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建+朱妍

[摘要] 20世纪30年代，以林语堂为中心的《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等刊物，不断调整办刊策略，探索适应上海文化消费市场的途径，所刊登的散文以言必近情的话语内容、自然亲切的话语姿态和谑而不虐的幽默话语风格，满足了都市读者的文学阅读诉求，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林氏刊物;散文;言必近情;自然亲切;谑而不虐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5）06-0086-05

话语是说话人和受话人在特定语境中通过文本展开的沟通活动。为使沟通顺利进行，作家会根据语境和读者对象的特点调整文本的表现形式，从而形成其话语特色。显然，话语特色的形成与对话者密切相关。英国学者戴维·伯姆曾指出：“这样来理解对话，就意味着对话仿佛是一种流淌于人们之间的意义河流，他使所有对话者都能够参与和分享这一意义河流，并因此能够在群体中萌生新的理解和共识。”[1]和京派作家居住在旧都北平而沉潜于内心对话形成的独语体散文不同，围绕着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的作家群体，置身于上海这一现代化、国际性大都市中，对话的主要对象是以市民大众为主体的读者，在长期的摸索中，形成了这类刊物散文的话语特色。

一、话语内容：言必近情

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相继创办了《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这些刊物受到了读者市场的极大欢迎，编辑部收到的稿件堆积如山，佳作经常被延迟到数期后刊载，刊物的发行量一直居高不下。但是林语堂并未因此而满足。究竟如何让自己的创作理想成功、办出自己心中想要的理想杂志？这是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文学实践中从未停止思考的问题。通过对中国杂志和西洋杂志、中国散文和西洋散文的比较，他提出了“近情”的话语要求。

作为一个具有宽广文化视野的刊物编辑者和散文理论倡导者，林语堂尤为注重对西方资源的借鉴。他不断强调西洋杂志具有现代的人生观，接近人情。在创办《宇宙风》之初，他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西洋人要人人尽情工作，尽情作乐，皆所以得人情之正。现代人生观是诚实的，怀疑的，自由的，宽容的，自然主义的。现代中国人的人生观，承理学道统之遗毒，仍是虚伪的，武断的，残酷的，道学的，坐禅式的，真有朱子‘一闻钟声便觉此心把握不住之慨。然不有现代人生观，何以为现代人？”[2]53他以西洋健康的人生观来比对承理学道统遗毒的中国人生观，提出了如何建设现代人生观的主张。在《写中西文之别》一文中，林语堂进一步梳理了西方文化“近情”的发展轨迹和现状：“西洋礼教社会自十八世纪中叶就开始动摇，又被浮尔德讽刺一阵，被卢梭吆喝一声，早已风驰电掣，雾化烟消了。继来的是浪漫主义之爱伦尼（romantic irony）及人道主义，加以科学机器之发明，心理学之深入，由是一个酸腐的，固封的，武断的文化变为宽容的，流动的，理解的文化。这个文化对于人情是比较理解的，对于女子，对于小孩，对于性的问题，对于结婚离婚，都是取同情理解而不取教训定罪的态度。”[3]林语堂认为，与西方相反，当时中国文坛笼罩在传统理学道义的遗毒之下，作家开口谈道义，闭口说立场，无疑会剥夺文学的本义，使得文学成为政治宣传的附庸。林语堂将这种文学观点称之为 “不近人情的文学观”，直斥道：“其文不近人情，其人亦不近情。人已不近人情，何谈救国？”[2]53在林语堂看来，不近人情的散文创作会陷入高谈阔论的怪圈，不近人情的散文作品会让读者望而却步、废然掩卷。他认为当时不少中国读者虽识字、有钱、有闲而不看书报杂志，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杂志内容的唱高调与不近人情。他以妇女杂志为例说道：“譬如今之妇女刊物除了打倒拥护之外，还有什么贴近人生的有趣味有意义的议论记述？中国杂志如果永远高谈阔论下去，中国的杂志无论怎样赠送大减价也总只有没落，没落，一百个没落。”[4]

那么，什么样的话语内容才是接近人情的呢？虽然，林语堂认为没必要限制散文的取材，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小，皆可取材”[5]，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加取舍，只要符合“近情”的贴近人生心灵上的问题，“即是牛毛细一样的题目，亦必穷其究竟，不使放过。非小品文刊物所弃而不谈者，我必读之，或正经文章之阔大虚空题目，我反不谈”[6]11。要“近情”就要接近人的生活的本真状态，就要表现大千世界中的人生百态，不回避家长里短、琐屑细碎。因此，不以表现政治话题为单一目标而重视表现人生的琐碎，不以敷陈事理为要务而去观察社会现实，不发挥空谈议论而叙述人生真切的经验，就是林语堂在散文取材“近情”方面的要求。对于散文题材的这种取向，他表现得非常自信：“吾辈文人，向不知西洋文学为何物，独于西洋人生之甘苦，风俗之变迁，家庭之生活，社会之黑幕，谈之不厌，且谓从此可更亲切认识西洋文化之真面目，较之高谈阔论‘巴尔干形式之鸟瞰而不识巴尔干地图之流，其志趣之高下为何如也。”[7]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12月

第31卷第6期满建，等：林氏刊物散文的话语特色

在林语堂“近情”文学观念的影响下，《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上的散文在内容上不局限于宏大题材，而多从生活的小处细处着眼，将人间世态和宇宙万物形诸笔端。比如描述人间百味的散文有姚颖的《墙的悲哀》、徐訏的《新年谈忆旧与怀新》、徐仲年的《命名记》、何荣的《讲道德》、彭学海的《谈“骂”》、钟开莱的《说信条》、浑家的《论尊严》、王维凯的《论机遇》;叙写饮食男女生活百态的散文有丰子恺的《吃瓜子》、双红的《茶里的人生》、徐訏的《论女子的衣领》、季明的《杂谈理发》、奚白的《洗澡有感》、雷迅的《咳嗽》等;对现实大千世界进行速写的散文有李青崖的《偷鸡桥的盛会》、岂凡的《参观记》、丁太玄的《法院旁听记》、何容的《逛财神庙》、肖今的《北平图书馆散记》、钱可训的《检查记》等;描绘各地风情的散文有吴祖光的《上海年景》、何芳洲的《从一只小虫看上海》、司马訏的《秦淮河畔的除夕》、英弟的《广州人》、卜斯水的《湖北人的脾气》、大岳的《汉川杂谈》等等。在这些作家笔下，诸如人生经历、世俗情感、家庭琐屑、个人嗜好等都成为表现的内容，作家从衣食住行等人类最基本的行为和需要出发，或通过说理抒情，或通过描绘人物、评论时事，发掘其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情趣，“凡方寸之中的一种心境，一点佳意，一股牢骚，一把幽情，皆可听其由笔端流露出来，是谓现代散文之技巧”[6]11，从而形成其近情的话语特色。

林语堂的散文创作鲜明地体现了“近情”的话语内容。比如阅读文学作品或者看影视剧时被打动而流泪是人类的自然生理现象，但有人却怕被别人讽刺为脆弱而刻意掩饰。林语堂在《论看电影流泪》中直率地写道：“因为我看电影常流泪，所以看见隔座姑娘拿手绢擤鼻子，或是出来颊上留两条泪痕，便觉得比较喜欢她，相信她大概心肠不错。”[8]在该文中，林语堂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着手，比较中西文化对哭泣态度之不同，生发出人如何保持一颗赤子之心成为真正健康的人的深刻人生哲理。他的《论坐在椅上》《我怎样买牙刷》等都是这样尽情的妙文。徐訏的《论看女人》以男人的心理谈论看女人的印象，切近人情。吴频迦的《谈世故人情》所写的是经历若干世事之后对世故人情的深切体察，他从现实环境出发，对传统所谓的道义之交进行质疑，这种从世态人情出发谈论问题发表见解的散文无疑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二、话语姿态：自然亲切

《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等几种杂志是面向市民群体的都市消闲刊物，市民读者的接受能力和阅读需要不仅影响着刊物的内容，也制约着作家写作的话语姿态。有学者指出：“报刊的市民化走向决定了报刊语言必须适合于市民读者的阅读需要，不仅要照顾到读者对报刊的接受能力，还要考虑到启蒙的文化目的。”[9]作为从“五四”时代走向20世纪30年代上海大众文化市场的知识分子，林语堂深谙此中三昧：“杂志之意义，在能使专门知识用通俗体裁贯入普通读者，使专门知识与人生相衔接，而后人生愈丰富。”[2]54顺利衔接的重要一环就是启蒙者的身份转变以及相应的话语姿态的调整。从“五四”时代面向群众的激昂慷慨的情感宣泄，到朝向20世纪30年代市民大众读者的自然亲切的娓谈语气，林语堂顺利地实现了转变，无论在刊物的运行还是散文的创作方面，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怎样才能做到自然亲切？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在谈到两者关系的时候，林语堂曾说道：“作者与读者之关系不应如庄严之厨师对其生徒，而应如亲熟故交，如是文章始能亲切有味。”[10]197正是基于对两者关系的这种认识，林语堂特别强调写作姿态的随意和放松，在《论小品文笔调》一文中，他提倡如良朋话旧、私房娓语的“闲谈体”、“娓语体”散文。这种散文，把读者当成亲热的故交，作者和读者的关系非常融洽，因而笔墨轻松，易于吐露真情，谈到畅快之时，得意忘形，可以达到西文的“衣不纽扣”之心境，而非传统文章那种如太守冠帽膜拜恭读上谕的严肃紧张。

在具体操作方式上，为达到亲切自然的交流状态，作家势必要放下架子，运用市民读者熟悉的通俗语言来进行交流。林语堂对那种装腔作势的文风非常厌恶，他指出：“时行白话做势装腔甚于文言。‘他是触到了难比的深度同阔度是何鬼话？‘而今日却被他们利用来掩盖同粉饰活生生的现实的雄姿的工具了是何屁话？一人行文，不肯平淡，不肯通俗，徒以搬弄辞藻为能事，以炫其实，与做艰深古文者何别？故今日杂志虽多，而近情可读之文章极少。”[2]54针对当时有人把白话文做得周章浮泛的状况，林语堂甚至反其道而行之，提倡语录体的创作：“有种题目，用白话写来甚好，便用白话，有种意思，却须用文言写来省便。有一句话，说一句话，话怎么说，便怎么说，听其自然相合可也。”[11]为了拉近和读者的距离，林语堂在语言的使用方面甚至讲究到了单个词语的运用上，他说道：“盖幽默小品，作者与读者如在客室谈话，用‘汝‘我适如熟友闲谈，不如此不能达到亲切自由地步。若易以‘吾人，便又似在讲官话，而拒人于千里之外矣。此虽是小事，却与整个文体有关，一言‘吾人则文章典雅，而失闲适意味。”[12]由于杂志的阅读对象多是上海读者，林语堂在《提倡方言文学》一文中，带头尝试用上海方言进行写作，这无疑是能唤起读者的亲切感、缩短和读者之间的距离的。

自然亲切的话语姿态不仅表现在对平实语言的选择运用上，还体现在语气的随意自由上。比如林语堂在《说避暑之益》中先说自己搬出分租的洋楼，其原因是因为房东把房后原有的荒原整理出来而失去了野趣，接着写自己现在搬来的住处是“一所人类所应住的房宅”，宅子的周围有各种动物， “我的小孩在这园中，观察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至理，总比在学堂念自然教科书，来得亲切而有味，只可惜尚未找到一只壁虎。壁虎与蜘蛛斗起来真好看啊！……我还想养只鸽子，让它生鸽子蛋给小孩玩。所以目前严重的问题是，有没有壁虎？假定有了，会不会偷鸽蛋？”[13]119这种充满了天真的假设语气，似乎是和读者拉家常。由此作者进一步想到了避暑的快乐，在对自己过去经历的绘声绘色的讲述中，巧妙地将叙述的角色置换成了“你”，仿佛将读者放置到避暑的种种快乐情境之中。整篇文章就这样在真诚的交流中拉拉杂杂写出了避暑的种种快乐，那种自然的角色转换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将作者和读者融为了一体。全增嘏的《小顺子珠儿玛琍》写的是与一个从乡村到都市的爱慕虚荣的女子的相处经过，叙述语言亲切自然，人物对话十分生活化。邵洵美的《酸葡萄》在亲切的闲谈中对传统的酸葡萄心理进行了新解释。作者开篇先讲述了酸葡萄心理的故事，指出酸葡萄心理是可以原谅的，接着用交际场中常见的两段谈话来描绘这种心理的实际情形，分析了狐狸吃了葡萄还说酸的心理的几种可能，道出了所谓“谦虚”的危害性，最后说道：“吃不到葡萄说酸葡萄，可恕;吃到了葡萄再说酸葡萄，可杀。狐狸，狐狸，知道了么？”[14]邵洵美将狐狸吃了葡萄还说酸的心理动机的危害性娓娓道出，从叙述故事到对话举例，以及道出见解，行文自然随意，语气亲切自然。

《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在编辑和读者之间建立了一个交往对话的公共空间，要使这个空间充分发挥其效用，就要拉近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林语堂对那种孤芳自赏的创作姿态始终保持着警惕，他批评道：“长此下去，文学何能通俗，杂志何能普及，终成文人之玩意，你读我的我读你的而已。”[15]因而作家调整身份、保持自然亲切的话语姿态、把读者当成可以促膝交谈的朋友是以上几类刊物散文始终如一的追求。当然，这种种努力，并非一味迎合读者，也在实践着林语堂心目中的理想散文的目标，他曾指出：“总之，我所要搜集的理想散文，乃得语言自然节奏之散文，如在风雨之夕围炉谈天，善拉扯，带情感，亦庄亦谐，深入浅出，如与高僧谈禅，如与名士谈心，似连贯而未尝有痕迹，似散漫而未尝无伏线，欲罢不能，欲删不得，读其文如闻其声，听其语如见其人，此是吾所谓理想散文。”[16]

三、话语风格：谑而不虐

话语产生在特定的语境中，不同的文化语境会产生不同的话语风格。在20世纪30年代政治文化环境和上海市民文化语境下，林语堂主编的《论语》等刊物上，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数量庞大的幽默文章和谐谑漫画。由于提倡和写作幽默文章，林语堂本人也被冠以“幽默大师”的称号，这种话语风格和林语堂“五四”时期那种披肝沥胆、慷慨激昂的公开抗议已截然不同了。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从左翼作家的立场出发，阿英认为林语堂之所以形成幽默主义，是因为他在社会变革的黑暗时期既缺乏鲁迅那样打硬仗式的勇敢，又不甘心像周作人那样逃避，也不能进行露骨的讽刺，不想说无意思的笑话，于是不得已而为之，走向了幽默一途。对于自己风格的转变，林语堂后来曾解释说：“那严格的取缔，逼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我势不能不发展文笔技巧和权衡事情的轻重，此即读者们所称为‘讽刺文学。我写此项文章无异是马戏场中所见的在绳子上跳舞，需眼明手快，身心平衡合度。在这个奇妙的空气当中，我已经成为一个所谓幽默或讽刺的写作者了。”[10]13阿英的理性分析和林语堂真诚的自我解剖揭示了幽默话语风格形成的政治原因。1927年，国民党定都南京后，加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实行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相对宽松自由的言论环境已经不复存在。《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既要避过政治锋芒以保全自己，又要将自己的思想委婉地表达出来，形成幽默话语风格是有其根据的。

但是若从上海所独有的商业文化机制来考察，谑而不虐的幽默话语的形成更有其深厚的土壤。事实上，“幽默”一词的提出并不始于《论语》的创办。早在1924年，林语堂就在《晨报副刊》先后发表《征译散文并提倡“幽默”》和《幽默杂话》两文，但由于当时社会缺少能够接受幽默的广大市民读者基础，加之林语堂本人没有进行具体的写作，幽默的提法仅是昙花一现。20世纪30年代上海拥有全国最大的都市文化空间，市民群体崛起，市民文化勃兴，文化消费需求剧增。《论语》第1期，林语堂发表了《答青崖论幽默译名》一文，将幽默定为刊物的目标：“《论语》发刊以提倡幽默为目标，而杂以谐谑，但吾辈非长此道，资格相差尚远。除介绍中外幽默文字以外，只求能以‘谑而不虐四字相规劝罢了。”[17]要抓住以市民大众为主的读者对象，又要保持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特精神追求，就要使刊物上的散文在具有相当趣味性的同时又葆有一定的格调，这无疑是使刊物在旗帜如林的文化市场上生存、发展和获得读者青睐的不二法门，因此，幽默而又“谑而不虐”就是理所当然了。在此办刊目标下，《论语》半月刊开辟“幽默文选”专栏，选载古今幽默文章，发表各类幽默散文，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论语》创刊号重印了几次，轰动了读书界，毫无疑问是幽默口号的提出让此杂志走向了文化市场的最前端，而上海这个巨大的文学市场又使得幽默话语成为风行一时的文学时尚。

作为一种影响很大的话语风格，林语堂等人提倡的幽默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林语堂在《论幽默》一文中系统阐述了他的幽默观。与之前把幽默仅当成是“不关紧要的玩意儿的话”不同，他在对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的重估中，在对西方幽默概念的辨析中，将幽默视为“人生之一部分”。在林语堂看来，幽默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人生观。凡写幽默小品的人，必须有独特的见解和对于人生的观察，在这种心境下，无论何种题目，均可涉笔成趣。在该文中，他还区分了幽默和讽刺、滑稽、郁剔、机警的不同，指出了幽默的独特内涵。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幽默呢？林语堂指出：“世事看穿，心有所喜悦，用轻快笔调写出，无所挂碍，不作烂调，不忸怩作道学丑态，不求士大夫之喜誉，不博庸人之欢心，自然幽默。”[13]79他强调了幽默的重要性：“无论哪一国的文化，生活、文学、思想，都势必有幽默的滋润的。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18]

在幽默理论观念的指导下，《论语》发表了大量幽默散文。《人间世》和《宇宙风》办刊侧重点虽有所转移，但也承续了《论语》的幽默传统，谑而不虐的幽默话语是这几个刊物散文的鲜明特点。岂凡的《发起救国道场意见书》、老向的《理发救国论》、邵洵美的《以吃立国论》、彭学海的《幽默救世论》，均用游戏化的笔法抒写庄重的主题，针砭时弊;林语堂的《增订〈伊索寓言〉》、邵洵美的《酸葡萄》等在对寓言故事的重新解读中分析事理，让人忍俊不禁;何忧的《活埋论》、立本的《反世态炎凉论》、木林森的《提倡做狗》、恩的《论和尚吃荤》、周媺士的《女人好吃论》、林光迈的《取缔男女同行实施办法之商榷》、亦凡的《一日之睡在于晨》、海戈的《论麻将与哲学、艺术及中国政治之关系》、鸣秋的《开娼布告》、施克余的《秃头的人七个时期》等文在奇谈怪论中显示出作者立题命意的新颖别致。幽默的心境是洒脱的，由于笔调轻快、无所挂碍，散文的形式也得到了解放，不拘一格，自由自在。老老的《“狗儿”演化史》将一个小名叫“狗儿”的人在一岁、入塾、读英文、毕业、服务党国、留学、回国、恋爱、革命、投稿、失意、学佛、卖字、老耄等人生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名字列出来，成为一篇没有句子的妙文，在类似目录的列举中洞悉了人物的生命历程。

林语堂提倡的谑而不虐的幽默话语风格遭到了京派文人和左翼文学阵营的反对。从排斥文学的商业性以保持文学创作的纯粹性和自律性出发，沈从文指出：“中国近两年来产生了约二十种幽默小品文刊物，就反映作家间情感观念种种的矛盾。（这类刊物的流行，正说明这矛盾如何存在于普遍读者群。）这些人对于文章风格体裁的忽视与鄙夷，便显得与流行文学观念并不背道而驰。这方面幽默一下，那方面幽默一下，且就证实了这也是反抗，这也是否认，落伍不用担心了。”[19]朱光潜批评幽默小品创作态度不严肃、不庄重，迁就小市民的低级趣味， “有些作家为要逢迎这种低级趣味，不惜自居小丑，以谑浪笑傲为能事。前些时候有所谓‘幽默小品借几种流行的刊物轰动了一时，一般男女老少都买它，读它，羡慕它，模仿它。一直到现在，它的影响还很大”[20]。鲁迅则以左翼作家立场，认为在风沙满面、虎狼成群的社会环境下提倡幽默是不合时宜的。面对这些批评，林语堂等人仍然坚持其创作观念，他们一方面巧妙地躲开政治的锋芒，一方面在自己趣味的推动下，用谑而不虐的幽默话语满足广大读者的文学消费需要，使得各方“皆大欢喜”。1936年，林语堂赴美，在《临别赠言》中他对自己提倡的幽默总结道：“所以若谓提倡幽默有什么意义，倒不是叫文人个个学写几篇幽默文，而是叫文人在普通行文中化板重为轻松，变铺张为亲切，使中国散文从此较近情，较诚实而已。”[21]

总之，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后，以林语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适应上海的文化市场需要，不断调整思想传播和言说的方式，形成其言必近情、自然亲切、谑而不虐的幽默话语特色，使得林语堂主编的这几份刊物获得了读者市场的极大欢迎， 他后来总结道：“每期二万本《论语》有六万读者，似可充分证明了。”[22]林氏刊物的这些实践，对当今文化市场勃兴下的文学刊物实践和散文创作，具有比较重要的启示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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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林语堂.中国杂志的缺点——西风发刊词[J].宇宙风，1936（24）：583.

[16] 林语堂.小品文之遗绪[J].人间世，1935（22）：44.

[17] 林语堂.答青崖论幽默译名[J].论语，1932（1）：45.

[18] 林语堂.论幽默（下）[J].论语，1934（35）：525.

[19] 沈从文.风雅与俗气[M]//沈从文，萧乾.废邮存底. 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43.

[20] 朱光潜.文学上的低级趣味[M]//朱光潜.朱光潜文集：第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8：189.

[21] 林语堂.临别赠言[J].宇宙风，1936（25）：80.

[22] 林语堂. 林语堂名著选集：第14卷[M].沈阳：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75.

[责任编辑：夏畅兰]

On Discourse Features of Lins Publication Proses

MAN Jian， ZHU Yan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Anhui 234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30s， publications including Lun Yu， Ren Jian Shi and Yu Zhou Feng which are all primarily edited by Lin Yutang continuously adjusted the publishing tactics and explored for a way that could acclimatize themselves to cultural consumption market in Shanghai. Proses which are published on periodical formed the discourse content abutting humans life and emotion， the natural speech attitude with affability and the writing style in tease without embarrassing， all those produced extensive and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Chinese modern proses.

Key words： Lins publication; prose; affectionately discourse; natural affability; tease without embarrass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