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定存

东局，外婆的村庄

2014年5月12日，星期一，一上东局村。

东局村是我外婆的村庄。我幼年对农村的各种美好记忆，皆来自这里。

黄土高原上的村庄，想象中应该黄土厚重，但我们桥头村坐在朱家川河谷内，满河尽石头。村里的街巷和房屋就地取材，全用石头筑就。石街石巷石头村，长不起几棵树。要想亲近黄土，须得爬到南面或者北面的山头上。我自小觉得，桥头不是一个村庄，而是一个街镇。

东局村与桥头村正好相反，坐落在一道东西向的黄土山梁上。山梁浑厚阔大，上面又隆起来一大一小两座山包，如同一对驼峰。村里人家环大山包而居，远近高低错落。小山包与大山包遥遥相对，没有人家，只在顶上有一座龙王庙，其余满坡皆是海红、海棠、沙果树。龙王庙是大庙，一进四合院，有正殿偏殿。县志记载，建于乾隆四十六年。庙门前一株古松，三丈多高，亭亭如盖，方圆十里八里都望得见。

东局村遍地黄土，鲜有石头。黄土街巷，黄土院子，院墙是用黄土一层一层夯起来的，窑洞是依山就势掏出来的。瓦房的墙壁也都用土坯砌就，然后用黄泥和着麦秸抹出来。满村皆树木。外婆家在一道山洼里，大大小小的土窑洞有十来个，猪羊鸡兔也皆有窑洞可居，冬暖夏凉。山洼里长满花果树。深秋时，海红果熟透掉下来，顺黄土坡滚动。外公在坡上挖出几道水平沟，果子滚到里面，外婆拾回家做果干。院子里还有两架葡萄，夏日中午纳凉是绝好地方。

在这道黄土山洼里，外公外婆抚养大了八个孩子，四男四女。外公粗通文字，家里有一些田地，土改初期被定为地主，后又纠偏为中农。就是这个准地主，先后把两个儿子送入共产党的部队。我大舅1943年参加八路军一二零师三十六团，背着黑豆小米步枪，辗转晋西北，和日本鬼子打了两年仗，头上被鬼子的炮弹炸下一道疤。之后又参加解放战争，左眼被子弹洞穿，退伍回家，重新务农。二舅十二岁时跑到一二零师野战医院，当了通讯员。后来转战大半个中国，上过朝鲜战场，最后落脚于四川省江油县，他说那是李白的故乡。三舅务农，三十多岁时病故。四舅从村里的龙王庙上启蒙念书，一路读到山西大学，也离开了村庄。村里只有一只眼的大舅长久坚守。十多年前，七十多岁的大舅也终于放弃老宅，随表弟一家进了县城。

东局村最初的小学设在龙王庙里。虽然人口是我们桥头村的四分之一，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局村出的大学生比我们桥头村还多，人们说，是沾了龙王庙里的灵气。

今天上东局村同行的还是老张，他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当过这里的乡长，对东局村甚为熟悉。

半个世纪前，通往东局村的是黄土路。十多年前“村村通”，黄土路打成水泥路。这两年水泥路被中石油的钻探车碾得粉碎，成了渣土路。到村里是上午九点光景。多年没来，树木依旧，但生气大减，大约是人少的原因。大半天遇到一个妇女，我们按她指的路线，把车一直开到小山包顶上的龙王庙前，原来新修的学校和龙王庙紧挨着，坐得比庙略低一些。村里人看准了龙王庙周围的好风水。

学校大门锁着，从栅栏门上看，院子很宽敞，两个教室，一个办公室，三棵漳河柳翠色青青。学校进不去，转回身再看庙。庙门也锁着，门前有一座新刻的石碑，记录着2005年修缮庙宇的经过以及捐资者姓名。仰头看那一棵古松，和四十年前没有多少变化，直挺挺凌风而立，似乎更加精神了。古松长在庙门外，越发让人产生一种敬畏。

在学校与龙王庙徘徊之间，路上走过来一个扛耙的汉子，体态威猛，有些像《水浒传》上的人物。我们问学校有几个学生，老师哪里去了？汉子回答，学生好像两三个，老师种地去了吧。汉子看上去很忙，问答间已匆匆而去。正不知该如何，小路上走来两个小孩，身后跟着一只大黄狗。我们迎上去亲热地问，是不是上学来了？两个孩子低声回答，是。问男孩几岁，他伸出右手，用大拇指和小指比划出六岁，女孩却说，他七岁了。问女孩几岁，回答九岁。原来是姐弟俩，上着一二年级。老张说上学还引着狗？男孩看一眼身后的黄狗，小声说不是引的，是它自己跟来的。两个小孩来到学校大门前站下，黄狗在周围转来转去。老张问，老师说过放假没有？孩子说没有。两个孩子在生人面前十分拘谨，男孩子低着头，右手一个劲捏弄自己的衣襟。女孩子也静悄悄站下，不再说话。老张说既然没放假，老师还会来的，我们先到附近地里转转。

立夏已过，太阳暖烘烘地照下来，路边草色青青。小山包上的海红树、海棠树、沙果树开花已罢，结出了豌豆大的果粒。风尘尘不动，村子里静悄悄，鸡犬不闻。远处山坡上有一个人在用镢头掏地。“小满前后，埯瓜点豆”，估计那人是在种黑豆。东局村也看不到牛，人们嫌喂牛麻烦，一天不吃也不行。少数人家买了旋耕机，更多人家则用镢头点种，仿佛又退回到了远古时代。

绕小山包转过一圈，回来看见学校大门开了。我们走进院，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迎出来，看上去如同一位老农。虽然互不认识，但自报一下家门，马上也就熟悉了。

老师姓郭，五十五岁，中等身材，本村人，1999年民办教师转正。郭老师说这所学校是1997年儿童节那一天搬进来的，当时有六十来个孩子。去年还有五个学生，今年就这姐弟俩了。用不着大教室，办公室上课更有气氛。我见房间里摆着铺盖和灶具，就问郭老师，家在本村还做饭？郭老师说老婆带着小儿子在县城上六年级，自己就以校为家了。老张问城里学校如何？郭老师苦笑着说，也一般般。从郭老师的话音听出，儿子在城里念得并不理想。

东局村六百来口人，常住的大约一半。郭老师教两个孩子，有的是空闲，闲了就去种一些地。郭老师说话慢腾腾，却是老牛耕地一般，说得极为扎实。他说现在乡下人盲从，总认为城里教得好，觉得只要把孩子带到城里，念好念不好大人都没责任，能否进城成了衡量人们是否有本事的标准。听得出来，郭老师的老婆孩子也是被潮流席卷到城里去的，郭老师也很无奈。既然进城已经成为一种潮流，成为对人本事能耐的一种检验，为了证明自己，也得走出去。走出去，还得坚持住，谁坚持不住先退回来，又是没本事的表现。焦灼，煎熬，有半步奈何，谁也不会回来。许多从乡下带孩子进城读书的家长，既是在尽责任，也是在推卸责任，求得一种心理平衡而已。

全县与郭老师相似的还有不少，在本村教书，但为孩子上学，又不得不舍近求远，到县城租房安家。全县农村三年级以上都是寄宿学校，孩子们吃饭住宿全免费。但县城除过高中，没有一所寄宿学校，要读书就得大人跟着陪伴，既费钱又费事。

郭老师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对教育有独到的看法。他说现在课程设置太多，学生在校时间太少，认不下字。要想收割你先得播种，要想念好书你先得识字，识不了字念什么书？

我们说话的时候，两个学生安安静静坐在课桌后面，小男孩还不时歪过头来看我做笔记。郭老师看一眼自己的学生，说，两个孩子都是超生，交不起罚款，至今没有户口。我看看两个孩子，乖巧得很。他们尚不知道户口为何物，两年以后能否走出东局，升入镇上的四年级，不得而知。一首歌里唱“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没户口的孩子简直就像一棵无根的草，日后的麻烦，非三言五语所能描述。

临别时候，我对郭老师说，估计你这是最后一站，到退休也不用挪地方了。不料郭老师笑着说，那可不一定，如果三两年之内没学生了，我还得走。我们笑起来……

2014年10月23日，星期四，二上东局村。

今日霜降，但天气和暖，未变节令。上一次同行的老张因为机关作风整顿，不敢离开办公室半步。我又叫了一位姓郝的高中同学，他任过联校长，前些年退居二线，每天找不到多少事情，除过上山走步锻炼，就是低头刷微信，一说下乡，立马就到。

到东局村还是上午九点，学校大门开着。院子里站着两个小孩，还是上学期那姐弟俩。一切依旧，只是黄狗不见，柳树也黄了。问老师哪里去了，姐姐怯怯地说，到地里去了。院子里堆着一大堆刚挽回来的黑豆，估计郭老师正在收秋，一会儿要回来。

绕小山包转一圈，看见坡上红艳艳的海红果一树又一树，结得密密麻麻。这些年海红果卖不出去，人们不施肥，不松土，不打药，任海红果自生自落。霜降时节，海红果已经熟透，有些在枝上坚持不住，已掉落到了地上，地上落红一片。一眼看见，今年的果子又白结了，不会有人来收留。六七十年代，村里多数果树属生产队所有，一到秋天，果树地总是用铁耙细细耙过，一道道耙痕如同一道道警戒线。孩子们若去摘几个果子，小脚印就会清晰地留在地上，生产队干部就按图索骥，来找摘果子者算账。我每年秋天到外公家，跟随一群孩子四处转悠，大家眼看着满树红果子，纵然眼馋得流口水，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现在，满地果子无人收，想喊也喊不来一个孩子了。

转了几分钟，看看学校没有变化，也就不等老师，我们往回返。

经过外公家的老宅，我停住车，想给郝同学介绍一下外公家的“八海窑”。虽是一座土窑，但因为有近二十米深，地道一般，两壁上又挖出八个小窑洞，形成大窑套小窑格局，当年在这一带很是有些名气，经常有人顺路进去参观。

外公家的这道山洼里曾住着八户人家，现在全走了。有的搬上了山顶，有的举家进了县城，只有一个不知何处来的七十来岁的光棍老汉住着。前两年户户通水泥路，光棍老汉也算一户，村里于乱草丛中往那眼土窑洞门口铺了一米宽的一层水泥。整个山洼里蒿草、植棘密密实实覆盖着地皮，真正“原生态”模样。“八海窑”门面被山上塌下来的黄土掩埋了一半多，土上又长满半人多高的杂草，已经走不进去，我们只能远远看两眼。

当年外公和大舅所植树木，只有海红树还健在，其余的桃树、杏树、葡萄树全都老死了。取而代之的，是表弟在二十年前栽上的枣树。院里院外，密密麻麻，大约有三四百株，长成了一片枣林。加上其他人家的树木，一道山洼成了林地，风景比我小时候还要好些。村里本来人少，这山洼里更无人来走动，我们的到来甚为稀罕，光棍老汉走出来和我们说话。

保德民谚云：“齐寒露，打红枣。”如今已是霜降，枣树叶子几乎要落光，树上却还挂着许多红枣。我以为是打枣的人不认真，树上丢下了这多枣子。不料那老汉说，枣子没有打，这枣树有好几年不收留了，地上的叶子和枣子全是风刮下来的，叶子在草上头，枣子在草底下。我低头细看，果然草丛里丢着不少红枣。我和老汉说，主家不来打，你收拾一些回去不是正好？不料他说，我要那做甚哩？我心里骂道，好端端的红枣，你收回去不能吃？打光棍也是活该。老汉却继续说，隔一两天就有放羊的赶着羊群来，羊吃上一阵子也走了，羊也吃不完。

我和郝同学看着满树红枣，有些舍不得走。熟透的枣子很好吃。待要上车里取袋子来摘，但站在地下有些够不着。摇一摇，红枣能落下来，但落入草丛捡拾又太费事。最后只得尽力探着摘了一些，装满身上大小口袋。看着满地红枣无人管，想到什么地方的一句诗“落红满地无人收”，这落红不比春花，让人看着惋惜，无奈。

多年以前，县里搞“两红战略”，号召村民大栽枣树海红树，现在枣树长起来，枣子却不值钱了，一斤一块来钱，有时候连一块都卖不到。当年大舅为了向生产队讨回自己的树木，上访大约十几年，表弟后来栽树也流去不少汗水。但现在，所有树木都无人关照。大舅一家窑洞锁门，土地撂荒，红枣不收留。表弟领着大舅，带着老婆孩子，进城已经十多年，一半为打工，一半为孩子上学。这也是多数村民出走的原因。倘若单为打工，工地或厂矿离村也就三四十里路，全然不需要丢下自家宽敞的大院，去城里挤在出租房内受憋屈。

表弟家三个孩子都在县城上的学。大儿子念罢初中，直接上了忻州职业技术学校，学挖掘机。前年毕业，东一头西一头给人临时打工。今年各类工程纷纷下马，挖掘机趴下一地不动弹，仿佛进入了冬季，儿子失业了。已经到了娶媳妇年龄，却没有工作，表弟头上又多了一顶愁帽。前不久，儿子自己联系学校，表弟筹措一万多学费，又到石家庄铁路学校回炉读书去了。说是半年以后，可以参加铁路系统的招工。但表弟又说，单指望这个还不行，要想进铁路，还得再花钱疏通关系，他已经打问过别人了。

表弟的女儿在县城读完初中，考上市里一所重点高中。去年高考达一本线，录取到南京信息学院，这是表弟举家进城取得的最大成就。二儿子刚上初中时候，捧回过不少奖状，但今年中考只得四百多分，上了县高中。按眼下成绩看，三年后高考怕是也难有突破。千辛万苦带三个孩子进城求学，培养出了一个正牌大学生，表弟一家虽不算丰收，却也还说得过去。在进城的读书大军中，颗粒无收的人家多的是。有些孩子进城以后，学业无成不说，还丢掉了淳朴，学下不少坏习气，比不进城还让人发愁。

离开表弟的枣树林往回走，沿路看见还有许多枣树也无人料理收拾。红红的枣儿与黄叶挂在枝头，孤苦伶仃。秋风中看去，如同一杆又一杆残破失败的旗帜。

深沟，两个学生三栋楼

2015年9月14日，星期一，走访深沟小学。

近两年转乡村走访，经常听校长和老师们说起深沟学校，如同在说一个离奇的故事。今天，我和老张去实地探访。

深沟村离县城三十多里地，今年整个夏季未下雨，通村公路完好无损。上午九点出发，不到九点半就来到了村子北面的山头上。虽是秋天，路两边的玉米却仅有半人高。费尽力气长出来的瘦小棒子，又旱得倒挂下去，如同一个个绝望的惊叹号。

深沟村名符其实，南北两座黄土山夹着一道二百来米深的沟，沟底是著名的保德红土。村民院落七高八低就势安放在沟北面的陡坡上，前后五里多长。站在各家院子里，抬头劈面见南山，几乎能碰住鼻子。全村近三百户，一千二百多口人，常住五百来口。

沟虽深，但有过热闹，曾经是乡政府所在地。学校、医院、信用社、供销社、派出所、邮政所等等一应俱全。同行的老张曾在这里任过一年乡长，一年半书记。离别二十二年，再未来过。从2000年乡政府并入桥头镇以后，我也没有来过。当年到深沟是从南山上盘旋而下，现在从北山上也修通一条细瘦的水泥路，悬梯一般斜挂在陡坡上，我一面小心翼翼往下开车，一面估量开下去以后是否还能再开上来。

从北山顶降落到沟底，老张看看四周，有些疑惑地说，这是不是深沟？我说没问题，别处没有这样深的沟。开车沿沟往前走一段，来到南山下的路口，眼前豁然熟悉起来，老张说走对了。

早先时候，沟里常年流着一股清水，有一条人行小路。现在水没了，人行小路变成了两米宽的水泥路。开车沿沟往前走，来到一口井边，水泥碑上写着“甘露泉”三个大字。我们停好车，和井边站着的一个老汉交谈起来。老汉说今年少有的大旱，玉米没收成，糜子谷子也收不下一半。说过去我们满沟都是水，这口井水深六米，浇着不少地。现在南北两座山底下采煤，水全漏光了，人吃也不够。说现在各家院子里都修了水窖，夏天贮存雨水，偏又今年不下雨，雨水也没存下。

我们问老汉学校有多少学生，老汉说就两个。正说着，一个穿红毛衣的妇女从坡上走下来，五十来岁样子，身后跟着两个小男孩。老汉用手一指，笑着说，这不是，老师学生全有了。走近前，这妇女却是老张的同学，姓郭，深沟村婆家，丈夫在地税局上班，家在县城。二十二年前老张在这里当书记时候，郭老师就在这里执教，其时学校一百多学生，十几名老师。以后学生日渐减少，老师陆续调离，到去年只留下了郭老师作最后的坚守。当年的郭老师风采照人，现在看上去已全然是农妇模样。老张说我们正要到学校去，郭老师说她也正要回学校，一道走吧。我们说话之际，两个男孩已经爬到井边的沙堆上玩耍起来。老张问郭老师几个学生，郭老师指一指沙堆上的两个男孩说，就这两个。说毕对两个孩子大声喊，起来走吧，回学校去，这些人不领上你们走。郭老师给我们解释，两个孩子不大机灵，经常得叮嘱着点儿，遇到生人要躲开，不然就被领上走了，所以见到生人他们就害怕。

不远处便是学校，铁红色的楼房掩映在满沟绿树之中，格外养眼。推开铁栅栏大门，一院阳光，干干净净。学校在旧校址上新建，南面一栋三层教学楼，每层十间。北面一栋三层宿舍楼，每层也是十间。西面一栋小二层楼，为餐厅库房，不远处是锅楼房和厕所。看学校规模，容纳二百学生绰绰有余，是整条沟里最宏大的建筑。郭老师说，花了四百多万，建成时候，学生已经少得不成样子，教学楼、小二楼、锅楼房都没有启用，锁在了那里。现在郭老师和两个学生在北面二楼上占着两间房，一间做教室，一间郭老师生活起居。旧学校的窑洞紧靠山脚，被挡在了北楼背后。窑洞低矮狭窄，但看上去三二十年也塌不了，将会长久地陪伴这冷清的新校舍。

郭老师说，沟太深，移动和联通的信号都下不来，电信专门在沟里立了一个机房，打电话只能用电信手机。却又经常停电，电信手机也没保证。电视看不成，买了一个“锅盖”（卫星接收器），支好，风稍微一刮，偏了，就接收不上，干脆也不看了。

六岁这个学生是孤儿，爷爷奶奶带着。八岁那个的父亲放羊，家里兄弟姊妹六个，这是最小的，脑筋慢。三年前来学校还不会喊爸爸妈妈，三年下来，教会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等简单语言，别的学不会，只会乱跑。

两个学生回到教室，每人一张桌子，坐下来瞪着眼睛看我们。问姓名年龄，六岁这一个能答上来，八岁那一个说不来，更不要说写了。郭老师说，根本教不会，一放开就乱跑，心还不能少操。

郭老师说，乡政府没有撤的时候，学校有一百五十多个学生。乡政府撤走，后来联校也撤走，学生就少了。新学校是老支书费力跑回来的项目，现在老支书退位了，心里依然放不下学校。经常对郭老师说，你是本村人，就为咱村辛苦一些，在你退休前，一定要坚持住，不要让学校倒塌了。说眼下这形势，再用不了几年，人们还得回村来，到时候学校还会红火起来，现在有困难我们共同克服，一定要坚持住。

郭老师最初也是民办教师，后来考入五寨师范，毕业转正，三十多年没挪地方。虽然现在两个学生出成绩毫无希望，但郭老师说，咱是本村人，得给村里照应住这个学校。有的村民想在学校办红白事，郭老师婉言拒绝。说学校一崭新，如果众人进来办事折腾，怕是要破坏设施。我们去的时候，郭老师正在为西边一段倒塌的围墙发愁，说如不赶快补起来，院子就没收拦了。

已近中午，问郭老师几点放学，回答说没有时间，得等家长来领孩子回去。

看过学校，我和老张沿沟往前村走，去看看他当年睡过的窑洞。2000年撤乡并镇，深沟乡并入桥头镇，上下院十八眼窑洞再无所用，空荡荡地静对南山。照看这一份国有资产的炊事员是本村人，干脆就把家搬了过来。老两口很尽责，窑洞和院落收拾得整整齐齐，与当年乡政府在时候没啥两样。老张当年住的窑洞是瓷砖地，隔几天老太太还要给清洗一遍，我们进去的时候，光洁可鉴。

乡政府大门口有一口井，井房门额上题名“恩泽泉”，两边有对联，道是“山纳天下事，水容千斛情”。井房墙壁上用红油漆写明，“恩泽泉”是1998年由省监狱管理局住深沟乡扶贫工作队帮助所建，日出水三百方。现在，这口井也成了一个黑窟窿，一天连三方水也出不来。

井房前坐着几个老汉，看我们从县上来，也不问是干什么的，就七嘴八舌诉起苦来。说今年天气大旱，生硬往死里旱，七八十岁的老人也没见过这样的天年。说活不成了，天不下雨，煤矿采得沟里没水，土地道路塌得连牛车也走不成。说早就想说两句话，就是没说处，你们来了，就和你们说一说，回去给咱反映。一个老汉还念了一首顺口溜：“平地做了坟，坡地造了林，年轻人进了城，老婆子老汉来看门。”

深沟村对面的南山被划为王家岭煤矿井田，已经采塌二百多亩地。村背后的北山被划为神华煤矿井田，也采塌了三百多亩地，捎带着还塌了最东头的二十多户人家。

沿沟行走，断断续续看见几处简陋的新房，没有沙抹。却是一些精明人看见煤矿采过来，抢着盖了房，想赚几个搬迁费。却不料两家煤矿从南北两面奔深沟而来，却又不会师，分别在南山北山底下转身而去，齐齐地把深沟给空在了夹缝上。房屋原本是冲着搬迁而糊弄起来的，泥浆砌墙，细钢筋过顶，极不结实。一旦不搬迁，只能是白耗费些人力物力。

深沟村有我一位姨表弟，四十五岁，举家进城已经十多年了。头几年还来回跑着种地，后来顾不过来，一把大锁锁上门，任田园荒芜。表弟上过高中，写得一手好钢笔字，却没有考上大学，这让他慨叹不已。把未遂的心愿寄托到两个孩子身上，表弟一家提早离开了深沟，带孩子到县城求学。

表弟两口子进城后做过多种活路，表弟媳妇东一头西一头给小饭店打工。表弟先给园林处照管过一段街头的树木，之后摆过一段台球桌，再后来在一所学校附近租房卖文具，顺便贩弄一些教辅资料和盗版光盘，还和人合伙开过小饭店。营生没少做，除过体验了各种艰难之外，没有挣下几个钱。

众多亲戚当中，这位表弟和我联系最多，常有电话来，让我帮忙解决一些问题。他的问题都不大，或者是自家的台球杆让醉汉拿走了，或者是摩托车被交警扣住了，或者是经销的图书光盘证件不全，让罚款了，或者是城管要收费，看看能不能说情少缴一点……有的我能帮忙，有的我也没辙。

表弟五短身材，圆脸，面善得很。每次见面，他首先是冲着我笑。他笑得满脸皱纹，笑里包含着很多内容。首先是对我表示友好和感谢，还带一点歉意，总是说：“唉，经常给你添麻烦，有半步奈何我也尽量不打电话，可是没办法。”其次，他的笑还有一点自嘲，在我面前，毫不掩饰自己的辛苦和困顿。那笑仿佛是说，看看，没办法，只能是这样。自嘲之余，剩下的就全是苦笑了。

2011年，表弟的儿子要升初中。表弟思索一番，认为要考大学，单是走出深沟还不行，还得走出保德。于是让太原的亲戚联系到一所学校，带着孩子去太原闯荡。计划是大人打工，孩子读书。但到太原一看，比县城更加艰难。活路不好找，孩子上学，人家要三万择校费。表弟辗转反侧一夜，最后一横心，三万也上。领着孩子到学校，人家一番考试后，嫌成绩太差，莫说三万，六万也不收。表弟提上猪头找不到庙门，没办法，只得返回来。折腾期间，县城初中已招生完毕，开课两周了。表弟大慌，一天给我两个电话，说赶紧给联系一个学校，本来就学得不好，再耽误几天，可就彻底跟不上了。其实我明白，原本也跟不上，迟早一样。但还是在当天给联系了一所学校，让孩子第二天上了初中。

孩子入学后，表弟一时又找不到工作，就重操旧业，在体育场摆了五张台球案。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全靠桌上那几十颗球来滚动。下午六点左右，我到体育场打篮球，有时也到他那里看看。他很忙碌，总是在我站定一阵以后，他才能发现。他照例朝我一笑，说来一盘？我对那玩意儿不感兴趣，只看他如何照管这五张桌子。他除过很利落地给人摆球以外，有人交钱，他就收起，有人离去，他也不去考究。我赞叹说，你这业务真够精通，捎带着就盘点清楚了。不料他说，他从来不管桌上打了几局，人家给多少就收多少，这样没有麻烦。少算两盘无妨，咱不伤本，倘若硬要，有些人要钱要不上，很可能会要来两个耳光。但总体来说人们还是好的，都比较自觉。

多年辛苦终于有了收获，2013年表弟的女儿从县城高中毕业，考取了山西大学艺术学院，深沟村多了一名大学生。女儿入学不久，县里创建卫生城市，表弟的台球案被整顿取消了。顺着街头招工广告，表弟又到离县城五十多里远的一个水泥厂去看球磨机。刚磨了一年，经济滑坡，水泥厂裁员，表弟又失业了。虽然没有一份固定工作，但表弟培养孩子的决心不动摇。2015年，县里找不到打工处，表弟盘桓思考，一不做二不休，7月里带着儿子奔省城太原去了，要到那里重新打拼，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深沟村多数人家领着孩子外出求学，走着和表弟一样的路，路上的故事各不相同。

原想去表弟的旧宅看看，但时间已近中午，我们又遇到了从镇政府办事归来的支书主任。我问村里有无信教的，主任说有一些，周日在后村一户人家聚会，附近村子的教徒也来。教徒们还给村里提建议，希望给他们修一个聚会场所。主任说没有这方面的资金。说到学校，支书说学校是好学校，就是没有学生，等着看形势变化吧。进城的人呆不住，返回来种地，学校还有可能红火起来，周围村子的学生来了咱也放得下。

虽然老支书和新支书对学校都还抱有希望，虽然郭老师还在尽心尽力坚持，但在这个连无线信号也探不下来的深沟里，走散学生的学校亦如同漏掉水源的水井，要想恢复，实在太难太难。

牧塔，陈奇瑜后人的家园

2015年9月24日，星期四，走访牧塔村。

动身到牧塔村之前，我先给老陈打电话。老陈名叫陈良耀，今年七十二岁，身材瘦小，说话利落，走路一阵风。他当过小学教师，公社干部，退休后住在村里。热心邻里事务，常为村上写写画画，排解纠纷。各家婚丧嫁娶，多数时候要请老陈去当总领，老陈有求必应，乐此不疲。

我和老陈先前并无多少交往，熟悉起来是在今年4月。老陈考证出牧塔陈姓是陈奇瑜的后代，解开了一桩历史疑案。此前保德县乃至全国都没有陈奇瑜后代在何处的记述。

保德县地处偏远，历史上所出名人甚少。陈奇瑜做过五省总督，官位最高，名气最大。前些年影视界钟情帝王将相，热炒崇祯李自成的同时，陈奇瑜也被捎带入锅，炒成了半个热门人物。多数保德人都知道，陈奇瑜曾在车厢峡困住闯王李自成，险些将其灭掉。陈奇瑜是明万历四十四年的进士，崇祯继位时任按察使。崇祯七年二月，农民起义大火燎原，陈奇瑜“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被崇祯委以五省总督重任。总揽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五省军务，专门围剿农民起义军。上任四个月，他指挥大小战斗二十三场，全部获胜。到六月，又将李自成、张献忠等三万多农民军赶入了陕西安康附近的车厢峡内。车厢峡长四十余里，两面绝壁，好入难出。加之天不作美，大雨连连，李自成粮草缺乏，弓矢尽脱，眼看就要束手待毙。其时的情形，比诸葛亮在盘蛇谷困住孟获的藤甲军，在上方谷困住司马懿父子还要严峻。绝境之下，李自成使出诈降计。陈奇瑜中计，将三万六千多农民军编成队伍，每一百人派一名安抚官护送，要将这些人遣散归乡。不料农民军一出车厢峡，立即杀掉安抚官，重整旗鼓，攻州掠县，关中又大乱起来。

后来的结果是，陈奇瑜先被逮捕下狱，后于崇祯九年六月判了一个流放，发配回了老家保德县。戴罪归乡之后，陈奇瑜购买了黄河岸边的一座山头，在临河的绝壁上开凿出十几间石屋，取名钓鱼台。这些石屋至今还高悬在黄河左岸的绝壁上，成了县里的一个旅游景点。1648年正月，陈奇瑜因为抗拒清廷剃发令而被处死。陈奇瑜被杀之后，后人到了何处，一直无有定论。康熙年间编纂的《保德州志》语焉不详，别处也无资料可查，成了一桩历史疑案。

2015年4月20日，我到孙家沟乡走访学校，老陈闻讯找来。他给我一本手抄的《牧塔村陈氏族谱考》，里面附有一些清代的地契、礼账、册谱的影印件。老陈说，他整理出了牧塔陈姓的族谱，是陈奇瑜的后代，想请县政协把族谱给印一印，也是文史资料。老陈蜗居山村，先前并未听说研究过历史，突然给出这样一个结论，我感觉有点突兀，会不会是道听途说加上一些主观臆断推测而来？甚或是有些攀附？见我疑惑的神态，老陈就扳着指头，背口诀一般，很利索地从陈奇瑜的爷爷一直数到牧塔村的子字辈，一共十七代。我半信半疑，将老陈给的手稿带回来研究。

我把手稿转给原县志主编陈秉荣先生，请他考证。陈秉荣先生很快给出了结论，说老陈提供的影印件里面，有咸丰七年牧塔村一户人家安葬老人“宣懿旨”时排列的祖宗册谱，属原始材料，真实可信。为此，陈秉荣先生还写了《陈奇瑜后人今何在》的文章，认证此事。并说他在孙家沟公社任书记时候，就感觉牧塔村的人整体素质好，说话文雅，讲究礼仪，自带几分书卷气。现在方知，这都是老祖宗的血脉所赐。

我先前对牧塔村的印象，是这个村出的文化人多，当干部的多，人的名字都文绉绉的。我想知道的是，二百多年前的地契礼账是如何保存至今的。现在牧塔村已被煤矿火电厂包围，早年那些书卷气是否还在？作为文化礼仪的启蒙处，学校现在办得如何？既然老陈常年住在村里，还整理了族谱，对村里情况应该很熟悉。走访牧塔村，找老陈最合适。

牧塔村离县城五十多里，一路上运煤大车川流不息，公路上大坑套小坑，仿佛是对大车无限度碾轧的一种报复与反抗。去年以来，满世界吵嚷煤炭价格低迷，煤矿亏损严重，但全县的煤矿却无一个停产。牧塔村口，王家岭煤矿的办公楼和筒仓顶天立地，塞满一河川。旁边新开工的火电厂正在挖山破肚搞浇筑。这是省重点工程，前半年省市两级轮番督查，金牌加黄牌，急如星火。县里压力山大，两个月便完成了征地拆迁。此刻工地上塔吊、车辆、打夯机、连片的工棚，乱哄哄一片。

牧塔村在背山面河的一道缓坡上，保德人把这类地形叫做“塔”。一般来讲，“塔”上的地都是好地。牧塔村在“塔”上沿河展开，前后也有四五里长。我在村中央的学校下面等老陈，顺便看墙上贴着的红纸公告。公告为老陈抄写，大意是火电厂共征地九百六十九亩，按照水地每亩六万五、平地三万、坡地两万、荒地五千元的标准，全村共得到征地款两千零三百六十二万元。除过土地承包人所得，集体所提部分，先给每个村民分配五千元，等征地全部结束，最后再结算。

除过村口年产五百万吨的王家岭煤矿，牧塔村尾是年产一百八十万吨的泰安煤矿，两座煤矿之间横着一条运煤公路，牧塔村如同卡在一个巨大的哑铃中间。生人来此，看着哑铃两端的热闹景象和公路上川流不息的运煤大车，会以为村里住着很多人。其实不然，常住人口多少，看看学校就知道了。

看公告时候，老陈来了。说全村二百九十户，九百三十人，常住一半左右。全村耕地两千五百来亩，王家岭煤矿征去八百多亩，泰安煤矿征去五百来亩，火电厂又征去九百多亩。剩下为数不多的土地，被两个煤矿采得塌成了开花馒头，村里人已经打消了从土地上讨生活的念头。泰安煤矿原来为牧塔村所有，市里整合走以后，每年给每个村民一千三百元，是村民的固定收入。村里在前后两个煤矿上干活的有近百人，多数是后勤岗位，做饭、打扫、充电、看澡堂，每月两千元左右工资。按理说，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少，应该都在村里居住，但很多人还是出走了，主要是为读书。

我和老陈来到学校，三面围墙，正面四眼石窑，如同一所农家小院。老陈说学校建于1961年，原来窑洞上面还坐着房，最多时候近二百学生，七名老师。前些年学生减少，窑上面的房拆除了。暖洋洋的院子里，四个孩子正在荡秋千，旁边站着一位四十来岁的女老师，这就是全校的师生。四名学生中，最大的女孩上三年级，父母离异，和爷爷奶奶一块生活。其余三名是学前班，一名男孩的父亲坐牢，母亲去世，和外祖母住着。另一名男孩兄妹五个，家贫走不动。只有七岁的女孩家境稍好，父母亲在公路边开着一个小卖部，女孩看上去也机灵一些。见我拿出手机要照相，这个女孩马上站到秋千架前，招呼其他三名同学说，来，手拉手。四个孩子手拉起手，站成一排让我拍照。

拍照完毕，师生回到教室。窑洞后墙上是黑板，黑板上方贴着八个大字“勤奋好学诚实守信”，最上方贴着一面国旗，看上去都已陈旧。左右窑墙上挂着些励志标语和小学生守则，地上摆着九套单人桌凳。上学期曾有九个学生。老师姓张，代教十多年了，联校给挣八百元，村里给补七百元。村上给老师发补助，这在全县甚为少见，单此一点即可看出，村上对教育足够重视。

老陈讲，从老祖宗开始，牧塔村一直讲究耕读传家，在方圆几十里是最有文化的村庄。清朝末期，村里私塾请的先生是城里学识渊博、思想开明的崔举人。民国以后私塾改为学堂，村学从未间断。新中国成立以来，全村本科以上有六十七名，其中四名硕士，三名留学生。可惜近些年学校衰落，到现在留下四名学生。大概自清朝以来，现在是最不景气的时候。牧塔村学生少，五里外的孙家沟乡中学也不多，四到九年级，六个班一共五十九名学生。

这两年我问过很多人，村里小学何以衰落至此？有人说是因为大人进城打工，带走了孩子。有人说是因为孩子要进城上学，带走了大人。还有人说是计划生育，孩子本来就没有过去多。从牧塔村来看，显然不是大人打工带走了孩子，很多在本村煤矿打工的人家，依然把孩子送到了县城。

我问老陈整理族谱的起因，老陈说，牧塔人从老祖宗开始，取名字都有讲究，一辈人占一个字。但是到了近二三十年，老祖宗排下的字用完了，加上外出人多，联系少，族人取名字便没了规矩，取下很多重名字，有些考究起来居然属爷爷孙子辈。于是老陈有了整理族谱，规范名字的想法。但正宗族谱不知下落，老陈便挨门逐户走访，七八户人家中翻出了清朝的一些旧纸张，有的是地契，有的是礼账。其中一份安葬老人“宣懿旨”时的册谱，记载着从陈奇瑜爷爷到其十二世孙陈乃新的谱系，加上地契礼账之类的东西，牧塔陈姓从明末到现在的族谱就一清二楚了。

从学校出来，大门右侧有两个四十多岁的回族人，正在洗涮一副羊肚子。女的把羊肚子揉一揉，用嘴吹进去一些气，然后男的再给倒进去一些水，羊肚子便揉成了一个圆圆的大水袋。他们是火电厂打夯工队的，在学校旁边租房住。村里住着很多山南海北来的建筑工队，房租每间每月五百元，超过了县城。回族男人说，今天是古尔邦节，我们宰了一只羊。你们这里今年大旱，我们刚来时候，庄稼长得绿汪汪，现在都被晒死了。村里一个妇女羡慕地说，洗羊肚子的这个女人是工队的炊事员，不简单，走南闯北不说，两个儿子都是大学生。

我请老陈带我走访存有清朝地契的一户人家。男人叫陈支林，五十多岁，在乡电管所当电工，妻子在泰安煤矿给打扫卫生。陈支林从一个老式竖柜里拿出一个梳妆盒似的木头匣子，说是他奶奶留下的。拉开，里面是一卷一卷的地契，有乾隆年间的，有道光年间的，也有民国年间的。陈支林说“文革”时候也牢牢藏着，没有往出拿。纸张是保德县杨家湾村产的麻纸，保存完好，无半点洇染。看着乾隆年间的地契，我真是惊叹，一叹古人的书法，乡下一份普通地契，完全可以拿到现代人举办的书法比赛会上去;二叹过去的纸张，是这般坚实，耐藏。

最让我惊奇的是，老陈那份珍贵的“宣懿旨”册谱，居然是从我大姨家里得到的。大姨今年九十三岁，文盲。大姨夫粗通文字，已经过世。全家几代农民。我从小孩开始，每年都要到大姨家走动一两次，记忆中好像连一本书也未曾见过，真不知道这古物是在什么地方保存下来的。表弟陈俊峰说，他也不知道这册谱在什么地方藏着，是大姨夫在去世之前，交给俊峰的二儿子的。大姨夫没有多少文化，却藏宝一般，把一卷麻纸写就的册谱郑重传给孙子。那个时候的人，对文化对字纸有着一种深深的敬畏。

大姨家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大姨夫当年曾全力以赴，想把俊峰培养出去。俊峰先在牧塔念小学，然后到孙家沟公社念初中，念社办高中。社办高中遇到恢复高考，全军覆没。俊峰又到县城高中补习两年，拉下的亏空依然补不起来。三次落榜后，遗憾地离开了高考独木桥。没有挤入大学校门的表弟，对大学无限向往，对外面的世界无限向往。有好几年，我们每次见面，他都要向我讲述本村谁谁考上了什么学校，回来说了些什么新鲜事。他还向我求证那些事是不是真的。脸上那种羡慕好奇的神情，至今我都记得。

放弃高考后，俊峰先当一段代课教师，后来进县化肥厂当了工人。上世纪90年代化肥厂倒闭，他回村与父亲耕种责任田。责任田不足以养家，他又在公路边开了一间小小的修理铺，给过往车辆补胎、充气、电焊。到2008年，村前头的王家岭煤矿开工，工区刚好与表弟的修理铺紧紧相邻。表弟挣钱的机会来了，先开小超市，继而燕子垒窝一般，不断扩展房屋，一共垒起了三十间，每年房租可收十多万。

我母亲兄弟姊妹八个，到我这一代，本县的表字辈亲戚有十七家。原来都在村里居住，近二十来年，有十六家先后进了县城，只有俊峰表弟还像一棵老榆树，固守在牧塔村的土地上。进城人家的经历各不相同，倘若写一篇《十六家亲戚进城记》，一定很有意思。

中午时候，我来到俊峰家，他正守在他的小超市里。旁边一溜出租房，开着两家饭店，一家移动业务办理。楼底下另两排房子住着工队，开着网吧。我在小卖部坐下，一边看表弟售货，一边闲谈。表弟五十五岁，早已没了当年的好奇心。我问今年的收入怎样，他说二十万没有问题。上个月火电厂又把他的十亩地全部征去了，大约也能给二十多万。这些地已经荒芜了十来年，征去也省心。说到现在的日子，表弟说当初既没有想到，更没有规划，完全是碰上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命运吧。

表弟的大儿子从牧塔小学念到桥头镇初中，然后就上了青岛职业技术学校。毕业后托人在神华保德洗煤厂找了工作，后又托人调到了陕西神木县大柳塔洗煤厂，属合同制工人，每月挣四千来块。儿子对工作不满意，经常说不想干了，要回来开网吧，自己搞生意。大媳妇没有工作，在家照看孩子。表弟说，咱没有考上学校，两个儿子也没有念好，孙子是再不能误事了。表弟张罗着要在县城买房，让三岁的孙子上机关幼儿园。

二儿子先念牧塔小学，再念桥头镇初中，再上县城高中，最后考取了一所民办大学。毕业后随亲戚在北京给一家私人公司干活，成天拉着演唱会的灯光道具满北京跑。收入不错，经常能看到名演员演出。现在困扰表弟的，是二儿子该在哪里找对象，哪里安家。

保德县有三百四十一个村庄，能像牧塔村这样，将明末至今十七代族谱保留下来的，尚未发现第二个。然而这个古老村庄眼下正面临着一种挑战，在前后两座煤矿和火电厂的夹攻之下，昔日的安稳已被彻底打破。失掉土地的同时，是大笔征地款的到手。期间有占便宜的，也有吃亏的，人心开始乱起来。眼下在中国，钱的力量无可匹敌，简直可以摧毁一切。文雅、礼仪、书卷气之类的东西，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传统的道德观念，亦如村里那被采空的土地，正在一片一片塌陷下去。村里已经有人吸毒，虽然与邻近几个村比起来人数还算少，但风气之败可见一斑。大多数人家都和表弟一样，对乡村学校已全然失去了信心，都往县城走，有些甚至更远，把孩子送到忻州、朔州、怀仁去。

当村里一片忙乱之时，县城基督教会来传播福音，发展下十几个基督教徒，都是年岁比较大一些的。他们有固定的聚会点，周日照例要活动。每年圣诞节这一天，这些教徒大清早起身，带上黄油糕面粉条，到县城的教堂去过节。

到明年，等那座一百二十万千瓦的火电厂建成，牧塔村全然就成为工业村了，只有四名学生的小学校能否坚持，老祖宗所赐的文化血脉能否传承，着实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