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润桃

（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安阳455000）

取象于人的植物名词研究

李润桃

（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安阳455000）

取象于人的植物名词是植物名词中很有特色的一类。其取象名素表示的是与人有关的部位或特征，体现着植物名词的命名义。而命名取象的选择与人们对植物的观察感受及思维习惯等密切相关，反映着一个民族的认知方式和文化心态。本文通过对取象于人的植物名词语义类型和命名理据的分析，揭示了命名背后的文化蕴涵。

人；植物名词；命名理据；文化蕴涵

汉语中存在着这样一类植物名词：它们取象于人，含有与人相关的语素，以人为喻，但指称的却是植物，本文称之为“取象于人的植物名词”。如“芥孙”，芥菜再生的嫩芽。相对于老茎来讲，新芽只是晚生和小辈，正如祖父与小孙子的关系，因以为喻，构成了这样一个妙趣横生的植物名称。杨万里《诚斋集》（十九）：“坐令芥孙姜子芽，一见风流俱避席。”

束定芳认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这是古人认识和描述事物的一个基本原则。”[1]鲁枢元先生也认为：“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原本就是一体化的。”[2]表现在植物命名中，人们就会从自身出发，将自己的主体性思维介入到客体之中，运用隐喻手段使植物名称带有人类社会的印记，使其向人类社会趋同，即使用一些表示人体或人体特征的语素来比喻与之相似的植物，从而构成了一大批取象于人的植物名词，如“发菜”、“女萝”、“木王”、“君子竹”、“仙客来”等。这种命名取象的选择与人们对植物的认知以及人们的心理、思维、对外界的独特认识方式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往往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认知习惯和文化心态。

一、取象名素的确定及其语义类型分析

我们借用李海霞博士[3]和谭宏姣博士[4]的说法，把植物名称中体现命名义的最小单位，亦即表示人体或人体特征的语素称之为取象名素。取象名素可以是一个语素的形式，如“喜树”的“喜”、“花王”的“王”、“木奴”的“奴”。也可以是一个语素组，如“君子竹”中的“君子”、“相思木”中的“相思”，再如“越王余算”、“绛衣仙子”等。取象名素表示的是与人有关的部位或特征，其语义类型有如下几种。

（一）含有表示亲属称谓或对人称呼的语素

“子母竹”，又名“慈孝竹”，竹子的一种。因其新竹旧竹密结，高低相倚，若老少相依，故名。南朝梁任昉《述异记》卷上：“南中生子母竹，今之慈竹也。”“禾弟”，秕的别称。《吕氏春秋·辩士》：“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后生者为粃。是故其耨也，长其兄而去其弟……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养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粃。”后因以“禾弟”称秕子。赵翼《观获》诗：“遭风今岁多禾弟，过雨他时有稻孙。”女郎花，木兰或辛夷的别名。陆游《春晚杂兴》诗之五：“笑穿居士屩，闲看女郎花。”自注：“唐人谓辛夷为女郎花。”他如称王瓜为“公公须”、称地黄苗为“婆婆奶”、称甘草为“国老”、称竹为“君子竹”“抱节君”、称笋为“玉板师”、称腊梅为“奇友”、称海棠为“名友”、称栀子为“禅友”、称牵牛花为“勤娘子”等，都是把植物比喻为人，并用人与人之间的称谓来称呼之而构成的植物名称。

（二）含有表示人的身份地位以及等级的语素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人与人的阶级地位悬殊、贵贱分明的不平等社会。统治者拥有话语权，掌握着对被统治者予夺生杀的大权。被统治者则处于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只能为“奴”为“婢”。反映在植物命名活动中，就出现了大量的含有表示人的身份地位以及等级的语素的植物名称。

人中最尊贵的是帝王将相，花中极品也被冠以这样的身份和地位。旧时品花者以牡丹为花王，就是因为牡丹雍容华贵，被称为花中魁首。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花释名》：“钱思公尝曰：‘人谓牡丹花王，今姚黄真可为王，而魏紫乃后也。’”芍药也同样富贵华丽，但次牡丹一等，因此被称为花相。宋杨万里《多稼亭前两槛芍药红白对开二百朵》诗：“好为花王作花相，不应只遣侍甘泉。”原注：“论花者以牡丹王，芍药近侍。”古代称梓木为“木王”。宋代陆佃《埤雅·释木·梓》：“今呼牡丹谓之花王，梓为木王。盖木莫良于梓，故《书》以梓材名篇，《礼》以梓材名将也。”《山海经》中有许多以“帝”为语素构成的植物名称，多表示该种植物高大或神圣。高大的桑树被称作“帝女桑”，神圣的树木被称作“帝屋”，既高大又神异的树木被称为“帝休”。

汉民族传统心理文化中有着根深蒂固的主奴观念。先民们不仅把人分为三六九等、主子奴才，而且把自然界万物都看作是人无偿利用和役使的工具，看成是人的奴才。这种主奴意识反映在植物名词中，就产生了大量的带有“奴”、“婢”等字眼的植物名称。能给人们带来收益的果树和其他有经济价值的树木被称为“木奴”，橘树或橘子被称为“橘奴”，金橘比柑橘略小，因此又叫小木奴。能给人带来美的享受和精神愉悦的木槿花被称为“花奴”，唐明皇称柑子为“瑞圣奴”。

植物与植物之间本是平等的，无所谓主子与奴才，古人却用主奴观念去建构本是平等的植物界，也产生了大量此类名称。“荔枝奴”指龙眼。嵇含《南方草木状（下）》：“龙眼树，如荔枝，但枝叶稍小。壳青黄色，形圆如弹丸，核如木椀子而不坚，肉白而带浆，其甘如蜜。一朵五六十颗，作穗如葡萄然。荔枝过即龙眼熟，故谓之荔枝奴，言常随其后也。”“菊婢”，凤仙花的别名。因凤仙花极易成活，子落地即可复生，旧时被视为花之贱品，又因与秋菊同开，故名菊婢。清吕兆麟《凤仙》诗：“小卉名金凤，簪来云鬓秋。……不须呼菊婢，羽客尽多愁。《清异录》记载菘菜（白菜）又名笋奴、菌妾。意谓菇菌与笋虽为蔬食，但其味道鲜美。白菜的食味淡薄，其地位难与菇菌相埓，只能作菌与笋的奴妾。

（三）含有表示人体部位的语素

邵宜认为：“人类认识的规律是由具体推及抽象，由熟悉推及陌生。是一个由内向外、由近向远的蔓延扩散的过程。反映在概念的命名上，亦是如此。”[5]人最先认识和了解的就是自身，在认识其他事物时，就容易以己推物、以己喻物。如以“头”为喻命名的“山头”、“坟头”、“烟头”、“词头”等，以“眼”为喻命名的“枪眼”、“针眼”、“节骨眼”、“窟窿眼”等，以“鼻”为喻命名的“门鼻儿”、“针鼻儿”等，以“嘴”为喻命名的“奶嘴”、“喷嘴”、“壶嘴”等。

在植物命名中，就有大量的以人体部位推及与之相似的植物，并以此方式命名的现象。

“佛手柑”，一种果树名，为枸櫞之变种。李时珍《本草纲目·果二·枸橼》：“枸櫞产闽广间，木似朱栾而叶尖长，枝间有刺，植之近水乃生。其实状如人手，有指，俗呼为‘佛手柑’。”“仙人掌”原产美洲热带及亚热带干旱沙漠地区，其茎为肉质，形如手掌，有刺，色青绿，花黄色。同属中其他品种，花色繁多，形状奇特，通常也泛称仙人掌，如仙人塔、仙人山、仙人杖、仙人鞭等。“眉豆”，其豆之种子脐为长形，犹如人之眉毛形状，故名。“人面子”，其核如人面，两目鼻子嘴俱全。“女臂”，一种形似女臂的瓜。其他如花瓣微皱缩如脑子状的“脑子菊”，形状像人的耳朵的“地耳”、“木耳”、“银耳”等，都是以人体或以人体某部位为喻而构成的植物名称。

（四）含有表示仅限于人使用的物品的语素

有些植物名称中包含有仅限于人使用的物品的语素。

中国古代的服饰文化在某些植物的命名中有着明确的体现。《尔雅·释草》：“萒，雀弁。”“雀弁”又名“爵弁”，古代礼冠的一种，次冕一等。如：《仪礼·士冠礼》：“爵弁，服纁裳、纯衣、缁带、靺鞈。”郑玄注：“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头然。”植物为何借服饰名而立名为“雀弁”？兖是葍草的一种，其花色赤而微黑如雀头，又名雀弁。“地衣”，一种植物。因其紧贴地面生长，像土地的衣服一样，故名。

耳珰，妇女的耳饰。《后汉书·舆服志下》：“珥，耳珰垂珠也。”耳珰，又是卷耳、苍耳子的别名。《诗·周南·卷耳》：“采采卷耳，不盈顷筐。”陆机《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卷耳，……四月中生子，正如妇人耳中珰，今或谓之耳珰草。”“西王母簪”“玉簪花”，多年生草本植物。其花形酷似古时妇女所戴簪子形状，故名。《本草纲目·草六·玉簪》：“玉簪处处人家栽为花草……六七月抽茎，茎上有细叶，中出花朵十数枝，长二三寸，本小末大。未开时，正如白玉搔头簪形。”

（五）含有表示人的动作行为和心理活动的语素

“忠果”，橄榄的别名，又称“谏果”。初吃味苦涩，久嚼后香甜可口、余味无穷，犹如忠谏之言，虽逆耳但于人终身有益。“妒妇”，黄芩的别名。其根外黄内黑，中空，根内皆烂，妒妇心黑，与此相像，故名。“远志”，《本草纲目》十二下：“此草服之能益智强志，故有远志之称。”“相思草”又名“愁妇草”。《太平广记》卷四○八引南朝·梁任昉《述异记》：“秦赵间有相思草，状若石竹，而节节相续。一名断肠草，又名愁妇草，亦名孀草，又呼为寡妇莎，盖相思之流也。”“忘忧”，一名“疗愁”，萱草的别名。《本草纲目》卷十六：“时珍曰：‘宣，本作谖。谖，忘也。诗云：‘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谓忧思不能自遣，故树此草玩味以忘忧也。吴人谓之疗愁。董子云：‘欲忘人之忧则赠之丹棘，一名忘忧，故也。’”喜容菊，亦省作“喜容”，菊花的一种。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重阳》：“九月重阳，都下赏菊，有数种……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他如“急性子”、“头痛花”、“长寿”等都是取象于人的动作行为或心理活动而构成的植物名称。

二、取象于人的植物名词的命名理据分析

命名理据是事物与现象获得名称的理由与根据，是事物与现象赖以得名的特征在词义构成中的体现。张永言认为：“任何事物或现象都具有多种特征或标志，可是人们给一个事物或现象命名，却只能选择它的某一种特征或标志作为依据。”[6]而这种特征应该是该事物最突出最显著的方面，这是因为“事物某方面的显著性成为人们命名的基础，外表或行为在人们感官中呈现的显著度越高，越有可能成为命名的理据，这正是人们日常经验在日常语言中的反映。……对描写对象特征的显著性的认识正是自然语言认知、思维、交际的体现，它将人们的日常经验、概念理解与外界事物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7]我们对取象于人的植物名词进行了分析，按照命名理据的不同将其区分为下面几种类型。

（一）取象名素表示植物的形态

植物的形态特征包括形体特征和状态特征两个方面，这些特征最直观形象，是植物最表层的特征，并且通常是一种植物区别于另一种植物的首要外部特征。命名者最易认知这些特征，也最容易与他们所熟悉的人之间产生类比联想，从而成为最常见的命名的方式。

植物的形体特征是多种多样的，它们的花、果实、穗、叶、茎、根等任何一种显著性特征都可能成为命名者的关注点，从而成为命名时取象的依据。

因花形与人或人的某个部位相似而命名的。“观音莲”，夏秋之间抽茎开花，形如莲花，碧绿色，花蕊穗状，垂出花外，像坐在圆光之中的观音像。

因果实与人的某个部位或人所使用的某种物品特征相似而命名的。“婆婆针线包”，“萝藦”的别名。《本草纲目》卷十八下：“时珍曰：‘其中一子有一条白绒，长二寸许，故俗呼婆婆针线包，又名婆婆针袋儿也。”

因茎形与人或人的某个部位相似而命名的。“罗汉竹”，其竹节处极度隆起，像罗汉圆滚滚的肚子，因以为名。

因根形与人的某个部位或人所使用的某种物品特征相似而命名的。“白头翁”，又名“野丈人”、“胡王使者”。草根的附近有许多白绒，形状似白头老翁。“人参”，又名“黄参”、“土精”、“地精”等。此药根像人形，年深日久才能长成，所以称为“人参”、“神草”。

（二）取象名素表示植物的功能

图7为图6所示的金镀膜光纤在谐振响应波长1.55 μm处的基模模场分布图.从图7(b)可知，在波长1.55 μm处，光纤y偏振纤芯模式与y偏振二阶表面等离子模式具有相同的模式传播常数，光纤纤芯模式强烈的耦合到金属表面产生的SPPs模式中，产生了表面等离子共振效应，而图7(a)显示的x偏振方向光纤基模模场能量被全部限制在纤芯中.光纤的这种特性可以很好地将其应用于通信波段的光纤偏振滤波器中.

植物对于人类的生活以及生产活动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早期人类的衣食住行更多地依赖于植物，“人类迄今为止的绝大部分发展历程内，人是完全靠野果为生的。事实上，自农业产生以来的历史与全部人类历史相比，还不到2﹪的比例。”[8]植物对人类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医学上，早在《山海经》中就多次出现有关植物药用价值的记载。人类的生存对植物的依赖，使得他们对其生长环境与使用价值观察得极为细致，于是在命名取象时对性态与功能自然更加关注。

“救公饥”，早稻的别称，是以其功用命名的。清方文《家人乏食萧尺木等饷米赋此谢之》诗：“晚臼忽舂云子白，故人先送救公饥。”原注：“江南谓早稻曰‘救公饥’。”

“国老”，“甘草”的别名。甘草为众药之长，经方很少有不用它的。“国老”是帝师之称，虽不是国君但为君所宗，所以能安和君臣而解诸种纷扰。二者功用相似，因以为名。

“益母”，即“茺蔚”。李时珍《本草纲目·草四·茺蔚》：“此草及子皆充盛密蔚，故名茺蔚。其功宜于妇人及明目益精，故有益母、益明之称。”

“宜男草”，“鹿葱”的别名。《齐民要术·鹿葱》引晋周处《风土记》曰：“宜男，草也，高六尺，花如莲。怀妊人带佩，必生男。”

“秦王试剑草”，“鹿蹄草”的别名，又名“小秦王草”。《本草纲目》卷十六：“时珍曰：‘鹿蹄，像叶形。能合金疮，故名试剑草。’”

“梦草”，《太平御览》卷三百九十七：“王子年《拾遗录》曰：‘融高西有梦草，茎似蓍柯。采之以为占，则知吉凶。怀之以占梦，立知祸福。’”

（三）取象名素表示植物的特性

有些植物有着独特的生长习性，命名时成为取象的特征。

“天生子”，“无花果”的别称，桑科，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其叶大而粗糙，花单性，淡红色，隐于花托内。人们认为其不开花就可以长出果实，在人们的认识中仿佛是上天生育的孩子，是着眼于其生长特点来命名的。

“睡莲”，《说郛》卷六十三上：“睡莲叶如荇而大，沉于水面。其花布叶数重，凡五种色。当夏昼开夜缩入水底，昼复出也，与梦草昼入地夜即复出一何背哉。”

“害母”，“鬼臼”的别名。其新苗生则旧苗必死，故名“害母”。

“急性子”，“凤仙”的别名。凤仙花的籽实成熟后就会迸裂，故有此名。

（四）取象名素表示与植物有关的典故

“相公竹”，宋时为悼念寇准而命名的竹。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事志》：“莱公贬死雷州，丧还，过荆南。公安县民怀公德，以竹插地，挂物为祭，焚之，后生笋成林，以为神，因为公立祠，目其竹为‘相公竹’。”

“湘妃竹”，一种茎上有紫褐色斑点的竹子，也叫“斑竹”、“泪竹”。晋张华《博物志》卷八：“尧之二女，舜之二妃，曰湘夫人，帝崩，二妃啼，以涕挥竹，竹尽斑。”杜甫《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不见湘妃鼓瑟时，至今斑竹临江活。”

“越王头”，椰子的别名。《南方草木状》云：“椰树……俗谓之越王头。云昔林邑王与越王有故怨，遣侠客刺得其首，悬之于树，俄而化为椰子。林邑王愤之，命剖以为饮器，南人至今效之。当刺时，越王大醉，故其浆犹如酒。”椰子果实圆形，上有黑褐色的毛，人们将其与人的头颅类比，于是命名为“越王头”，并由此附会了一个传奇故事。

“刘愐草”，据刘敬叔《异苑》记载：“宋元嘉中，青州刘愐射一獐，剖五脏以此草塞之，轰然而起。愐怪而拔草，便倒，如此三度。愐因密录此草种之。主折伤，愈多人，因以名之。”他如“徐长卿”、“马王菜”、“杜仲”、“使君子”、“何首乌”、“越王竹”、“越王余算”等都是以典故命名的。

除此之外，还有以纹色特征命名的。如“绛衣娘”，又名“绛衣仙子”，荔枝的别名，因其果实皮色味绛红色而名。宋孙奕《履斋示儿编·杂记·托名》：“若夫广州酒名甜娘，东海酒名二娘，荔枝名绛衣娘，鹦鹉名雪衣娘，则物亦有借重耳。”也有以气味或味道命名的。“头痛花”，“芫花”的别称。《本草纲目》卷十七下：“时珍曰：‘……俗人因其气恶，呼为头痛花。’”

三、取象于人的植物名词的文化蕴涵

（一）取象于人的植物名词所蕴涵的汉民族的精神文化内涵

精神文化覆盖了汉民族宗教、政治、哲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是我们整个社会从古到今的精神财富,它反映的是人与自身的关系。精神文化也要靠语言为载体固定并流传下来,通过考察取象于人的植物名词,透过语言的棱镜可以观察到精神文化的一些情景。

宗教尤其是佛教对汉文化有着巨大影响,在取象于人的植物名词中也有所反映。“罗汉竹”、“天仙子”、“佛手瓜”、“观音莲”、“仙客来”、“西王母簪”等植物名词的构词语素中都含有佛教中的人物,如“仙”、“罗汉”、“佛”、“观音”、“西王母”等,反映出佛教思想对汉语词语的辐射与影响。

汉民族十分重视家庭伦理,孝、悌、忠、信,被认为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基础。体现在取象于人的植物名词中,就产生了诸如“慈孝竹”（子母竹）、“忠果”等名称，反映了汉民族重忠孝、重伦理的传统文化心理模式。

汉民族十分重视人等级的划分,这一点也表现在植物名称的命名上。植物名称中含有“奴”、“婢”、“妾”等表人语素,就是传统的主奴意识在植物名称中的体现。如“木奴”、“橘奴”、“花奴”、“笋奴”、“荔枝奴”、“瑞圣奴”、“菊婢”、“腐婢”、“菌妾”等，这些植物都有共同之处,即或服务于人类，或味道、成熟时间次于一些植物，因以为名。“本来生物世界是平等的,一种生物与另一种生物之间不存在依附与奴役关系,但古人却用自己的价值观念去看待他们,分出尊卑。……反映了古人的等级观念。”[9]

生存环境也是决定人们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因素。古时,重阳节正是冷热转换之际,空气潮湿,瘟瘴多发,毒气横生,对人们的生存极为不利。由于人们生产力水平低下,认识水平较低,因而民间风俗相信，重阳这一天邪气较重,应该避邪消灾。《风土记》中记载：“九月九日折茱萸以插头上,辟除恶气而御初寒”,由于这一功能,茱萸被称作“辟邪翁”。因而“辟邪翁”这一名称可被看作是古时人们生存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的浓缩,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二）取象于人的植物名词所反映的汉民族的思维习惯

邢福义先生曾指出：“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好比镜子或影集，不同民族的语言反映和记录了不同民族的特定文化风貌犹如管道或轨道,不同民族的特定文化对不同民族的语言发展,在某种程度、某个侧面、某个层次上起着制约的作用。”[10]

可见语言反映文化,文化制约语言。而沟通文化与语言的是思维方式。从传统文化角度来看,汉民族“以人为本”的传统思维模式始终贯穿其发展的过程中,这就为取象于人的植物名称的产生铺垫了坚实深厚的传统文化心理基础。具体而言,汉民族重整体、重伦理、重意象的传统思维方式造就了此类植物名称。

首先，传统的小农经济使我国先民意识到生存离不开自然的给予,进而从男女关系、天地交合等现象中悟出“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道理,逐步形成了汉民族重整体的传统思维方式。

汉民族重整体的思维方式使得先民把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互相影响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精神与物质合一,主体与客体合一。在汉民族整体性思维的辐射下,人们在给某物命名时,就会从自身出发,将自己的主体性思维介入到客体物之中,运用比喻的方法使植物名称带有人类社会的印记,使其向人类社会趋同,从而达到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相交融的境界。如“女萝”（菟丝子），女萝性别的判定似乎并没有什么科学根据,而语素“女”的介入,不仅暗示了它的生长特性——依附寄生（古代的妇女的地位依附于男人）,同时也表现出菟丝子“婀娜多姿，婷婷袅袅”如女性般的柔美动人形象,引起人们丰富美好的联想。

其次，中国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和小农经济哺育了儒家思想。

儒家学说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之上,其学说之根本在于维护伦理关系,因此对人的等级阶层的划分十分严格。传统的宗法伦理观念不仅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而且在给自然界中的植物命名时还赋予其同样的特征。比如由“王、帝、奴、婢”等表示人们身份高低贵贱的语素构成的植物名称,似乎也有了与汉民族社会相似的伦理等级制度。然而这种等级制度并不是随意划分的,而是有依据的。如将“牡丹”称为“花王”（《辞源》：“旧时品花以牡丹为群花之首,世称花王”）,将“梓木”称为“木王”（宋陆佃《埤雅·释木·梓》：“今呼牡丹谓之花王，梓为木王。盖木莫良于梓，故《书》以梓材名篇，《礼》以梓材名将也。”）其皆缘于在汉民族传统思维中认为两者都是同类中品质最优秀的或稀有罕见因而宝贵的,正如人中之王一样当居首位,故称其为王。再如“荔枝奴”,龙眼的别名。荔枝过即龙眼熟,故谓之荔枝奴,言常随其后也。因为荔枝在六月成熟,龙眼在七月成熟,时间成熟上的先后使人产生空间上的通感,好似家奴随后,故名。可见,给植物划分等级的这一活动,是源于汉民族传统宗法伦理观念在给其命名时的转移与辐射。

最后，中国人注重“观物取象”的意象性思维。

观物取象是一种观察方法和表达方式。即在对外界事物观察感受的基础上，根据事物的特征选取某种形象来再现客观事物。“意象”,简单地说,就是寓“意”之“象”,就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意象性思维通过意象——联想——想象这一过程形象地反映客观事物,并通过“象”来沟通“意”和“言”,把“象”作为连通思维和语言的纽带。基于直观经验的意象性思维表现为类比性。类比思维把不同的对象加以比较,抓住其中的相似之处,通过由此及彼,由已知到未知,使情物交融。如“木耳”一词,人们通过联想想象,抓住其形状像人耳这一特征,故名。再如“菊脑”,通过类比思维,得出菊花在整个植株中的重要地位犹如人的大脑,故名。“这种由人体向具体域的结构投射,是一种基于两种概念之间的直接而简单的相似的隐喻化。虽然属于较为低级的认知活动形式,但却是人类认知发展过程中基本的认知方式。这类常规隐喻其意义经过无数的反复使用和联想,已成为约定俗成的字面意义。这不仅丰富了语言,也是人类对不同范畴的事物强加一种关联的方式,是简化语言的手段。”[11]这反映了人类更高层次的认知能力。如利用拆字法所形成的“木公”、“木母”,分别表示“松”和“梅”。汉字是表意文字,“松”、“梅”两字的形旁“木”表意,声旁“公”、“每”通过人们的联想与“木”组合产生新的想象义，从而赋予了松梅具有性别特征的亲属称谓。

取象于人的植物名词是一种比较特殊的词语现象。它们含有与人相关的语素，且以人为喻，却用来指称植物，是植物名词中很有特色的一类。它们数量众多，涉及涵盖的义域广泛，而且构词方式也表现出一定的模式化。同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此类词语蕴积了丰富的文化内涵。通过研究，可以更好地挖掘了解沉淀在其中的文化底蕴，对弘扬中华文明或传统有一定的社会文化价值。

[1]束定芳.隐喻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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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105.

(责任编辑：王念选）

The Research on the Plants Which have the Human Names

LI Run-tao
(The Chinese Faculty of Anyang Normal University,Anyang 455000,China)

The plants which have the human names are very specific.This kind of naming shows that these plants,somewhat,have the similarities of the people in some aspects such as the parts of bodies,names,minds or behavior.The choice of giving a plant a person's name ha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eople who has a spe⁃cial feeling of observing the plants.This case reflects the recognizing method and implied culture of a nation.As to this,the author will make a research in the essay by analyzing some kinds of these plants on the theoretical events.

person;plant names;theoretical events;implied culture

H13

A

1673-2998(2015)01-0047-06

2014-10-14

李润桃（1964-），女，河南省孟津县人，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