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宏图

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读到了由李延国和李庆华合著的抗日题材的历史反思型报告文学《根据地——共产党人不能忘却的记忆》。作品应时而出，以丰富的史料，感人的故事，全景式地展现了冀鲁豫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这是一部珍贵的党史读物和群众路线教育的好教材，也堪称是报告文学这一领地艺术创新的里程碑。

一、根据地的文化血脉

展读《根据地》，虽然里面不乏战争场面的描写，但更多让人感到的是作者采用《左传》《战国策》的笔法，对战争进行铺垫，对人文环境进行渲染。写人，写人性，写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及战争如何改变人，人又如何改变战争，红色文化是如何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

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中国农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是比较淡薄的，既有朴实、忠厚的特点，更有根深蒂固的散漫、认命、顺从和冷漠的特性。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国的广大农民并不明白民族抗战的意义和抗战与他们的关系，虽然不乏奋起反抗侵略者的志士仁人，但麻木不仁者、束手待毙者、惊慌失措者、公然投敌者亦不乏其人。战争初期国民党将领宋希濂就感慨，军队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帮助，碰到的百姓又是汉奸居多，使军队经常陷于被动之中。随着战争的进行，日寇的屠杀与掠夺、血与火的教训让愚昧的民众开始觉醒。共产党、国民党不断传播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从而激发了农民的抗战热情和家国情怀，并最终取得了这场民族战争的胜利。李延国先生曾明确提出：报告文学是当下凝聚国魂、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最具活力的国之重器。由此，我们可知《根据地》紧扣的是中国的文化血脉。

从历史文化的演进看，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没能抵挡住蒙古铁骑，也没能阻止住满人入关，所剩只是强大的包容性和同化性，最终却导致了1840年后的百年屈辱史。惊醒后的“五·四”学人提出了科学、民主的主张，但中国的平民百姓并没接受这两面大旗，而恰恰是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国民性，并结束了百年耻辱史，在1943年废除了所有不平等条约，真正使中国成为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有尊严的独立的大国。这是我们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时，必须正视的历史现实！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这场全民性的民族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和国民党指挥的正面战场协力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结果。我们不能忘记在正面战场浴血奋战、为国捐躯的将士，也不会忘记坚忍不拔、勇于献身的革命志士和广大人民群众。

如果说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浴血奋战，收获的是国民民族意识和国家概念的提升的话，共产党建立的19个革命根据地，收获的是忠诚、信仰、拼搏、牺牲、奉献。为什么这样说？这是我读了《根据地》以后的感受。作品中叙述了很多群众不顾流血牺牲，冒着生命危险，勇敢无私地参与支持革命斗争事业的动人故事：后来被“无产阶级专政”的小脚女团长周姜兰；捂死自己的娃保八路的刘克林；杀死危害民族利益的不肖之子的父亲孙祥斋；为了救被凌迟处死的八路军战士秦兴体而泼洒热血的“红三村”一百多群众；为了掩护八路军伤病员，钻进伤员的被窝，谎称伤员是自己的男人的年轻妇女，读来使人深受震撼和感染，这就是根据地生存、壮大的基础。这也是我们今天需要的民族精神，只有这样的传统文化，这样的民族魂得以升华、得以弘扬，我们才能实现中国梦。

二、根据地的民本之根

作者把“民心才是真正的根据地”作为作品的主题，“把思想领域的战争作为主线，选用最有现实针对性的材料。来说明共产党人能够创建起根据地，是因为他们以明确的宗旨和严格的纪律赢得了民心；而解放战争中能够巩固根据地，代表了一个人心所向的清廉的政党对一个严重腐败的政党的胜利。”这是对革命历史的礼赞，更是对现实社会的烛照。

传统民本思想强调民众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基础地位，主张重民：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无疑是非常重视民众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的，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众的权益，有其积极合理的意义。但它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保持王朝政权的巩固和长治久安，局限性又是非常明显的。国民党政府虽然提出了“三民主义”，但并没有真正对民本思想作现代化改造，或者说还是以一种帝王思想来推行“三民主义”。而由于运用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共产党对民心的理解更具现代性，也促成了传统民本思想的现代化转变。其明确的宗旨就是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这个宗旨是抗战时期我们党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它的确立可以说既是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又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精神和文化内涵。

抗日战争、三大改造、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时代更迭，制度替换，思潮涌动，风云变幻。多少风云人物从历史舞台上走过，有的如电闪雷鸣，来去匆匆，人们还来不及看清他们的容颜，就消失在无边的夜空，不留痕迹；有的如大江大河，波撼千里，人们仿佛永远可以感受到激流的汹涌，听见不息的历史回响；而有的却如潺潺溪水，既不澎湃，也不壮观，但它执著、坚韧，在起伏跌宕中静静流淌……六千南下贵州的冀鲁豫干部就是这潺潺溪水，他们为民族的解放和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但他们没有居功自傲，他们没有锦衣玉食的生活，没有声名显赫的地位，过的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日子，守的是纯洁的不能再纯洁的信仰。

他们忍辱负重，即使在“反右”、“文革”中饱受摧残，复出后仍然保持着革命本色，仍然视百姓利益高于一切。如李庭桂、申云浦、夏页文等南下干部作者都是专章写的，他们的事迹令人感动、感慨、涕泪。

作者眼含热泪叩拜夏页文：

捧一掬泪水送给你，不是因为你的壮烈，而是因你的崇高！

捧一束鲜花献给你，不是因为你伟大，而是因你的平凡！

唱一曲悲歌怀念你，不是因为你的逝去，而是因为你的永生！

我的先辈，我的同志，我的导师！

我永远的冀鲁豫的浩然正气；我永远的民族复兴的希望之光！

忠诚的道路忠诚的远行。穿过枪林弹雨，走过血浸的泥泞，夏老者，你背影，已变成不朽的丰碑，耸立在南国的大地上，标识着一部伟大史诗的里程……

李庭桂任安顺市委书记时立下规矩，市委、市政府门口不设警卫，他说：“老百姓能不能随时见到咱们，是新政府和旧政府的最大区别。”这个规矩被后辈忠诚地执行至今。

申云浦夫妇，“一个被无端遭迫害24年，一个被开除党籍18年，两个老人，最后珍藏的箱子里最上层竟然是一面鲜艳的中国共产党党旗。”“群众！群众！他心里只有群众！那些群众要求申云浦给平反的信，每一封信他都亲自批复。直到他死了他还把这些信都留着。”

这些老党员所呈现出的党员本色、英雄本色，是冀鲁豫根据地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是革命文化的具体体现。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寻找、发现、传承这种精神、这种文化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亟需榜样，亟需平凡的英雄亟需正能量。面对形形色色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面对“大老虎”、“小苍蝇”们的拼死反扑，《根据地》是一面时代亟需的“照妖镜”，在这面“照妖镜”面前，那些牛鬼蛇神、魑魅魍魉自然会现形于人民大众面前，为“玉宇澄清万里埃”担当起了自己的历史责任。我们要从这种革命文化载体中发掘出具有时代价值的精神财富，弘扬其精神，即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先进分子、革命志士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奋斗、坚忍不拔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人格，以及在不同社会阶段和生命阶段，依然保持不变的坚定信仰和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

因为根据地精神已成为我们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她是民族之泪，民族之血，民族之骨，民族之魂！

习近平说：“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只要我们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

历史，永远是一种延续。传承，是最好的纪念。

三、《根据地》的艺术拓展

一篇优秀的报告文学，不但要借助好的题材，还须有艺术的震撼力和感染力，《根据地》洋洋四十万言，故事上百个，所涉人物数百人，作者面对浩瀚无际的史料和素材，如何驾驭、归拢，使散乱的素材能锻造成明晃晃的利剑或流动着血脉的艺术生命，这是对作者的考验，也是一个成熟的、成功的有创新能力的报告文学作家的标志。

回顾新时期报告文学发展史，全景观式报告文学的最初尝试是张锲的《热流》，继而李延国以“清明上河图”式的画卷推出了《在这片国土上》，该作突破了报告文学原来的单一角度，纵向格局、多角度地塑造了英雄群像。刘白羽称其为“史诗式的报告文学”。在创新与成功的喜悦中，受《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书籍的影响，在理论界将“宏观”一词提升到一定高度时，李延国创造出了全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全景观式报告文学《中国农民大趋势》。这一开创性的文体结构迅速得到理论界与创作界的认同，随之产生了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中国农民大趋势》和《唐山大地震》也就成为“全景观式报告文学”的代表作。《废墟上站起来的年轻人》《在这片国土上》《中国农民大趋势》三部获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的作品也确立了李延国在中国报告文学史上的地位。1988年初他又受“扑克牌”小说的启示，创作出了轰动一时的“卡片式报告文学”——《走出神农架》。

卡片式报告文学的内容是组合的、跳跃的、多变的，而形式是平行的卡片，却也是可变的。个体完全可以从整体中切割出来，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需要和理性思维任意进行排列组合。这样，我们传统的审美习惯，文艺理论关于“内容”与“形式”的传统定义就受到了冲击。我们可以形象地说：卡片式报告文学就是一株七股八叉旁逸斜出的老枣树，而且那带刺的枝丫刺破青天伸向四面八方，鲜红的枣、碧绿的叶、遒劲的枝、坚硬的干构成了既协调又多姿的画面，但不是我们传统的国画，是中国的毕加索画，是另一种艺术的美。

文体创新意识很强的李延国，本可以顺风顺水给我们创作出一部令人惊喜的报告文学创新之作，可不幸的是一部出人意料的被封禁的《虎年通缉令》使李延国在报告文学王国消失多年。当他带着《根据地》重返报告文学王国，我们发现李延国还是当年那个李延国，他的观念仍然是激进的、前卫的，他的血仍是热的，他的气势仍是宏大的，他的文体创新意识仍是强烈的。《根据地》采用全景式、集合式、卡片式的“组合拳”，形成多种形式的组合体，伸缩自如，纵横捭阖，决不让形式简单地服从内容，因为苦心经营的好的艺术形式才能最大化地弘扬内容与主题。《根据地》从内容上看是“历史反思型报告文学”，但他又不同于刘亚洲的《将军的泪》、董汉河的《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彭荆风的《解放大西南》、王树增的《解放战争》等纯历史反思之作。他将历史延伸到当下，延伸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他不是去扣大报告文学概念的内涵，而是更趋近于狭义报告文学的定义。

《根据地》的创作手法与文体创新是一种守成中的创新，他在全景观式报告文学的整体框架中加入了38张记忆卡片，使文体更灵活，使内涵更丰富。也更大程度地拓展了作品的张力。

作品中众多读者英雄人物的悲剧命运紧紧扣住了读者的心灵。有人说“共和国是从冀鲁豫边区走出来的”，这里产生了一大批令人敬仰的领袖人物，而作者不去写成功者的光鲜人生，却选取了众多悲剧人物去描写，因为他知道悲剧比正剧、喜剧更具震撼力和吸引力。

《县长当一年，家产全卖完》的刘齐滨，作为第三专署的第一任专员，临终前用尽最后的力气说：“我不行了，死后不要搞什么仪式，埋了就行了，不要再花公家一分钱，孩子不要管，让他们自寻活路……”几千群众自发前来送葬，无人不哭。写至此，我又想蛇足几句。这位曹县的共产党第一任县长可不是“土八路”、“泥腿子”，他是1931年考入北大的才子，由此我联想到中共高层多有留欧留苏的洋学生，他们实际上是中西文化的载体，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优秀文化的胜利。传播中国文化绝不仅仅是传播中国古代文化，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也不是只继承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把中国文化遥远化、局部化、碎片化既对不起革命先烈，又扭曲了中国文化。世界各国不时提出的“新古典主义”都是为现实服务的，绝不仅仅是发古之幽思。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杨得志专程到菏泽去看望老房东，提出“当年我手下有一个小脚女团长，很了不起，她现在在哪里？”最后得知她由于家庭出身问题，被打成“四类分子”，正在当地接受群众监督改造。杨得志当场拍了桌子，怒不可遏：“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她是鲁西南的女英雄啊，当年日本鬼子都怕她，她对革命有贡献啊！”

前面提到的冀鲁豫第一才子，后来的贵州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申云浦，从1955年到1979年蒙冤24年的坎坷命运，而他的老父亲清贫自守摆个烟摊，卖个花生米度日，割资本主义尾巴，老人家摆摊的手推车被没收，老人一气之下死于非命。他的人生经历足可以拍一部催人泪下的电视剧，而且是充满正能量的感人电视剧。

还有小说《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韩子栋，小说家只能以纪实的笔法写下他的前半生，而他的后半生的故事和悲剧命运则是任何小说家也编不出来的。

作品中还提到后来的山东省副省长周振兴，巧合的是家父曾与周振兴的儿子周兆合是中学同学，“文革”中聊城地区斗争的矛头，一是对着毛主席所说的“娃娃书记”朱永顺，二是对准周振兴。他的凄惶岁月在聊城也是尽人皆知的。

正是这些抗日英雄的坎坷人生和悲剧性的命运紧扣读者心怀，让人欲罢不能。“这些悲剧的洞察和透视蕴涵着一个潜在的哲学，因为它们给本来毫无意义的毁灭赋予了意味。”

另外，就是作品不时提供给我们一些新鲜信息，让尘封的历史突然活在了我们眼前，使我们在历史与现实中不断闪回、穿越，让我们感到了历史的鲜活性。

当下的大学生已不知道赵紫阳是谁，作品中提到，“同月，冀鲁豫地委书记赵紫阳等率一批干部随军南下，建立桐柏区党委，赵紫阳任桐柏区党委副书记。”

“根据地是血脉：一位冀鲁豫战士身经百战，活了下来。他后来有了一个孙女，老人为了纪念当年的历史，将女娃取名为陈鲁豫……”就是著名的“鲁豫有约”的主持人。

“1939年8月，湖西区发生了大规模亲者痛仇者快的‘肃托事件……约300人被杀害。”至今平反昭雪了吗？

“朱穆之、齐燕铭等，陆续到达聊城，在鲁西北特委领导下，与当地文化教育界人士共同组成了文化救国会。”今天，大家仍认为朱穆之是最好的中宣部长。

“马本斋任三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原三分区司令员赵建民任副司令。”啊，原来当年马本斋比赵建民还高半格！

……

正是作家打造了一张有力的艺术结构之铁弓，才将那些震撼人的历史之箭射达人们的心灵深处，所以中共中央主办，中宣部主管的《党建》杂志在刊发《根据地》专刊时，为此文破例标出“长篇党史报告文学”，这在中国报告文学史上是罕见的，也是惟一的，同样，在党史写作研究领域张扬报告文学也是罕见的！《根据地》可谓洪钟大吕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