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燕利

（淮北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安徽 淮北235000）

中国与印度虽有高山瀚海之隔，但自古以来文化交往却源远流长。就体育文明而言，印度有享誉世界的瑜伽，中国则有自成一体的导引术。瑜伽起源于古印度，其原典《瑜伽经》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学界尚无定论，“大抵认同是由钵颠门者梨（Patanjali）编纂而成，年代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2世纪之间，而现存《瑜伽经》则大约在公元四五世纪成型”［1］。导引术起源于中国先秦，而据《引书》和《导引图》等考古资料证实，其于公元前2世纪早期已被著之于书帛。自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古代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文化贸易往来渐趋频繁，尤其是隋唐时期，中印之间的交往更是达到一个高峰。既然如此，瑜伽与导引术，这两种类似的体育文明成果间是否也有过交集或碰撞？对此，体育学界大多予以肯定。尤其是近几十年来，受瑜伽于世界范围内盛行的推动，出现了对古印度瑜伽对外传播和影响夸大的学术倾向，并进而形成了中国古代导引术曾受古代印度瑜伽影响的学说。该学说的先导是中国古代导引功法“天竺国按摩”和“婆罗门导引法”为印度婆罗门教或佛教功法说。其“始作俑者”应为郭希汾。郭希汾在其民国初年出版的《中国体育史》之“达摩之十八手”部分中曾讲：“予按印度婆罗门教徒有按摩十八势、婆罗门导引法十二法，以一定之时间行之，其结果有身体强健之征验，则达摩之十八手，或即按摩法、导引法之变相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