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会排斥测量经验及启示
2015-12-21王锦花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3期
王锦花
(中山大学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东广州 510000)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贫困治理和反社会排斥的力度。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公布预示着政府将反贫困提升至国家战略,1999年开始实施的《城市居民生活最低保障条例》标志着社会救助逐步迈向规范化和制度化。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强调要继续向贫困宣战,绝不让贫困代代相传。随着“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单纯注重GDP 增长到注重民生的社会大转型中,从追求“量”变到“质”变的突破,着眼于社会建设的质量问题。为了获悉中国近年来社会的进步状况,人民生活的改善程度以及已推行的社会政策的效果,就需要对社会融合和社会排斥进行测量。然而,中国社会融合和排斥的实证研究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究竟哪些人更容易遭遇社会排斥、在哪些方面被排斥、被排斥的严重性如何等系列问题尚不清楚。涉及社会排斥程度的测量几近空白,社会排斥指标体系构建远远滞后。迄今为止,国内虽有部分学者开始对弱势群体譬如城市贫困人群、青年失业人群、农民工等在经济、人际关系和参与等维度的排斥进行研究,但采用的多是定性研究。①国内关于社会排斥的定性研究主要有彭华民:《福利三角的社会排斥——对中国城市新贫困社群的一个实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祝建华:《去工业化过程中的我国城市新贫困群体与社会排斥》,《兰州学刊》200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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