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诚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100872)

历史学·经济学·图书馆学

清代“千里长堤”考辨

李 诚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100872)

文章选择清代所修“千里长堤”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各种史料的查考，认为长堤的兴修起于康熙三十七年将明代各州县所修堤堰连在一起的清河南堤，经过十一州县，长度七百余里。康熙三十九年又修河间府境内滹沱子牙河堤，长度增至九百五十四里。乾隆二年由“钦堤”定为“千里长堤”，三十二年将格淀堤与长堤连在一起，所修工段属于长堤，才使其突破千里。道光初年，滹沱子牙河堤被剥离出“千里长堤”，长堤里距又缩减为四百余里。长堤的兴修有民堤官修和官堤民修两种形态。清晚期后，堤防制度愈益废弛，加之淀口淤塞、河身抬升，使得“千里长堤”逐渐消逝于时人记载中。

清代；千里长堤；格淀堤

据最早记述“千里长堤”的雍正《畿辅通志》云：“起清苑县界，讫献县之臧家桥，周回于顺天、保定、河间三府之境，长千有余里，沿河绕淀为数十州县生民之保障。”[1]其时，“千里长堤”兴修的主要地域范围是在大清河南岸。目前学界对于“千里长堤”的研究，就笔者所见，对其剖析较为深入的是复旦大学的王建革教授[2]，日本学者森田明[3]等。通过对史料的爬梳，笔者发现，即就“千里长堤”本身，其起讫点、所过州县、实际长度等，史籍记述亦不一致。而对于它的兴修过程与分段，则更为混乱。因此，笔者拟对“千里长堤”进行较为细致的研究，对千里长堤的分段与协修，起讫与长度，管理与维护等进行考辨分析，以期达到对“千里长堤”有较为明晰的认识和思考。史料阙漏及辨析有误之处，还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千里长堤”的构成与修葺过程

早在“千里长堤”之名出现以前，大清河流域已有堤埝的兴筑。清人亦认为长堤的兴修有前代的基础。有清一代，“千里长堤”的大规模兴修与修葺次数众多。今兹分述如下：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直隶大水，原有堤防“多漫决坍颓”[4]，康熙帝命已调任河道总督的王新命会同直隶巡抚于成龙治理畿辅水利，总河王新命“编行查勘一例加修，增设县丞主簿等官管理”[5]。由于朝廷发帑兴筑，故定名“钦堤”[6]。至三十七年(1698年)，总河王新命上奏告竣。其奏折详述该堤所经之州县，属于顺天府者有霸州、保定、文安、大城四县；属于保定府者有高阳、清苑、雄县、安州、新安；属于河间府者有任丘、河间二县。此次修筑“钦堤”各段包括：布里河堤、安州东堤、安州西堤、安州北堤、新安南堤、新安西堤、新安东堤、唐堤、龙华村老堤、保定堤、霸州清河南堤和文大堤，共计十二段。在康熙三十七(1698年)初次兴修之后，钦堤堤长“十三万八千丈零，计七百六十六里。”[7]首次兴修的河堤涉及大清河中游南岸与子牙河西堤，并没有涉及献县臧家桥。此外，钦堤还经过西淀南岸，至东淀西岸而止。

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修河间府境内滹沱子牙河堤，兼具官堤与民埝。这次兴修以献县臧家桥为中点，因臧家桥为滹沱、子牙二河节点[8]。臧家桥西南为滹沱河堤，起于献县南之完固口，止于臧家桥；臧家桥东北为子牙河堤，起于臧家桥，入河间县界[9]。又子牙河西岸在河间县境内东北接与大城县交界之子牙西堤，西南达与献县接界之子牙河西堤，长六十六里余[10]。其上则接大城县境内子牙河东、西二堤[11]。

至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地方又在河间县子牙河东岸筑民堤，长六十二里余[12]。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及其后筑堤集于河间府子牙河两岸，将三十七年(1698年)所修子牙河堤延伸至献县完固口。这里要说明的是臧家桥只是献县子牙河堤终点，而非千里长堤终点。完固口在献县西南十八里，原为滹沱河南、北二道分流处，后南道渐涸，滹沱全由此北流至臧家桥为子牙河[13]。

自康熙大兴堤工后，“隄固河平，民享利乐者二十余载”，但雍正三年(1725年)“大水漫决尤甚，存者亦大半残缺”[14]。次年，雍正帝命怡贤亲王兴修畿南水利，由其委员“领帑划地，修筑加厚增高”。至雍正《畿辅通志》记述之雍正十年(1732年)，大堤仍坚固如常[15]。此后，“乾隆二年修千里长堤浚支河，清河堤初名钦堤，至是始名千里长堤。”在改名之前，朝廷对钦堤先进行了加高培厚的工作，由康熙时期的“顶宽一丈五尺至二丈底宽五六丈高九尺至一丈”，扩增至“底宽八丈，顶宽二丈，高一丈，作坦坡形”[16]。此后，乾隆三年(1738年)、二十八年(1763年)又有分段修堤。

乾隆十年(1745年)创修格淀堤，自大城县庄儿头，历静海县达天津县西沽，长八十四里。兴修格淀堤原因在于康熙年间子牙河筑堤后，下游东淀河口最易淤塞，格淀堤为淀中筑堤，迫使子牙河转道东行，单独入海。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又将子牙格淀堤改为叠道[17]。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乾隆帝亲阅河工，命直隶总督方观承等将文安县境内千里长堤终点三滩里与大城县境内格淀堤起点庄儿头相连，筑堤二千七百七十二丈，计十六里，属于千里长堤。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以子牙河格淀堤重塌堤身，奏请改为叠道[18]。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河堤修成后，称原格淀堤为旧格淀堤，此为新格淀堤[19]。

乾隆三十七(1772年)年大修后，在嘉庆五年(1800年)，直隶总督胡季堂以上年雨水颇大，奏请验看估修千里长堤。他尤其提到了“雄县、任邱、霸州滨河淀各藉隄胜以资保卫，系风浪冲激，多致坍塌残缺，亟须修筑。”[20]其所修葺之堤为子牙河西堤。嘉庆十一年(1806年)，修千里长堤及新旧格淀堤，值得一提的是，直隶总督裘行简在描述“千里长堤”长度时，仍采用了康熙年间王新命的七百余里之说[21]。嘉庆十三年(1808年)堤成。

道光三年(1823年)再修长堤，工段为子牙河北大堤。次年，素有治河经验的程含章上摺建议：“此项堤身，旧分千里长堤、新旧格淀堤、格淀叠道名目，其实止系一堤，一气相乘，应请统名为千里长堤，以归简净”。这次更名只是以“千里长堤”名称有所扩展，囊括了格淀堤等，在实际管理与维护中，各堤仍互不统属。同年道光帝在谕旨指出：“直隶千里长隄自高阳县之刘家沟起，至天津县之西沽礮口止，年久残缺。一遇水潦，田庐被淹，系紧要工程，自应先行办理。”[22]则道光时期对于“千里长堤”的认识即是“千里长堤，清河南岸也”[23]，至于子牙河堤则不在此之列，以致长度大为缩减。道光十年(1830年)春季涨水之时，永定河浑流南徙东淀，逼近千里长堤。先是，“嘉庆二十三年永定河下游南移，将东淀杨芬港以下逐渐淤塞，致令大清河之水与永定河浑水合而为一，俱由杨芬港东南之岔河经杜家道沟归韩家树正河行走，杜家道沟即千里长堤堤身也。”[24]永定河向南漫溢，不仅影响大清河清流与千里长堤，更会间接危及子牙河及南运河。永定河浑流旺盛的沉积作用，垫高了大清河身，河水随时有漫堤危险[25]。直隶总督那彦成采取了加固堤身、在永定河下口处加以挑挖的办法。

同治七年(1868年)滹沱河改道北徙，“横流尽入子牙河，下游并无出路，受害甚大”[26]。同治十二年(1873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请依靠“千里长堤壕沟旧迹”开通赵王河[27]，又修子牙河东堤。光绪十六、七年，又有自任邱七里庄开河倡议，经李鸿章等覆查，终未施行。然而其效果，“虽经肃毅伯李鸿章奏请展河筑堤，其害终未有艾也。”

以上是有清一代“千里长堤”的历次兴修与维护工程，可知千里长堤的大规模兴修始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止于嘉庆十三年(1808年)新旧格淀堤的修筑。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只是将三府十一县各堤连接，即已形成七百余里的规模。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则是将子牙河自献县完固口两岸筑堤，下至河间、大城三十七年(1698年)旧堤止，此时长堤以基本成型。雍正年间与乾隆初期是钦堤加高培厚，增强抵御洪水能力的时期。乾隆二年(1737年)由“钦堤”、“钦埝”改称“千里长堤”，十年(1745年)修格淀堤，三十二年(1767年)又将千里长堤与格淀堤连在一起。嘉庆年间新旧格淀堤筑成后，大堤已然定型，维护修葺遂成常态。道光年间，将子牙河堤排除于“千里长堤”之外，长堤仅包括清河南堤与格淀堤，起于高阳县界，达天津县西沽，长度缩减至四百余里。

二、河堤兴修的两种形式

在明代与清初方志中，河北地区河堤多为地方知县、知州兴筑，不免有各修各堤之举。即便如前文依据史料划分的长堤各段，也多有“起自某某县”，“至某某县界止”等语。由此带来了地方州县的多次水利纷争，表现在筑堤方面一是筑堤自守，以邻为壑；二是互相推诿。对此，清代已有统筹与调节的办法，如处理定州与祁州、博野、蠡县堤案时以就近村庄承担堤务为原则，而这也为国家权力向地方的延伸创造了条件。针对如雄县、霸州、文安、大城、保定相邻州县“同舟弗心”的情况，朝廷“自明洪武间即分汛修筑”。本来“以三邑之功御一隄则易完”[28]，其结果却是“数失其防者”[29]。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一以民习之久玩也，曲突不事而补亡羊；一以邻人之秦越视也，同舟弗心剥床奚及。夫霸州文大幅员亘百余里而遥而隄，则错壤相间，或一邑分汛数处，或一隄数邑协修。”[30]而“千里长堤”则在此以邻为壑之时加以培修，即是国家权力深入地方基层社会的表现，那么“千里长堤”又是如何兴筑起来的？

首先，上文已经提及，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所筑之堤是在旧有民埝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些堤埝，如保定堤，在明代已经形成。官堤在民埝上加以增筑，是为“民堤官修”。其次，是国家动用帑金进行修筑。帑金充足，且能保证合理使用，竣工后又派员查勘收验，故而能从奖惩两个方面调动地方兴筑河堤的积极性。这也是堤堰由官方承修的直接体现。第三，注意选用治河官员，对河堤尽量尽量按流域治理。如道光十年(1830年)天津道李振翥与永定河道张泰运“该二道均系平日办事可靠之人，而于工需钱粮尤能慎重撙节，所估银数并无浮冒”[31]，是为守正之臣。在河堤日常管理方面，在河道总督之下设任职官。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滹沱子牙河堤修成后，“设子牙分司一员专理河事，雍正三年(1725年)裁归天津道管辖，河间献县滹沱河自武强县界起至臧家桥止，清河道管辖。自臧家桥下至大城县、青县、静海、天津俱属天津道管辖。”[32]具体到各县，多由佐杂僚属任职，如县丞、主簿等官员。河间县县丞原管理河间县境内子牙河东、西二堤，由于“隔岸艰于巡防”[33]，遂由驻扎河东之景和镇巡检兼管东堤[34]。格淀堤以当城为界，当城以西属子牙河通判，当城以东属天津同知[35]。

在“千里长堤”的兴筑过程中，除了国家发帑筑堤外，还有劝用民力与以工代赈两种形式。在这两种形式中，国家从地方事务的主导者变为参与者，而让地方势力，特别是士绅势力得到了很大发展。后期士绅甚至主持地方筑堤事业[36]。是为“官堤民修”。

三、“千里长堤”的湮没

通过对“千里长堤”兴修过程的查考可知，长堤的兴修与维护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在这些关节点中，又出现了一些相应关心河堤的官员，如王新命、那彦成、李鸿章等，“千里长堤”才得已建立并屡有修葺。而在这些关节点回见，朝廷又是如何管理“千里长堤”的？由《东华续录》可知，在乾隆年间定型增筑后，千里长堤及新、旧格淀堤的情况是“戊午谕：据裘行简奏直隶旧有千里长堤，自乾隆三十七年大加培筑之后，已阅三十余载，其新旧格淀堤自乾隆十年、二十二年增筑以来，亦久未办理。见在堤工卑薄处所，多被冲刷，河水淤塞，各水纵横四注平野，不可不亟讲疏筑……直隶千里长堤及新旧格淀堤两项工程年久塌卸，附近民田多成巨浸。”[37]

不独“千里长堤”之法日渐废弛，即如子牙河故道横堤，自嘉庆十七年(1812年)重修后，“原定章程每年春天堤东之民修堤，堤西之民挑河，岁久废弛。”[38]至同治修志时，已是“堤身毁败，今则仅有形迹而已。”[39]管河章程与每岁维护日益崩坏，使得“千里长堤”也不可避免地年久失修。

“千里长堤”为“缘河绕淀”之堤，所缘之河为大清河与子牙河、滹沱河。大清河本为清流，但自道光十年(1830年)永定河南徙后，清浊合一，加之上游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清流亦不复“清”。所绕之淀为东淀与西淀。河流在淀口沉积旺盛，永定河虽是屡次筑堤，却总是“糜帑鲜效”[40]，加之堤身窄狭，遂形成多处险工，河堤也变得易溃易决。自然，国家财政捉襟见肘，也使得长堤后期维护难以为继。

自光绪十七年筑堤后，便未见对“千里长堤”有何培高加厚之举，以讫于清末。这一地区再一次国家统一安排的大规模堤防兴修，引河开挖，河道疏浚要等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治理海河运动了。

[1][15] (清)唐执玉，李卫·畿辅通志[Z].卷四十五，清雍正十三年刻本。

[2] 王建革·水环境与华北社会——子牙河水系与千里长堤[A].传统社会末期华北的生态与社会[C].北京：三联书店，2009：22-29.

[3](日) 森田明·清代直隶清河的治理与千里长堤——以文安堤工中的旗人问题为中心[A].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C].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96-123.

[4][5][14][19][36][38][39](清)郑士蕙·静海县志[Z].卷一，清同治十二年刻本。

[6][16] (清)万青黎，周家楣·顺天府志[Z].卷四十六，清光绪十二年刻本。

[7][20][21][23][28][29][30] (清)王履泰·畿辅安澜志[Z].清河卷下，续修四库全书本。

[8](清) 薛凤鸣·献县志[Z].卷一，民国十四年刻本。

[9][12](清) 杜甲·河间府新志[Z].卷三，乾隆二十五年刻本。

[10][11][32][33][34][35](清) 王履泰畿辅安澜志[Z].滹沱河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

[13] (清)万廷兰·献县志[Z].卷一，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17][18] (清)王履泰·畿辅安澜志[Z].滹沱河卷四，续修四库全书本。

[22] (清)沈家本，荣铨·续修天津府志[Z].卷一，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24][25][31][40] (清)那彦成·任直隶总督奏议，道光十年四月九日[A].那文彦公奏议：卷六十六。

[26][27] (清)赵炳文，徐国祯·大城县志[Z].卷一，清光绪二十三年刻本。

[37](清) 王先谦·东华续录：嘉庆二十一[Z].续修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郑朝彬)

The Research about the “Long Riverbank” in Qing Dynasty

Li Cheng

(The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100872,China)

This study is expected to focus on the “long riverbank” built in Qing dynasty. It holds an idea that the “long riverbank” was first built in thirty-seven years of Kangxi (1698 AD), through connected the dikes together, which were built by counties in Ming dynasty. The riverbank crossed eleven counties, and its length was more than 700 li. Then,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built dikes along the Hu tuo river and Zi ya river in He Jian fu, in thirty-nine years of Kangxi (1700 AD), its length reached 954 li. Its name was changed from “imperial dike” to “long riverbank” in two years of Qianlong (1737AD). In thirty-two years of Qianlong (1767AD), a riverbank was built to connected between the “long riverbank” and Ge dian dike, its length finally reached over 1000 li. The dike of Hu tuo river and Zi ya river was excluded from the “long riverbank” in early years of Daoguang, so its length reduced to more than 400 li. The riverbank was built in two ways, either government built nongovernmental dikes, or nongovernment built governmental riverbank. In late Qing dynasty, as management system failure, the lake outlets was silted up, the “long riverbank” was disappeared from sight.

Qing dynasty，the “long riverbank”， Ge dian dike

2015-03-02

李诚(1986～)，男，河北保定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在读博士。研究方向：历史地理学。

K249

A

1673-9507(2015)02-010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