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一

1982年，一部名叫《少林寺》的影片红遍大江南北，影片在成就了一代“功夫巨星”李连杰的同时，“少林功夫”也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被推向了国际。在影片结尾处，经历过一番快意情仇之后，在受戒仪式上，住持大和尚高声问觉远：“尽形寿不杀生，汝今能持否？”觉远答：“杀心可息。匡扶正义之心不可息。”住持大和尚颔首微笑，又问：“第二，尽形寿不偷盗，汝今能持否？”觉远答：“能持。”当住持问到“第三，尽形寿不淫欲，汝今能持否”时，觉远犹疑了。所谓的“尽形寿不杀生，不偷盗，不淫欲，不妄语……不蓄金银财宝”共“十戒”正是出家人必须遵守的清规戒律。

如果说剃度是从人的外貌上标志着由俗人到佛教徒的转变，那么，“沙弥十戒”则是从人的精神、信仰上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完成。然而，自佛教传至东土起，佛教就与中原政治有着天然的联系，而在寺院内部，更像是一个“微缩版”的社会，三六九等的人混杂其中，各自怀着不同的目的，有的为了避祸，有的为了赎罪，有的“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如此，僧人与世俗生活从来就不曾断绝关系。 一些僧人虽然削了须发，披起袈裟，戴着念珠，却公然或暗地里追求世俗社会的生活风气，过着既是僧人、又是俗人的生活。这种现象每个朝代都会发生，在许许多多的寺院生活史中都曾出现过，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折射出一个时代的风气与面貌。

亦僧亦官——权贵的诱惑

似乎，佛教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层人士（包括皇帝在内）都有着不解之缘。在它刚刚来到人地两生的中国不久，就使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着魔，继而又使汉明帝对它产生极大的兴趣，派人千里迢迢请来印度和尚，并特地为他们盖起了中国大地上的第一座寺院——白马寺，此后，佛教、寺院、僧人们就与皇家有了天然的联系。

起初，佛教传入中国，是带着普渡众生的初衷而来，然而佛教想要在中原立足，就无法避免地需要得到官方的支持。于是，佛教的教义也“入乡随俗”以适应中原文化。教义本身就极有利于帝王的统治，佛教宣扬人们应安贫乐道、不争不抢、灭尽人欲、听信命运、苦修来世等等，这些都有益于统治者对民众的管理，所以，当佛教刚刚在中国开始传播，就得到了帝王的格外看重，一会儿送田送地，—会儿舍金舍银，一会儿又给予种种特权，寺院从此也算是真正交上了好运。

在中国，历来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有普天下的物力、财力作为后盾，僧人们自然也乐于向帝王朝廷频频递上致意之手，与帝王一拍即合。历史上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帝王召见僧人，待为上宾，甚至活着封官、死了封公封侯的记载。

帝王的这一手，的确有些搅乱了在寺院中按照清规戒律修行的僧人的心，尤其是那些原本有志于参政，但由于仕途不通才遁人寺院的僧人，心里就不能不重新泛起追求功名富贵的波澜。

他们的目光往往也开始由经卷转向了社会.转向了朝廷，寻找着被帝王或王公大臣赏识以及参政的机遇：而朝廷对僧人参与政事，尤其对那些颇有政治头脑的僧人参与政事，相信他们绝不至于因政绩斐然就夺了自己的位子，倒也十分欣赏、十分欢迎。这样，在汉化寺院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结交帝王、达官贵人、参与政治的。“亦僧亦官，亦官亦僧”的僧人以及追求官方赏识和知遇的独特风气。

如果说，早期的僧人如佛图澄、道安等，与帝王结交以及参与政治，还是因为。“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重心似乎更多地在于弘扬佛法上的话，那么，自南北朝开始，僧人参与政治就更多地体现为对世俗荣华富贵的追求和打入上层社会的功名欲望了。这种本不应该在寺院出现的风气，带有浓厚的世俗社会气息，是寺院受世俗社会风气影响而产生的特殊生活内容。

在佛教发展史上，就有多位以参与政事而享誉一时的僧人。如南朝刘宋时的慧琳，据《高僧传》卷七、《宋书》卷九十七、《南史》卷七十八、《弘明集》卷三等载，他俗姓刘，秦郡（在今陕西）人，少年出家，剃度于冶城寺。慧琳才华横溢，不仅精通佛学，也精通儒、道之学。出家后，曾经写了一篇《均善论》（即名噪一时的《白黑论》），借白先生与黑先生之口，论说儒佛关系，得出了儒佛“殊途而同归”的结论。宋文帝见到此《论》，曾大加赏识，于是，在元嘉年间“慧琳就参权要，朝廷大事，皆与议焉。宾客辐辏，门车常有数十两，四方赠赂相系，势倾一时！方筵七八，座上恒满。琳著高屐，披貂裘，置通呈书佐，权侔宰辅。会稽孔颛尝诣之，遇宾客填咽，暄凉而已。额慨然日：“遂有黑衣宰相，可谓冠履失所矣。”

这里哪里还有一点寺院的规矩，全然是一派世俗之风。慧琳固然精通佛学，却并不真正醉心于三宝，虽然身为僧人，却不遵循清规戒律去潜心修行，著有《白黑论》，不去宣扬佛法，反而颇加“贬裁”，并由此成为帝王的座上客、朝廷中没有官职的官员；以致宾客辐辏，四方赠赂，势倾一时。难怪有人感慨说，此为“黑衣宰相”了。

由慧琳所开“亦僧亦官，亦官亦僧”的风气，成为寺院僧人一时悄悄效法的风尚，凡是能捞着这种机会的，都不免去试试。例如隋代有位名叫法轮的和尚，博通内外之学，写得一手好文章。一天，他听说隋文帝大驾光临仁寿寺，急忙跑去谒见，居然如愿以偿。受宠若惊的法轮，对着隋文帝“躬身展礼”。当隋文帝赐他饭时，又当即献诗，对隋文帝大加吹捧。可惜法轮并没有慧琳那么好的运气，只是美餐一顿也就悻悻而归了。但他想走“亦僧亦官，亦官亦僧”之路的目的则是明显的。至于与法轮同时期的和尚灵藏，更是简直闹到了招摇过市的地步。他为了与隋文帝及达官贵人来往方便，竟“择京都中会，路均远近”之处建了所寺院，以便自己经常出入宫廷。后来，他“光价朝宰”，“与帝等伦，坐必同榻，行必同舆”，甚至连当朝宰相也要对他“两日一参”。这种殊荣，如何能不引诱寺院中僧人的功名之心！

然而，像慧琳、灵藏还只是属于出入朝廷，参与政治，成为“亦僧亦官，亦官亦僧”的“黑衣宰相”，虽然终日在皇帝麾下出谋划策，但也未能发挥多大的影响，只不过是风光一时，令众僧欣羡而已。而唐代著名的“《大云经》事件”，却是僧人们在参政风气熏染下干出的一件亘古未有的大事，甚至对皇帝之位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唐高宗时，武则天早就想废唐自立，尽管她积极准备，但作为皇后要想登上帝位，终有名不正、言不顺之嫌。就在她处心积虑地筹划如何称帝之时，10位颇有远见，或者说是有野心的僧人为她吹来了强劲的“东风”，这就是被称之为伪书的《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书中说：

经曰：“即以女身，当王国土”……者，今神皇王南阎浮提一天下也。

经曰：“女既承正，威伏天下，所有国土，悉来承奉，无违拒者。”此明当今大臣及百姓等，尽忠赤者，即得子孙昌炽。……如有背叛作逆者，终使国家不诛，上天降罚并自灭。

这里，僧人们把《经》中“当王国土”的“女身”，解释成武则天，并称之为“神皇”，以关合武则天自封的封号“圣母神皇”。这样，便为武则天的登基涂上了君权神授的色彩。颇有政治家精明头脑的僧人，这一手来得实在太是时候了。据《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说：“沙门十人伪撰《大云经》，表上之，盛言神皇受命之事。制颁于天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总度僧千人：”僧人此举.果然大得武则天欢心，就在僧人的紧锣密鼓声中，武则天很快便堂而皇之地“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并为自己加号曰“圣神皇帝”，自然，武则天也没忘了要好好地犒劳、旌表这10位僧人的巨大功绩。她一登上帝位，10位僧人马上就都得到了县公的爵位，而且还披上了武则天亲赐的紫袈裟，戴上了银龟带，个个心满意足了。自此，汉化寺院出现了只有朝廷三品命官才能用的紫色，并且还兴起了以穿紫袈裟为荣耀的风尚。

历史上，并不仅仅只是唐代“亦僧亦官”、僧人参与政事的风尚最为兴盛。事实上，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曾涌现出以参与政事而出人头地的僧人，例如明代的道衍就曾是一个把此风尚推向极致的僧人。

道衍从14岁时即剃度出家为僧，后来明太祖朱元璋选高僧侍奉诸王，道衍便跟随燕王朱棣，在北平庆寿寺做住持，每日出入燕王府。朱元璋死后，惠帝立，道衍密劝燕王起兵作乱，并在后苑为其操练兵丁。不料燕王起兵初战不利，欲就此罢手，道衍又极力怂恿，终于使燕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成为明朝的第三代皇帝，即明成祖。《明史·姚广孝传》说朱棣“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是毫不夸张的。朱棣做皇帝后，道衍也跟着荣耀起来，先做了僧录司左善世，后又拜赞善大夫、太子少师。为使道衍一心从政，明成祖复其原姓姚，赐名广孝，呼为少师，令之蓄发，并送上两位美貌宫女。可道衍似乎并不想放弃“亦僧亦官”的身份，所以他只接受了明成祖赐予的官位，其他则一概拒之，仍居于庆寿寺中，每日上朝则身着官服，退朝回寺院仍换袈裟，成了典型的“亦僧亦官，亦官亦僧”的一身二任的角色。道衍圆寂时，成祖为表示对其哀悼，辍视朝二日，命有司按照僧礼治丧，追赠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并亲自制神道碑以记其功。在中国古代寺院中，大概极少有像道衍享有如此多的封号、名爵的僧人了。

这种追求“亦僧亦官，亦官亦僧”双重身份的风气，确实给寺院生活带来世俗社会的强烈气息，使僧人的眼界得以从狭窄的僧堂佛殿投向广阔的社会环境，投向影响着人的名誉欲望的政治生活。虽然佛教教义要灭绝人的一切功名利禄之心，但从心理学上说，名誉之心是人类本能的一个需要层次，是不可能彻底灭绝的。

亦僧亦俗——情欲的诱惑

“食色，性也”，“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一个饮食，一个男女，这大概是人最本能的两种生存欲望，也是世俗社会中对人的最大诱惑了。尽管古代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但这却并不妨碍人们放纵情欲，追求花天酒地，拥红倚翠的生活，特别在唐宋以来的大都市里，奢靡、享乐、淫荡之风几乎充斥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形成对古老、正统、刻板的传统中国的强烈冲击力，在这种社会风气之下，光靠佛门的说教、寺院戒律清规的束缚，又如何能真正禁锢住僧人的身心呢？

从原则上说，寺院的僧人绝不能沾“饮食男女”这两大欲的边，但这并不等于僧人就不想沾或不敢沾。人的本能，人的七情六欲，并非一进寺院剃了头，念上几卷经就可以根除，也并不是任何外力的强制所能强制得了的。只要是人，是正常的人，对饮食男女之事就会有所渴求。

历史上，鸠摩罗什是一个伟大的译经师。他的翻译事业，堪称独步空前。他不仅第─次有系统地翻译和介绍大乘空宗的理论，而且在翻译文体上也一变过去朴拙的古风，创造出─种具有外来语和华语调和之美的新文体。

虽然鸠摩罗什是一代高僧，但却曾有过两次婚姻经历。第一次是在前秦的时候，当时前秦将领吕光率兵攻破龟兹，在龟兹的鸠摩罗什也被俘虏。后来，在吕光的授意之下，他与龟兹王的女儿结婚，

如果说这一次还有被迫的成分，而后来数女同居则完全出于主动。鸠摩罗什被吕光俘获后，一直在吕光的控制之下。后来吕光建后凉，他自然又成为后凉的臣民。后凉灭亡，鸠摩罗什再归后秦。后秦皇帝姚兴对鸠摩罗什仰慕已久，待以国师之礼。有一天，鸠摩罗什在草堂寺 讲经，姚兴及大臣僧侣等千余人出席。但正当大家都肃容观听之时，鸠摩罗什却忽然从讲台上走了下来，对姚兴说：“有两个小儿站在我的肩上，要让他们消失，必须用妇人。”于是姚兴就宣召一个宫女去陪鸠摩罗什，“一交而生二子”。姚兴认为像鸠摩罗什这样“聪明超悟，天下莫二”的人，如果没有后代实在可惜，因此，后来又进一步赐给鸠摩罗什伎女10人，而且还不住僧坊，别立廨舍。

据说鸠摩罗什的行为让他身边的僧侣们纷纷效仿，掀起了一个纵欲热潮。这种情况的出现对佛教的存在、传播和佛教的声誉都是极为有害的，鸠摩罗什认为不能任其发展，必须设法予以制止。

有一天，鸠摩罗什将众僧侣召集起来，在他们面前放了一个钵，钵里装满了针。鸠摩罗什对他们说：“并不是随便一个什么人都可以蓄养女人，只有像我一样能将这些针都吃下去的才可以。”说着，鸠摩罗什就将那些针像吃饭一样一个一个不紧不慢地都吃了下去。鸠摩罗什这一招叫吞针术，是早年在龟兹时所学，将针吃下后，一会儿他又吸一口气将针从皮肤全部表出。众僧侣从没见过这种把戏，都深深叹服鸠摩罗什的不同寻常，这才不再盲目效仿，而鸠摩罗什则仍然被迫与众伎女生活在一起。

像鸠摩罗什这样的高僧，尚且能被欲念的洪涛所击垮，受到世俗生活的诱惑，成为世俗享乐之风的俘虏，更何况那些普通僧人了。人的本性与欲求的诱惑，是最为强有力、最难抗拒的诱惑。在这种诱惑下，汉化寺院中那些对渺茫的西方极乐世界失去了信心的僧人，竟然也冲出了戒律清规的束缚，偷尝“禁果”，过起了“亦僧亦俗，亦俗亦僧”的生活，

而到了唐朝时期，社会的开放程度可谓空前绝后，女子以丰硕露胸为美。而此时，由于最高统治者推崇佛法，皇室人员与僧人之间的来往更为密切。于是，传出了不少宫闱与寺院间的风流韵事。

一代女皇武则天曾宠幸和尚薛怀义。薛怀义原名冯小宝，本是同官县街头卖膏药的小贩，后来因为在街头打架误伤人命，为躲避官府的缉拿潜逃洛阳，在白马寺出家当了和尚。武则天称帝后，让薛怀义当上了洛阳名刹白马寺的主持，命其自由出入后宫，以便随时召幸。

女皇风流，公主也不遑多让。唐太宗爱女高阳公主喜欢打猎，一次出猎途中偶遇会昌寺和尚辩机。辩机15岁出家为僧，师从道岳法师，贞观十九年正月，玄奘大师求经归来，奉旨在弘福寺主持翻译取来的经文，辩机以渊博的佛学、飞扬的文采、出众的仪容被玄奘选中，参与撰写巨著《大唐西域记》。高阳与辩机私通后，特赐美女两名于驸马以示安慰，房驸马礼尚往来，在妻子与辩机上床时把门望风，堪称中华好绿帽。而据《旧唐书》记载：“有胡僧惠范，家富于财宝，善事权贵，（太平）公主与之私，奏为圣善寺主，加三品，封公，殖货流于江剑。”可见权倾天下的太平不愧是李家的公主、武皇的血脉，兴趣爱好如出一辙。

从宋朝开始，理学盛行，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 “从天理、泯人欲”，然而他自己也无法真正做到“泯人欲”。在宋宁宗庆元二年十二月（公元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对朱熹的弹劾。沈继祖为朱熹列举的罪状共有十条，其中包括“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朱熹本人曾上表认罪，他说的“深省昨非，细寻今是”之“昨非”中，就有“纳其尼女”一款。

到了明朝中后期，随着手工业的繁荣，商品经济的萌芽。压抑太久的中国人对私欲的宣泄与追求，体现在大量的“黄色小说”中，《金瓶梅》，“三言二拍”就是这个时期典型的文学作品，也反映了整个社会的风气。而僧人贪求世俗“饮食男女”之大欲风气，更是一发而不可收拾了。明代大量小说戏剧作品中，大多反映了当时僧人身在寺院，心却在世俗、受世俗诱惑的情景。如《古今小说》卷三十五《简帖僧巧骗皇甫妻》，写一和尚见到皇甫松妻子貌美，便买通一小贩，特地选了个皇甫松在家的日子，让小贩给其妻送去一对落索环儿，两只短金钗子，一个简帖儿。结果害得皇甫松家破人散，而僧人却趁机娶了其妻。

这类抨击僧人破色戒害人，揭露寺院中丑恶现象的作品，当时出现了很多。作品既真实反映了佛门受世俗风气影响的情况，也尖锐抨击了一些僧人的无耻。又如《醒世恒言》卷三十九《汪大尹火焚宝莲寺》中所写的僧人，就更完全败坏了寺院的风气。小说写宝莲寺中的子孙堂最为灵验，凡是妇女不孕，只要斋戒七日，到宝莲寺烧香求嗣，在寺内特意安排的净室中睡上一夜，回家准能怀孕。由于跟随来的亲人仆从就睡在门外看守，所以从来没有人怀疑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其实，这并非真的是神佛灵验，原来是僧人在作怪：

原来寺中僧人，外貌假作谦恭之态，却到十分贪淫奸恶。那净室虽然紧密，但有暗道可入，俟至钟声定后，妇女睡熟，便来奸宿。那妇女醒觉时，已被轻薄，欲待声张，又恐反坏名头，只得忍羞而就，一则妇女身无疾病，且又斋戒神清；二则僧人少年精壮，又重价修合种子丸药，送与本妇吞服，故此多有胎孕，十发九中。

这真是色胆包天，淫荡无耻到了极点！当然，在寺院中犯色戒的僧人大都是单个行事，像这种全寺僧人合谋犯色戒的事并不多，但由此也可见出僧人们偷吃禁果的现象是多么普遍了。另外，还有一些作品则从正面表现僧人寺院生活的寂寞，宣扬人性战胜神性。人欲战胜佛理等带有人本主义色彩的主题，如冯惟敏的杂剧《僧尼共犯》，写僧人明进受不得情欲熬煎，与尼姑庵的尼姑偷情，后事情败露，被捉进官府。两人最后被放了出来，竟还俗结为夫妇。又如徐渭杂剧《玉禅师》写高僧玉通德行高尚，佛教造诣极深，但后来禁不住妓女的再三引诱，而与之私通的故事，就都从人性与理性的冲突上，提出了深刻的思想。

一千多年来，汉化寺院的世俗生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生变化，有些习俗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消亡了，新的习俗又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产生。即便在今天，寺院的生活习俗也不断在变化，在寺院的古风之中，也融进了今日商品经济的“新风”，比如把守山门的僧人成了收门票的检票员，僧人乐意为游人做导游等等。

改革开放之后，寺院的高墙早已挡不住来自商品经济社会的各种诱惑。僧人与俗世之间的联系已然成了公开的秘密。

上世纪90年代，某出版社的编辑出版一套有关少林寺拳谱的书籍时，拜访一位少林寺武僧未遂，寺里的小和尚竟告诉编辑，主事的僧人在山下的老婆家里。“现在不是一百多年前了，干嘛非要拿一百多年前跟现在作对比？”一位年轻和尚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拿个手机，大家觉得不可思议，我开个车，大家说和尚开什么车啊。可我们也是人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