业化形成“推－拉”机制，促进人口良性流动。

1．2 中观层面 即城镇化发展、地方政府政策、企业制度方面的研究。刘传江［6］提出从农民工的农村退出、城市进入、城市融合三个环节协同推进，并基于农民工亚群体分化状况和市民化现状，实现城市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普惠共享，董延芳［7］通过计量分析结论指出中西部中小城市应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完善职业病防治和工伤保险服务，落实农民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政策。张斐［8］通过建立市民化水平分析指数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水平，指出要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以促进人力资本提升，营造农民工市民化的氛围。［8］

1．3 微观层面 即从农民工个体的市民化意愿角度进行的研究。姚植夫［9］以农民工个体为研究对象，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对务工动机、农村生活、社会身份和城市生活境遇的认知显著影响其市民化意愿，家庭非农劳动力个数、家乡和家庭的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张丽艳［10］研究发现决定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因素，其中月收入、居住情况的愿影响最为显著。陈旭峰［11］通过研究农民的市民化水平与子女教育期望之间的影响关系发现，农民对子女教育期望对市民化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经济资本层面和社会资本层面，愿意住在大城市的农民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较高。

相关研究从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组织保障、社会环境等方面为农民工市民化提出了对策建议，但是从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活状态角度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农民工进入城市生活后在社会地位、经济收入、家庭生活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需求是否得到了满足?哪些方面的满足感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决定因素?农民工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是否满意是决定其成为市民的关键因素，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和定居的满意度不断提高是市民化的实质驱动力。有研究者认为生活满意度和个性特征、自我需求、拥有的资源、文化背景和所处环境有关［12］。农民工生活质量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有关，也受到教育水平、职业差异等因素的影响［13］。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通过对360位农民工的调查，从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的角度进行分析，建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工的基本情况和主观上对工作、家庭、社交方面的满意度等因素与其市民化意愿的关系，探讨其中的主要影响因素。

2．2 数据来源 温州市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外来人口340万人，是外来人口较多的城市，研究数据来源于对在温州市工作的农民工的调查，调查在温州市新桥镇和龙港镇两地随机抽样选取调查对象，收回调查问卷536份，剔除无效和错漏填写的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360份。

2．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赋值

2．3．1 基本情况。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男性占48．9%，女性占51．1%，性别比例比较接近。年龄方面:18岁及以下占3．6%，19～30岁占 55．6%，31～40 岁占 24．0%，41 ～50岁14．3%，50岁以上占2．5%。文化程度方面:不识字或初识占4．5%，小学毕业占10．1%，初中毕业占33．8%，高中毕业占31．3%，中专毕业占6．5%，大专毕业占13．0%，本科及以上占0．8%。

2．3．2 样本区域分布。温州市各县97人，浙江省非温州市44人，安徽省48人，福建省16人，贵州省16人，河南省25人，湖北省18人，湖南省15人，江西省30人，四川省15人，另有甘肃、重庆、河北、山西、陕西等省人数少于10人。

2．3．3 样本行业分布。建筑业19人，纺织、服装业40人、电子、机械制造业33人，饮食行业79人，商业23人，服务业91人，交通运输业9人，环境卫生3人，其他63人。

表1 变量名称和赋值

2．4 重要因素卡方检验 在工作满意度因素、家庭满意度因素、生活满意度因素中各选取2个变量作为重要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的预分析。预分析结果见表2。

从总体情况来看，有218人表达了明确的市民化意愿，占样本总数60．6%，有142人表达了明确的非市民化意愿，占样本总数39．4%。

从收入水平来看，2 000元以下上收入水平的低收入样本市民化意愿比例64．3%，4 000元以上收入水平的高收入样本市民化意愿比例达到60．0%，这两个收入水平的样本市民化意愿比例较高，2 000～3 000元、3 000～4 000元收入水平的样本市民化意愿比例相对较低，显示出收入与市民化意愿不存在显著差异。分析原因是低收入样本大部分年龄较小，进入城市的时间相对较短，城乡生活的差异使他们更愿意选择今后在城市中生活;高收入样本大部分年龄较大，在城市生活多年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已经有能力在城市立足;中等收入样本收入不高、对城市生活有明确的认识，相对较多的人认为自己无法成为市民。

进城后的收入期望差别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比较明显，进城后收入比较满意的样本市民化比例达到67．0%，明显高于对进城后收入不满意的样本和没有进行收入期望对比的样本，说明虽然卡方检验不显著，但是经济收入的心理满意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一定的影响。

从配偶所在地的情况分析，夫妻同在温州的样本占75．2%(包括配偶有工作和没工作两种情况)，反映出大部分农民工是夫妻同时进城工作，这类样本的市民化意愿略高于夫妻双方在不同城市打工和配偶在老家的样本。根据卡方检验结果可以判断，配偶是否在同一城市与市民化意愿不存在显著差异。

从子女受教育情况看，子女在务工地公办学校接受教育、在务工地民办学校接受教育、在老家的学校接受教育、失学的样本市民化意愿分别为 56．8%、50．0%、41．8%、28．6%，样本子女受教育情况越好，其市民化意愿就越高、非市民化意愿越低，均呈现比较规律的变化趋势，下一代的教育情况明显影响到进城务工人员是否愿意在城市扎根，反映出农民工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

从与本地人交流情况看，统计数据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交流越多市民化意愿越高、交流越少市民化意愿越低的变化趋势，卡方检验结果也显示不同社交情况对市民化意愿存在显著差异。通过与城市本地人的交流沟通融入企业和社区、建立社交网络，农民工才能否融入城市社会环境，这是其愿意留在城市的重要原因。农民工对社会交往方面的需求符合梅奥提出的社会人假设理论，也反映出农民工在精神层面的追求。

从对业余生活的满意程度来看，卡方检验结果显示对业余生活的满意程度不同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差异显著，农民工在城市中不仅有对收入和家庭方面的要求，还需要满意的生活质量，丰富多彩的城市业余生活吸引了外来务工人员留在城市生活，说明城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表2 主要影响因素与市民化意愿的相关性分析

3 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将因变量“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作为二分类变量，其中愿意成为市民的取值为1，不愿意成为市民的取值为0，自变量是影响外来务工人员的市民化意愿的个人基本情况、工作满意度、家庭满意度、生活满意度等方面的因素。应用SPSS 22．0分析软件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表达式如下:

或 odds=p/1－p=exp(β0+β1X1+β2X2+……βpXp)

式中，p表示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概率，β0表示常数项，根据模型分析结果，各类因素对外来务工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分析见表3。

表3 二元logit模型分析结果

3．1 基本情况因素 基本情况因素中，性别和文化程度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显著。性别与因变量为正向关系，表示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更倾向于市民化意愿，即性别每改变一个单位(由男性到女性)，市民化意愿出现的概率与不出现的概率之比，是改变前的2．501倍(exp(β))。在目前我国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生活中，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中承担的压力相对男性较小，一般不需要承担回老家继承家业、照顾父母等责任，而且更容易通过婚姻成为市民，所以其市民化意愿更加强烈。

文化程度与因变量为正向关系，表示学历高相对于学历低而言，更倾向于市民化意愿，即文化程度每改变一个单位(学历每增加一级)，市民意愿出现的概率与不出现的概率之比，是改变前的1．458倍(exp(β))。通常文化程度越高越容易获得工作信息和找到自己满意的工作，也更容易与同事和城市居民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相对较高的收入使高学历农民工具备成为市民的经济基础，与城市居民相同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使其更倾向于成为市民。

3．2 工作满意度因素 工作满意度因素中，城市务工保险和单位是否提供住房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较大。务工保险与因变量为正向关系，表示不愿交务工保险相对于交务工保险而言，更倾向于市民化意愿(p＜0．05)，即务工保险每改变一个单位(从愿交保险改为不愿交保险)，市民意愿出现的概率与不出现的概率之比，是原来改变前的1．790倍(exp(β))。调查问卷中的城市务工保险包括养老、医疗、工商、失业、生育共5项，已购买其中任意1项以上即为已经交务工保险。已交保险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较低的可能原因是保险是由单位统一缴纳，所以出现不愿意交务工保险的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更高的结果。

提供住房与因变量为负向关系，表示不提供住房相对于提供住房而言，更倾向于非市民化意愿(p＜0．05)，即提供住房每改变一个单位(由提供到不提供)，市民意愿出现的概率与不出现的概率之比，是原来改变前的0．722倍(exp(β))。这是因为单位解决住宿问题会为农民工节约房租的支出，农民工对单位更有归属感，住在单位宿舍或与同事合租增加了工资结余，增加经济积累有助于农民工成为市民。

3．3 生活满意度因素 生活满意度因素中，只有业余生活满意度因素通过显著性检验。业余生活满意度与因变量为正向关系，表示高满意度相对于低满意度而言，更倾向于市民化意愿(p＜0．05)，即满意度每改变一个单位(满意度每增加一级)，市民意愿出现的概率与不出现的概率之比，是原来改变前的1．627倍(exp(β))。这一结果反映出现在的农民工非常重视在城市中的生活质量，与以前农民工在城市中重视收入并愿意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很少消费的情况已经明显不同，农民工在城市中不仅要工作，更要比农村更好的生活，在城市中生活越满意的农民工市民意愿越强烈。

4 研究结论与讨论

根据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性别、文化程度、业余生活满意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程度最为显著，城市务工保险和单位是否提供住房影响程度次之，其他因素对市民化意愿无显著性影响。研究反映出个人的情况、生活满意度、社会保障因素在农民工市民化中起到主导作用，而工资收入、配偶情况、子女教育等因素影响程度较弱，经济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的影响相对较小，农民工对在城市中的生活要求在不断提高。首先，应加强农民工的文化教育和技能培训，增强其在城市的生存能力，政府部门和院校应针对年轻农民工开展相关培训，同时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其次，完善社会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使农民工在城市能够享受和市民同样的待遇，其父母在农村也能有相应的保障，减少他们的后顾之忧。第三，为农民工提供符合其需求的子女就学、休闲娱乐等条件，满足其对社会生活的需求，提高生活满意度促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城市。最后，城市居民应从心理上接受农民工，与农民工平等的交往，使农民工能够融入社区生活群体、融入城市生活。

［1］梁波，王海英．城市融入:外来农民工的市民化——对已有研究的综述［J］．人口与发展，2010(4):73 －85．

［2］杨春华．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2010(4):80－84．

［3］胡杰成．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J］．兰州学刊，2010(8):91 －95．

［4］李永友，徐楠．个体特征、制度性因素与失地农民市民化——基于浙江省富阳等地调查数据的实证考察［J］．管理世界，2011(1):62－70．

［5］张铁军，唐利．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以宁夏为例［J］．西北人口，2009(6):102 －109．

［6］刘传江．迁徙条件、生存状态与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进路［J］．改革，2013(4):83－90．

［7］董延芳，刘传江，胡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城镇化发展［J］．人口研究，2011(1):65 －73．

［8］张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11(11):100－109．

［9］姚植夫，薛建宏．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学刊，2014(3):107 －112．

［10］张丽艳，陈余婷．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广东省三市的调查［J］．西北人口，2012(4):63－66．

［11］陈旭峰．农民地位代际流动何以可能?——农民市民化水平对子女教育期望影响的实证研究［J］．人口与发展，2013(6):43－51．

［12］李丹，李玉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基于生活满意度视角［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7):151－155．

［13］冯华，崔政．农民工城市生活质量的群体差异性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11(5):101－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