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老师，但第一个教育你的老师即启蒙老师则是最难忘的。而我的这位启蒙老师恰恰就是我的妈妈关雪花。

妈妈自山西日报职工子弟小学创建就在此教书（后改名为“太原三好学校”）。凡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三好小学”上过学的报社子弟多数都是妈妈教过的学生，当年报社大院的家长也总是想办法把孩子送进妈妈所带的班。

说起妈妈，报社大院的孩子、家长每个人都能讲出她的一些故事。

在山西日报大院有人可能不熟悉我的爸爸李如轩，但没有一个人不熟悉我妈妈关老师的。

按现下的说法，“关老师”就是我家的“名片”。

以至于有这样的对话：

“你是谁？”

“我是李建生。”

“……？”

“我是关老师的儿子。”

“建生啊。”

我都六十岁了，到现在都是如此。

一  妈妈的教育

1、学校教育

妈妈是小学语文老师，她在教育上很有研究，尽管她的学历并不高。

妈妈对工作十分认真，对学生充满了爱。优秀的学生自不待言，妈妈对他们恩威有加。好多大哥大姐至今见了我，还给我讲妈妈曾怎样给他们讲课，怎样与家长交流，怎样对他们严加管理并在班上起好带头作用（如张彦彬、康春和、赵利明等等）的故事。多数人则给我讲当年妈妈对他们教育的往事以及一些难忘的瞬间。

那时有许多调皮捣蛋、学习差、甚或有些劣迹的学生，家长都托人送到妈妈的班上，妈妈不仅在生活上关心，还在家里补课，还经常让这些孩子与我们一起在家吃饭。还有的孩子没了母亲，妈妈都给他们吃的、洗换衣服、灭虱子、辅导功课。许多学生长大后都成了才，还有当干儿子的。

妈妈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还被评为太原市优秀教师。

专门说说我所在的这个班。

妈妈的教育很独特，她教过的好学生一定是这个学校最有名气的，例如张仰铮是我们班的大队长，后来就是学校的大队主席，再例如申星、朱小民、樊浩等同学的作文，好长时间都是学校同学们的范文。多数同学在她的教育下都能奠定扎实的学习基础而受益终生。她教过的淘气学生如刘众先、聂青奎、李双喜等则成了她忠实的粉丝。

那是1961年秋天，我们这批1954年出生的报社大院的孩子正好也是五十四人，整整齐齐地进入到“三好学校”一年级一班，正好是妈妈当班主任并兼语文代课老师。现在想当时的家长们一定是很高兴的。

校门口“太原三好学校”的校匾是赵体风格十分大气，据说是当时的校长刘光灿（孩子们当时给校长起的外号是“刘光头”）亲自题写的。一进门一面大镜子，镜子两旁两竖行大字：“你的手脸干净吗？你的衣服整洁吗？”

多少年了我总不能忘怀，这不是最好的校训吗？这不是最好的教育格言吗？

学生的家长多数都是妈妈的朋友，她拉住女孩子的手问长问短，女孩子们穿着鲜艳的衣服在她身边围成一团。对男孩子，整整这个孩子的帽子，整整那个的衣服，大家顿时肃然起敬。

妈妈教书很有特点，她教汉语拼音，尽管操着一口晋南口音的普通话，但教的孩子们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尽管大家小时候都说的是带有报社大院味的太原话，有同学戏谑我们的普通话是“报普”。她教课文，让大家必须背会，背不会的同学留下来朗诵二十遍，直到背会。有些课文妈妈把它编成歌曲，让同学们唱，我至今都奇怪，妈妈小时候上学很少，也没有学过音乐，她怎么能编出那么好听的曲子？配上课文，同学们很快就“唱”会了。至今我们都能想起当年妈妈教我们唱的那些课文。

妈妈很严厉，一是背后的教鞭，二是手中的粉笔头，上课谁开小差了，手中的粉笔头就指哪儿打哪儿，同学们上课谁也不敢开小差。当然妈妈从未打过同学，可是教鞭一指，再捣蛋的同学也立即规矩了。

我是她的学生，同学们背后都很宠我，但妈妈对我却格外严厉，比如在班上，绝不让我出头，那是同学们硬起哄选我，才勉强让我当了一个小队长，就相当于现在班里的小组长。再比如犯了同样的错误，别的同学说说就过去了，到我这里就不行，让我经常在同学们面前无地自容。同学们回忆说：“有一次你没写作业说了谎，关老师把你的头按到课桌抽屉里，让你把作业本找出来，把我们当时都吓死了！”妈妈管我之严厉，我气都喘不过来。

我们这个班的文体活动也相当了得，每年学校总要组织一两次文艺汇演，在报社大礼堂演出，比如王丽芬就演唱过独唱“洪湖赤卫队”的“娘啊，儿死后”的歌曲。徐青表演过双簧，小胖脸涂得红红的，扎一个朝天辫，让人笑得肚子疼。还有些小合唱、小舞蹈之类的，让人目不暇接。节假日，女孩子们总是到家里来围着妈妈，她们的关老师说呀唱呀，那种欢乐气氛谁能忘得了呢？

有一次演出，三好小学的女老师们来了一段“不爱红装爱武装”的舞蹈，妈妈和郑国英、高国华等女老师们扛着木枪，甩着胳膊，在报社大礼堂的舞台上唱着“飒爽英姿五尺枪”的毛主席诗词歌曲，跳得英姿勃发，跳得精神昂扬，那一幕永远定格在我们这些小学生的心目中。

那时候，妈妈和这群年青的女老师们就是山西日报社大院里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2、家庭教育

为了让子女们有礼貌会待人，妈妈让大姐扮演客人， 让二姐、我和妹妹演主人角色，从客人敲门、入座、出门，分别对我们待客提出具体要求，并加以演示，让我们从小就懂得了如何有礼貌地待人接物。

每个星期把我们四个孩子集中起来，站成一排，从老大开始汇报本周在学校学习、生活的情况，如果有错误就会有惩戒，一般情况下会用尺子打手。打几下？征求我们意见，我们求饶妈妈一般也会减轻处罚的，而我们的认真、规矩意识也逐渐形成。

从小妈妈就教育我们要正直、诚实、不要贪婪，有些东西好吃难消化，迟早要吐出来的。

我家里大姐、二姐、妹妹，就我一个男孩儿，可是自己的衣服必须自己洗，自己的袜子也不许别人洗。有一次我晚上没洗袜子就睡觉了，半夜里妈妈一把把我从被子里提起来，让我拿着袜子，光着屁股，蹲在地下，流着泪在洗衣盆里洗净了袜子再睡觉。做饭，家里四个孩子轮流做饭。轮到我的时候，二姐想替我，妈妈却不让，我不得已只好自己学着做，没想到后来我居然能炒几个她最爱吃的菜，而且面条也做得特别好。到妈妈晚年，我回来也经常给她老人家做饭吃。按照现在的观点，这有点接近体罚了，但我对妈妈的爱却与日俱增，当时那点儿“恨”早就荡然无存了。

妈妈对我们要求都很严格，家里存放的好吃的她不发话谁也不敢动。有一年，大伯从老家给我们带了一些大苹果，妈妈挑出四个又大又好的放在窗台上说过节时你们再吃，由于她工作忙没顾上检点，我们又很听话谁也不敢动，开始还关注，每天看着，后来一想过节才能吃，就谁也不去看了，结果有一天苹果腐烂流汤了。又有一年，忻州大娘送来一些葵花籽，妈妈说你们先吃点，剩下的过年再吃，她拿了个小袋子把剩下的葵花籽放到墙柜的顶柜上。过了一段时间，晚上睡觉老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一开灯声音就没了，有一天妈妈突然反应过来，戴了双手套，拿了根小棍，踩上凳子，从墙柜顶柜上轻轻捏紧装葵花籽的口袋拿下来到门外，打开一个小口一看，里面有一窝还没睁开眼，露着嫩粉色的小老鼠。葵花籽已经全成了皮，但我们几个还是很开心，因为我们开了眼界……

妈妈因为工作忙，常把我们四个孩子锁在家里玩，有次我们几个玩游戏，一不小心把家里存的过年用的油瓶子（三斤重）碰倒了，我们几个吓傻了。还是大姐聪明，迅速到墙柜里拿了包药棉花，又指挥二姐从厨房碗柜里拿了碗，让我们拿棉花把地上流下来的油蘸到棉花上，再挤到碗里，八只小手还真把地上的油收回不少。我们四个商量好，妈妈一回来就一起认错，因为犯了错怕挨打，决定让最小的妹妹主说此事原委。听见门上开锁的声音，我们四人自觉地站成一排，低着头，低声向妈妈认错，妈妈不但没有批评我们，还表扬大姐聪明。但妈妈背过脸时，我们还是发现她偷偷落泪了，心疼洒掉不少的油。

1971年二伯脑溢血重病在床，爸爸工作忙（1970年父母已经带着妹妹下放到蒲县黑龙关），由妈妈替他去甘肃平凉探望。妹妹五中初中的同学来信告诉她，太原好多同学不上学参加工作了，妹妹也闹着要到当时的蒲县黑龙关电厂参加工作。爸爸最疼爱妹妹，就找公社书记要了张招工表，填好准备交到电厂去。此时，妈妈正好从甘肃回到家，一看到填好的表，立即撕了个粉碎，并狠狠地说了爸爸一顿：“建英小不懂事，你也不懂？你想把我姑娘变成村姑？你敢断定我们一辈子在黑龙关？小小年纪不多读书当什么工人？”如果不是母亲阻止，妹妹后来真可能就扎根在黑龙关了。妈妈的果断，有远见，为儿女的成长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不知不觉中我们度过了三年快乐而难忘的时光。

妈妈做了我们三年的班主任。

我们三年级毕业了。

时间进入1964年。

二  浴火中的凤凰

1964年，国家发生了一系列大事，2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中国已经出了或正在出修正主义，工业开始学大庆，农业开始学大寨。山西日报社在山西当然要走在了各项运动的前头了，并发挥了特别在学大寨问题上的重要作用。那年5月出版了《毛主席语录》，10月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我们小学生欢欣鼓舞，搞各种庆祝活动。

紧接着阶级斗争开始显现了。

三好小学也毫不例外地受到影响。

那一年，我们是在既兴奋又不安的气氛中度过的。

我们上了四年级，班主任换成一位二十出头的年轻老师。妈妈又带别的班去了。

《山西日报史》说在十年“文革”中山西日报成了重灾区，说的是1966年至1976年这个阶段，其实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群众斗群众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妈妈家庭出身是富农，当年日本人来了，妈妈逃难到了平陆县难民儿童教养所（国民党办的），后赴新疆。日本人投降后，学校要求学生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当时妈妈十五岁），这就埋下了祸根。

我们四年级的那位年轻老师是师范毕业的，刚到三好小学不久，二十来岁还未结婚，正是想出风头，建功立业的年龄。

有一天那个老师和别的老师突然向妈妈发难说：“你是现行反革命！”妈妈问他们讨说法，他们拿出两样证据，一是一张陈旧了的毛主席画像，说妈妈嘴里喊着要好好学习，手里却用教鞭敲打毛主席画像，把那张画像打坏了。妈妈坚决不承认。妈妈仅有一米五二的个子，而毛主席画像挂在黑板上方，她不踩凳子根本够不着。大个子李怀堂老师出面证明，此像旧了是他帮助换的。

第二个证据就是著名的“三好小学作业案”。有一天，他们拿出我们班当年的三四十本语文作业本，有好多与政治有关的造句，其中有一处在毛主席的“席”（实际写错了）旁打了个小×。他们说是妈妈对党、对社会主义、对毛主席不满故意所为，后被妈妈合理的辩解不攻自破。妈妈说，我带的一班大多是报社干部子弟，如果这个作业是我批改的，我早被轰下讲台了，能坚持到今天岂不是笑话！她强烈要求验证笔迹，还我清白……

总之妈妈一天也没有屈服过，后来被他们关进了“学习班”，遭受了百般的身心摧残。

我那时还有点懵，二姐比我大一岁却啥也知道。

二姐从小就干练，家里的财务归她管。有一天，二姐带着我步行到桥头街小学，那里正是关押妈妈们的“学习班”，进去看到一个大家里有好多女老师，有的愁眉不展，有的垂头丧气，妈妈却精神依然。没由来地我哭了，妈妈摸着我的头说，“没出息，不要哭！回去多听姐姐的话，没事多看点书，多练练字……”二姐带我出来到对面的新华书店，给我买了两本书，一本是《平原枪声》，一本是《铁道游击队》。我自幼爱读书，马上就高兴了，现在想想真傻啊！

不久，爸爸们被集中到中央办的石家庄学习班了。

这下大院的孩子们放了羊，放开了在一起玩儿各种游戏。

我们这些爱读书的孩子开始传阅各种小说并抄写各种名言警句。

复课闹革命了，我们按片儿上了太原五中初中。

妈妈回来了，爸爸也回来了。

爸爸直接被下放到蒲县黑龙关，那时候大院里整家整家地开始搬迁。

这时大姐已在铁路建设兵团当苦力了，二姐上了铁路师范。大姐想带我去铁路建设兵团，而妈妈却做了一个让我终生受益的决定，那就是让我留在太原读高中。妈妈说：“建生一定要完成学业，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那年她的独生子，也就是我十六岁了。

前面说过妈妈的教育培养了我独立生活的能力，而她的这一次决定，则造就了我独立生活与社会交往的能力。后来，我读完高中到北郊新城公社下兰村插队，第二年就成为公社知青办负责人，后来到燃化所当工人，再后来又被借调到省煤化厅写作组。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又以不错的成绩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兰州大学经济系，那年兰州大学文科在山西只录取了我一个人。

1980年，在康溥泉叔叔的帮助下，爸爸妈妈又被调回报社。爸爸被安排到报社群工部，妈妈仍到三好小学教书。

我们姐弟四人也陆续中专大学毕业了。妈妈“文革”中被伤害的身心逐渐得到恢复，她还是那样与老朋友们、老师、孩子们乐观爽朗地有说有笑。

1984年，是我调入省政府办公厅工作的第二年，同年12月20日，我在《山西日报》整版发表了一篇关于杨志明的报告文学。翌年小学同学聚会，请了妈妈和当年的那位年轻老师，那位老师说“我从小就看建生有出息”，我听后哈哈一笑，其实心里是挺有想法的。

又过了几年，那位老师的孩子考学成绩不太好，找妈妈帮忙。那时妹妹已在教育局工作，我在省政府工作，当然是有点办法的，但我们都不想帮他，结果被妈妈狠克了一顿，不让我们计较过去。后来，我们帮他的孩子上了理想的学校。

这是什么胸怀啊！

妈妈在我心目中形象越来越高大。

三  妈妈对爸爸的爱

妈妈是1950年二十岁时与爸爸相识并结婚的，五年之内生了我们四个孩子。

妈妈从嫁给爸爸那天起，就将自己的全部奉献给了爸爸，首先承担了全部家务和全部教育孩子的责任，从没有因为家庭琐事让爸爸分过心。那些年爸爸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当时他在山西农民报任编辑，多次被农民报评为模范。要他介绍经验，我看过一份爸爸的经验介绍材料中就有一条，说他之所以能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是因为没有任何家务拖累。

1960年前后困难时期，妈妈总是喝稀的，稠的留给爸爸和孩子吃，结果全家只有妈妈一个人得了浮肿病。

大姐听巩其跃叔叔说，那时家里困难没有手表，中午妈妈让爸爸休息，自己边织毛衣边看时间，按时叫醒爸爸，不误下午上班。

妈妈非常勤劳、节俭、干净，棉被每年拆洗两次，毛衣每年拆织一次，毛毯每年也都要清洗，还要料理一切家务，家里总是窗明几净。孩子们的所有衣服、鞋子、毛衣等等都是妈妈的手工制品。

妈妈对爸爸的家人和他的朋友都非常好，除了每年定期给他们寄钱，他们来到家里妈妈总是热情接待。妹妹有个深刻印象，只要爸爸说“雪花，炒鸡蛋”，那一准是客人来了。细心的妹妹还记得，有几次家里的鸡蛋不够了，妈妈就拿白面和鸡蛋拌在一起，炒出香喷喷的菜肴来给客人吃，还显得有量。

爸爸烟瘾很大，又爱玩儿，打牌下棋都是他的最爱，经常很晚才能回来，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工作。那时候家里人口多，亲戚也多，经济也紧张，妈妈嘴快没少叨叨他，可是只要有了便宜的供应烟，马上就让我们去门口的小卖部排队给爸爸买烟。（这也曾是报社大院的一景，好像家家如此。）

当年姑父是起义军官被蒙冤判刑，妈妈就让爸爸把姑姑和她的两个孩子白李爱姐姐和白新民哥哥，接到太原住在我家里，为了让他们能住下，把厨房打了个土炕改造成一个住房。家里虽然负担重了，但妈妈仍有说有笑，乐而不疲。一直到1962年国家压缩城市人口，姑姑带着白新民哥哥依依不舍地回了老家。（当时，白李爱姐已嫁人去了南方。）

爸爸工作辛苦，抽烟又多，四十多岁便患上了支气管炎，每天咳嗽不停。妈妈劝他戒烟，他也曾经努力戒过，但最后都失败了。妈妈就想尽办法帮他治病，只要听说一个偏方就拿来试试，她听说烤核桃治气管炎，就每天用锥子扎上烤两个给爸爸吃。

1970年，妈妈带着妹妹随爸爸下放到蒲县，后来又调至临汾，我和姐姐逢年过节回去后家里依旧是那么热闹，客人还是那么多，哪里有妈妈哪里就有欢乐。

上世纪80年代重新回到报社后，爸爸在群工部一直工作到离休，后被当时刚创刊的《山西经济报》聘请指导办报。辛苦一生，积劳成疾，爸爸身体上的各种毛病都显现了。

到后来爸爸行走不便，一般情况下不是躺着就是坐着。大便干燥，妈妈每天借助药物或用手给爸爸掏大便，来维持机能运转。爸爸查出老年痴呆病前后脾气大变，妈妈也像换了个人，尽可能让着爸爸、哄着爸爸，儿女们正是为国出力的年龄，在单位工作都忙，照顾爸爸的担子便都落在妈妈身上了。

也许是妈妈照顾爸爸照顾得周到细致，爸爸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以至于最后连说话都得靠妈妈帮助。比如医院医生问诊，爸爸用眼神望着妈妈，等妈妈替他回答。当妈妈想到她的无微不至是促使爸爸老年痴呆快速发展的一个因素时，为时已晚矣！

爸爸后来发展到屎尿不能自理，为了保持爸爸良好的生活状态，妈妈先是给爸爸床上、裤子里垫上尿布，一尿就换，一湿就洗。家里一摞摞的尿垫子，遇上阴天都不够用。妈妈又在尿垫子外面包一层软塑料布，再包一层棉布，既防湿透，又不让爸爸难受。后来妈妈又用纯净水瓶子做尿壶，把瓶子剪成长短不一的样子，长的躺下用，短的坐下用，既方便又卫生。过一定时间检查一下，尿了换一个，换下来的立即洗干净，晾干了待用。爸爸躺在床上十余年没有褥疮，家里也没有异味。

爸爸在最后的日子里丧失了咀嚼功能，妈妈就把饭嚼好后再喂给爸爸。正是妈妈的爱心耐心，带动着我们子女尽心尽孝尽力，我和姐姐妹妹一有时间就赶紧回家伺候爸爸，尽量让妈妈得到片刻的休息。妈妈对爸爸寸步不离日夜操劳，结果把自己累出了一身病，导致了糖尿病并发症的爆发。

四  妈妈的兴趣与爱好

妈妈记忆力奇强，悟性也特别高，融会贯通的能力令人惊叹。她所经历过的事，所读过的书，用过目不忘之慧，过耳不忘之聪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加上她又健谈，所有事情一经她述说就活灵活现，如临其境。我总在想，如果妈妈小时候家庭条件好一点，如果妈妈年轻时候能系统地学一点东西，一定可以成为某一方面的大家。

妈妈爱交朋友，常常说“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与远在新疆的、四川的、西安的、宝鸡的，晋南老家的好多朋友经常打电话或通信。报社院里老的少的，她一下楼就融入其中，与大家讲话总是那么幽默风趣，声音高亢，笑声朗朗。到八十岁的时候，还是那样活力四射。俞洁、石籓莲等阿姨，雷玉珍、李纯光、李翠梅、张林先等老师都是家里的常客。她经常到老干部活动中心打牌下棋参加个比赛什么的，还常常能赢个小奖品，高高兴兴地拿回家来……

平陆县的老同志聚会时，老同志们总是把妈妈让在中心照相留念。妈妈总是把她的学生、同事、朋友、老乡、亲戚放在心上，经常给我讲哪个人怎么样了，哪个人需要看了，就催我或妹妹去看一看。妈妈还特别关心国家大事，每天都要看电视新闻，对当时的领导人都有自己的评价。对于一些有意思的电视连续剧都要从头看到尾，我回来与她一起看时，她还给我讲我没看过的情节。

妈妈也爱旅游，我陪妈妈去过南方多个城市，在海口居住过半年。新、马、泰、港、澳等地也都玩过。有一年夏天承德市的朋友邀我去玩，正好孩子放暑假，我约大姐也带上孩子一块去。妈妈当时快七十岁了，随我们一起到避暑山庄玩了个够，还兴致勃勃地和我们第一个爬上了棒槌山。一路上妈妈幽默风趣、寓教于乐，孩子们至今记忆犹新。她自己还随团爬过华山，上过庐山等等。

妈妈特别能接受新事物，太原兴起了洗脚屋，我第一次带她去洗脚，她觉得非常好，我后来就经常带她去。我带妈妈去金昌盛唱歌，妈妈唱一些老歌也挺尽兴的。老板奇怪地问我，别人都带小姐，你怎么带个老人？我回答，在我眼中，老人就是最美的小姐！太原长风商务区建成了，妈妈想去看一下，正好大姐也在，我晚上便带她们去看夜景，滨河路的各种新桥，商务区的各个建筑显得现代气派，夺人眼目。妈妈看得兴致勃勃，不知疲倦……

妈妈也很爱锻炼。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兴起鹤翔桩功，妈妈每天天不亮就去公园，妈妈的气感很强，几天就入道了，很有心得。她买了很多书，我一看涉及医学、经络、佛教等等，有些还挺深奥，没想到妈妈却不仅看懂了，还能活学活用。后来，妈妈经常给来客和我讲人体的穴位、经络及其作用，佩服得我五体投地。

再后来，妈妈索性看上一些佛教的经典原著了，甚至连圣经也读上了。妈妈的锻炼从不间断，她居然还练起了瑜伽！（爸爸大脑萎缩，在床上呆了十多年之久，妈妈寸步不离，除了精心关照，恐怕也与她的医学知识不无关系。）

妈妈一向爱读书，但小时候我没太注意，光知道爸爸手不释卷，妈妈每天除了教书就是忙于家务，直到我大学毕业分配回山西，才发现妈妈是酷爱读书的，否则就无法解释妈妈的知识面为什么那么宽广。我拿回几套关于文化革命方面的书，妈妈读后对我说：“可惜你爸爸不在了，否则他就知道‘文革是咋回事了。唉，三十而立实不立呀！”“文革”时爸爸妈妈可不就三十来岁吗？

我当即作诗一首：“30而立实不立，40不惑正发迷。50无人知天命，60知己就可以。73岁正发憨，84岁刚懂事。如若能到99，笑看人世目亦慈。”妈妈看后说：“儿子说得好！”有了妈妈的鼓励，我干脆一有机会就与她合作，我带回一本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她读罢感叹道：“人生是旅途，行程短且苦呀！”

我又当即作了一首诗：“人生是旅途，行程短且苦。紧慢留意处，亦常犯糊涂。每每悔当初，何日能觉悟？待到明白时，旅程已结束。”

其实我是有感于现行体制的，每一个体制中人都是在这种犯错误纠正错误再犯错误再纠正的循环往复中熬煎成长的，可爱的妈妈看后逗我：“儿子，妈妈还有用吧？”我赶紧回答：“何止是有用，您就是儿子的灵魂工程师！我希望妈妈活得长命百岁呢！”

后来我索性把我的作品都拿回来，让妈妈进行细细点评，妈妈的点评让我受益不少，妈妈真是有水平啊！

妈妈还告诉我：“你写的你爸爸的那首五言诗，就是经济报发表的那首，陈墨章叔叔还说好呢。”

“妈妈，您真可爱！”

我扑上去抱住了妈妈，可能是因为提到了爸爸，妈妈的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

五  伤逝

妈妈四十多岁时就患了糖尿病，这个没法根治的病魔缠绕了她的后半生，各种可恶的并发症逐渐袭来，什么白内障、心脏病、高血压、脑动脉硬化、肾功能衰竭等等，我带妈妈到北京多家大医院就诊，并到大姐所在的医院做过白内障手术。不管病魔如何折磨，妈妈始终乐观地与病魔做着顽强的斗争。2013年下半年各种病魔袭来，妈妈浑身疼痛，再也撑不住了。6月23日，我和妹妹把妈妈送进医院，7月3日抢救无效妈妈病逝了。八十四岁的妈妈走了，噩耗传出后亲友们赶来，有的不禁嚎啕大哭，我和妹妹也跟着泪水滚滚而下，但就是哭不出声来。我似乎听见妈妈在说：“没出息，别哭！”

妈妈走了，真的走了吗？我好长时间都不相信这是真的，回到家里看着妈妈爸爸的遗像三叩九拜，不间断地去进香。睹物思情，又听到了妈妈那硬朗的声音、爽朗的笑声，又看到了妈妈走来走去的身影……睡梦中妈妈又叫我了：“建生，起来吃饭！”

就这样恍恍惚惚地，妈妈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日快到时，我写了一篇散文诗《永久的思念》，把对妈妈的思念，以及妈妈对我的希望和我的决心悉数写了进去。用微信发出去后，获得大家一致好评。妹妹给我发来一段话，她的写作水平也很高，我读罢突然悲从中来，在家里嚎啕大哭一场，总算把一年的悲伤发泄了出来。

一周年纪念日，大姐从北京赶回来了，郝学智哥哥也从老家来了，二毛也参加了，我带上我写的与妈妈爸爸有关的诗文，与他们一起去了龙山公墓，在妈妈爸爸合葬的墓前进行了祭奠。

光阴荏苒，又一个春节到了，“报二代”的微信群也建起来了。这时一场大雪如期而至，推窗望去一片雪白，大片的雪花还在飘洒。每逢佳节倍思亲啊——

我仿佛看到妈妈回来了，妈妈来看我们了，满天飘着的雪花分明和着儿女的、学生的、亲友的泪花;

我仿佛看到妈妈怕我们冻着，又在床上给我们装絮新棉被，为我们编织新毛衣;

我仿佛看到妈妈推开教室的门，手里拿着一盒彩笔走到黑板前，又画出一幅中国大地图;

我仿佛看到年轻的妈妈与孟野青、李翠梅、刘铁峥等老师拉着手向我们走来……

我想说：妈妈我还有许多话要对您讲，还有许多事想向您请教;

我想说：妈妈我还想与您合作几首新诗歌;

我想说：我又写了一些新诗文，请妈妈您给我点评;

我想向妈妈汇报：我们小学同学建起了微信聊天平台，网名叫《失去的纯情年华》。咱报社大院我们这一代也建起了微信聊天平台，网名叫《山西日报大院后代群》。“报二代”的兄弟姐妹们、同学们踊跃加入，热闹异常。您的孩子们仍像当年一样愉愉快快地保持着那颗乐观向上的心。

我还想向妈妈汇报：由康小明提议，儿子及二光等众人参加，冯爱爱召集，准备编辑出版一本“报二代”文集，书名暂定为《在报社大院的日子里》，大家的热情都很高涨，都在积极写稿并准备图片。妈妈请您转告爸爸、二姐及其他叔叔阿姨们，鼓励我们把这本书弄好吧……

人这一辈子，无论是平坦顺畅还是坎坷峥嵘无不例外，从这一点上说，一切愉快的或痛苦的、美好的或丑恶的、光明的或黑暗的事情都会过去的。但是有一种情结、有一种感情、有一种精神、有一种爱意，那就是在母亲博大胸怀中所包含的这种情结、这份感情、这般精神、这片爱意，将会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以穿越时空的力量，以包含人性地不朽光芒，永远地照耀在人类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