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一

试论明代审美文化影响下的女性外部形象

张天一

人们通常认为，现实生活中女性外部形象的变化，总是先归之于政治、经济、伦理以及现在最流行的发达国家的时尚信息发布等因素。但实际上，人的生活始终无法离开审美文化。什么是 “审美文化”？它不是艺术和美学低就文化的其它领域，更不是艺术和审美原则消失在政治生活和普通生活之中，被其吞并和消解，而是文化的其它领域受到美学和艺术原则的指导和熏陶，成为审美的或准审美的，成为艺术的或准艺术的。

中国作为“衣冠古国”，人的外部形象，包括穿衣戴帽、化妆梳发、佩饰等，历来内容纷繁，形式多样，能够这样持续发展，其中审美与艺术深入有序的生活伦理法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本文拟就明代“审美文化”对当时女性服饰所起的关键作用略作论述。

一、以僭礼越制的形式突破传统女性外部形象

古代中国人在装扮时，总是会从政治、伦理、道德的角度考虑衣妆行为是否合乎当时衣规服制的要求，历史上那一部周详完备的《舆服志》便是其明证。对古代大多数人来说，外部形象的选择是按衣规服制下的主流审美文化的尚美趋势来进行，这导致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丧失、隐藏了自我，大多按照统一化、模式化的标准要求来安排自己的穿着。这就使审美追求和审美创新，在更多情况下是局限在以国家的、制度的衣规服制的范围内进行的。

明初政府对民间男女的穿着装饰限制非常严苛，规定庶民袍服衣长离地五寸，袖椿一尺，袖口五寸；不许用锦绮、绽丝、绫罗，只准用绸绢或布；不准施金绣，禁用大红、鸦青和黄色；不准穿靴，只准穿皮扎；首饰不准用金玉珠翠，只准用银和香木。这些限制，在洪武至永乐年间基本得以执行，因为这个时期自然经济刚刚恢复，君主集权高度强化，民众以传统的俭素勤朴为生活信条，民风淳厚，认同政府的规定，故不擅越雷池。

但是审美与艺术不能远离人性而存在，在其发展过程中人的个性审美意识终究会被激发出来。于是，制度化的痕迹就同审美与艺术所要求的主体发生一定的矛盾。从装扮艺术的历史和现实表现形态来看，人的外部形象自有其内在的独立性和更新机制，它不可能绝对受制于或附庸于某种政治力量。所以尽管明初律令严明，此后民间服饰也一再受到封建政权的强制干涉，但它却不像官场服饰那样刻板僵滞，而是处在一个由俭到奢的变化过程中。

就以明代女服中的裙来说，妇女非常注重裙子长短宽窄以及与上衣的搭配，追求时尚，讲究美观，其千变万化令人目不暇接。弘治年间流行上短下长，衣衫仅掩裙腰，富者用罗缎纱绢，两袖布满金绣，裙则用金彩绣，长垂至足；正德年间，上衣渐大，裙褶渐多；嘉靖初衣衫已长至膝下，去地仅五寸，袖阔四尺余，仅露裙二、三寸；同时还流行插绣、堆纱和画裙；万历末年又流行大红底绣绿花裙；至崇祯时，裙色转而趋向淡雅，专用素白纱绢裁制，只在下摆一、二寸处刺绣精致花边作压脚；崇祯末年又流行细褶长裙，追求一种动如水纹的韵致。万历时期的顾起元曾经这样描述南京妇女的装扮：“留都妇女衣饰，在三十年前犹十年一变。迩年以来，不及二、三岁，而首髻之大小高低，衣袂之宽狭修短，花钿之样式，渲染之颜色，鬓发之饰，履綦之工，无不变易。”说明江南城镇妇女衣饰的流行周期很短，乃至二、三年一变，这种现象在以因循守旧为特征的封建社会里是极为罕见的，明代民间服饰的生命力之旺盛由此可见一斑。

明初对民间服饰的种种规定，到明中叶被置若罔闻，民服从款式色彩到面料图纹都冲破了以往的限制，更有甚者，连勋臣受赐的特恩之服亦被民间僭用。到万历年间，连民间妇女也在衣服上刺绣飞鱼等尊贵的服饰图案。从洪武二十五年（1392）诏令禁止民间“靴巧裁花样”，到崇祯十六年（1643）“谕礼部禁约风俗”，明朝历代政府下达的禁奢令多达124条，其中直接针对服饰违禁的就有50多条，这些禁令正是明代民间服饰不断突破政府限控的极好反证。民间着装各随喜好，打破了尊卑贵贱的服制界限，犯禁逾制成为一股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历史潮流。

可以说，人的外部形象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凝结，也是社会的写照。明代女性外部形象的每一次突破传统大多基于那些先于外化形式出现的审美和艺术精神层面的追求，而这些追求又基本上是以审美文化发展的各种艺术形式大胆表现出来的，如明代中后期，市民文化中描述的女性以华为美、好扮俏游玩的场景；文人画中对女性娇柔形象的唯美刻画；经典小说、戏曲作品对女性自主意识的提倡；精美绝伦的艺术品的创造等等，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都为女性外部形象的改变奠定了良好基础。使人们对女性美那些浪漫、理想、虚幻、诗性的审美追求最终以女性外部形象为形式展现出来的。

二、以女性化的审美特性塑造女性外部形象

明代审美文化以女性化的审美特性见长。虽有求华的风尚出现，但总的来说还是以追求雅致情趣、意境、文人情态为多，突出了对雅致美的追求。受其影响明代女性外部形象生动且富于情感。

女性的外部形象服饰色彩比较艳丽，材质精美，纹样、佩饰比较多；有较复杂的发式及面部化妆；形体姿态强调曲线的优美；神情突出优雅静谧感。相对于历史上的其它朝代，明代社会特别是文人雅客异常追求女性化的柔媚，与文人在其它艺术领域表现出来的审美基本一致。特别是服装、首饰等工艺领域本属于“工匠”的专项，却因为文人们的参与其中，而带上了浓郁的文人气息，形成独特而鲜明的风貌，同时也成为文人审美理想的载体，在实体与理念方面都是明代审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伟笔下的白描侍女清雅、文静；唐寅的美女结实、媚艳、成熟；仇英的美女苗条、端正；而陈洪绶的大头小身的仕女，甚至透露出病弱神态。戏曲小说、传奇故事所描述的各色女子，从最初的贤妇、贵妇、仙女等延展到了不同时代、阶层、身份、处境的平常女子。无论是班姬、王昭君、杨贵妃，还是苏小小、绿珠，都是一副修颈、削肩、细腰的样子，神话传说中的美女也已经变得飘忽瘦弱。这一切无不体现出一种对柔和、轻盈、幽深、淡雅、高远的阴柔之美的追求。文人们把“雅致意境为贵”的审美理想寄予女子，这种集体审美理想体现在明代的侍女画、插图、诗文、雕刻、瓷器等等艺术创作中，成为文人们欣赏的对象，也承载起他们的审美理想。

而另一方面，女性化的审美特性并没有让明代女性完全自由、独立地塑造自己的形象。女性还是按照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现实需要和审美标准来进行并认同自我形象的塑造和审美特征。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形成的男尊女卑思想使得女性美的标准也会随着男性审美偏好的改变而发生了明显变化。

明代广大艺术作品中提倡对女性的审美“以弱为美”。世人逐渐崇尚细背、细手、细颈、细肩、细腰、细足的女性体态，以纤柔为女性的标准。足要“三寸金莲”，行走要“纤纤细步”，眉毛也是细长弯曲，再配上樱桃小嘴……从生活需求到贵族享乐，从文人梦想到世俗情绪，最终以男性立场对女性美的谈论与玩赏甚至成为生活消费的一个重要方面。也体现了当时男性世界对女性的消费性审美。而女子相信“女为悦己者容”的说教，希望自己对美丽、风度、地位、角色、身份及气质等的观念，能获得男性最大程度的认同。无形中必定受男权的支配与制约，成为男性审美的对象。虽然明晚期民间女子的外部形象有较为自由的展示空间，但男性世界所主导创造的审美文化无疑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干预、限制了女性外部形象的自由发展。女性对何谓“美”或“不美”的认知其实都是依据男性的审美立场及需求来界定的。

三、“天人合一”的境界影响女性外部形象

明代审美文化深受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天人合一”的影响，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合一”，使得古代中国人偏重于关注伦理和人文，一切的思维和实践也都是围绕“人”这个主体展开的。基于此，明代审美文化的总体特点就突出表现为“人文性”。而这“人文性”又最终落实在政治伦理上。因此，明代审美文化虽然有着自由的精神，但同样也有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不可避免的是：追求等级秩序之美的社会集体审美倾向，存在于儒家纲常礼教思想的严格控制下，在许多情况下，政治影响同伦理制约二者相融，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审美文化的进步。

中国古代衣规服制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而同中国审美文化发展所体现的特点密切相联系。在明代女性外部形象中“以人为本、天人合一”与衣规服制并存着，两者有机结合。归纳社会对女性外部形象的要求，必须是“合于体”，就是具有符合生活需要的实用性；“顺于心”，就是具有符合人们心理需求的装饰性；“容与外”，就是具有符合社会规范、习俗的社会性。其中，“容与外”的部分尤为突出。人的外部形象不仅承担了政治、伦理功能，也具有了一系列社会、文化、制度、阶级、观念的意义。为能准确地反映所承担的政伦意义，就少不了对人的外部形象以不同的等级为界限在形制、质料、色彩、佩饰、工艺等许多方面做出特殊安排和处理。两方面相互结合相互适应，从而最终形成了特有的具有政治性伦理色彩文化、风格、审美的服饰实用体系。

审美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传承。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扬弃，总是在其自身和外界的影响下获得新的华彩。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创造明代审美文化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宝贵源泉。明代女子外部形象是穿戴在明代女性身上最外在最直接的明代社会发展演进的形象景观之一。审美文化给明代女性外部形象的实践启发和精神引导是非常丰富的，并受儒家文化、理学思想的影响，始终沿袭着一定的规律，具有渐变、循环发展的特点，从属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脉络。

总之，在明代审美文化影响下的明代女性外部形象更像一面镜子，映射着“明代文化”和 “明代历史”的各种信息。

[1] 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2] 周汛、高春明.中国历代妇女妆饰[M].上海学林出版社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

[3] 姜广辉.理学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4] 吴登云.中国中国古代审美学[M].云南人民出版社.2009.

[5]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张天一：浙江理工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