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晓光

论徽州家谱谱传的价值
——以《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为例

周晓光

《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是一部以传记为内容的家谱，载有吴氏族人传记73篇。该谱反映出的徽州家谱谱传之价值，从教化角度看，在于“扬前人之德泽，激励后人之愤发”，通过人物言行事迹的描述，引导做人向善的价值观，倡导美俗良风的社会风尚和推崇读书崇儒的人生价值。从文献学角度考察，其价值体现在补史、辑佚和校勘等方面。而从史料学角度看，谱传又为有关历史问题以及区域史、家族史等研究提供了原始和典型资料。因此，尽管家谱谱传普遍存在“为亲者讳”和“美化”先人等问题，但其社会教化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应受到重视。考察谱传的价值，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家谱功能及其作用的认识，也有利于学术研究中对传世家谱的整理和利用。

徽州；家谱；传记；族谱；宗谱；宗族；徽学

家谱起源于先秦，早期体例单一、内容简单，大多只是记述世系和先人简单履历。南宋以后，编修家谱之风渐长，尤其是明嘉靖以降，民间修谱活动盛行，家谱数量剧增。据学界统计，迄今国内外公藏机构收藏的家谱约有4万种，且多为明、清、民国时所修①上海图书馆编：《中国家谱资料选编·凡例卷·总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页。。随着谱学思想的逐渐成熟和修谱实践的不断深入，宋元以来家谱的体例亦趋完备，其内容更为丰富，举凡姓氏源流、堂号、世系表、族规家训、家传、艺文著述和图像等等，成为家谱的基本内容。由于明中叶后家谱修撰模仿史书成为一时之潮流，因此传记内容在家谱中占有了重要地位。显然，考察谱传的价值，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家谱功能及其作用的认识，也有利于学术研究中对传世家谱的整理和利用②常建华《中国族谱的人物传记》（台北《历史月刊》1997年第8期，总第115期；收入《社会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新探》，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18～326页）和《明代宗族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论及家谱谱传的史料价值。王铁《浅谈旧族谱中人物传记的文献价值》（《历史文献研究》2008年）论及家谱谱传的文献价值，王鹤鸣《中国家谱体例概说（三）》（《寻根》2009年第3期）对家谱谱传的文献价值亦有所论及。。

《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以下简称《宗祠谱传》）即是一部以传记为内容的家谱。该谱由晚明吴应迁编撰，其子光宫、光室和孙献吉、旋吉、申吉、凝吉、遇吉于康熙年间略加补充后刊印。吴应迁，字安倩，号周虚，生于隆庆六年（1572）、卒于崇祯十七年（1644），幼习举业，弱冠补博士弟子员，喜好古文，后弃举研习理学，热心家谱修撰，撰有家乘和谱传。其所撰家乘今已失传，所撰谱传即《宗祠谱传》。该谱载有吴氏族人传记73篇，同时部分传记附录有相

关文献。该谱资料丰富，体例独特，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本文即以该谱为中心，阐述家谱传记的教化、文献和史料价值①魏志远曾利用该家谱对商山吴氏发展过程及其特点进行论述，见《“富不废礼，商不忘儒”——对明代休宁商山吴氏宗族的解读》，《晋中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一、教化价值

康熙年间，商山吴氏族人申吉在《先王父周虚公宗祠谱传后跋》中称，吴应迁“学宗孔孟，以仁义为本，教化为心”，为“鉴往警来”，遂“积虑苦心，悉见之笔花砚铁之间，俾悖乱者循孝悌，化奸诡者为善良，贤者知所勉，不肖知所惧，则是书之作也，虽不能上拟《春秋》，而建功立言，昭垂千古，亦岂无小补于我宗族也”②《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先王父周虚公宗祠谱传后跋》，康熙刊本。。就是说，《宗祠谱传》其实具有鲜明的教化主旨。吴应迁本人在《商山吴氏宗祠谱传小引》中也明确表示：“立传之意，为后世子孙法也。”③《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商山吴氏宗祠谱传小引》，康熙刊本。他主要是通过宣扬传主积德行善、移风导俗和崇儒尚文等事迹，体现其教化宗旨的。

首先，《宗祠谱传》浓墨重彩记载了吴氏族人积德行善的事例，以典范人物行迹引导做人向善的价值观。

扬善讳恶本为家谱书写的一项基本原则。成化《商山吴氏族谱》明确规定：“谱，史例也。谱为一家之史，史则善恶具（俱）载，谱则述祖宗之嘉言善行而不书恶，为亲讳也。”④吴士信纂修：《商山吴氏族谱》不分卷《族谱凡例》，成化抄本，安徽省图书馆藏。同样，《休宁流塘詹氏宗谱》也清楚指出：“谱存一族一人之事，书善不书恶，为亲者讳也。”⑤詹贵纂修：《休宁流塘詹氏宗谱》卷前《宗谱凡例》，弘治十二年（1499）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宗祠谱传》遵循家谱书善不书恶的基本原则，以详细笔墨记录了商山吴氏积德行善的理念、言行和具体事迹。

《宗祠谱传》通过系列人物言行，向族人和后人展示了商山吴氏向以行善著称的家族形象。比如，生于北宋真宗年间的吴垓说过，“祖称皆以积德行善著于时”⑥《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三世祖七宣议垓公传》，康熙刊本。。生于元延祐五年（1318）、卒于明洪武十一年（1378）的吴朝也说：“吾家积善数世，尝闻久蛰者必振。”⑦《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十四世祖正三府君观仪公传》，康熙刊本。生活在明前期的吴保（1371—1439），“乡以善人称之”⑧《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十六世崇一仲升公传》，康熙刊本。。明中叶的吴隆兴（1444—1518）和吴永珪（1470—1540）父子二人，也是“尚义好礼之誉，溢于缙绅”⑨《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十九世祖和十一府君麦山公传》，康熙刊本。。《宗祠谱传》以诸多商山吴氏族人的言行表明，在宋明间，商山吴氏的善行一直为人所称道。《宗祠谱传》还以典型人物事例，表彰商山吴氏族人多心存善念。生活在明前期的吴音寿（1379—1449），“生平以济人为念，凡往来道路崎岖，则铲平之；深沟陡涧，则凿石架梁以渡之”⑩《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十六世祖崇二府君仲清公传》，康熙刊本。。在该传记的描述中，我们所见的吴音寿不仅力行修桥铺路善举，更是常存济人善念。同样，前述的吴永珪亦心存善念，认为富裕之人应该行义济众，“所贵乎富足者，以能行仁义，博施济众也，不然一守财奴耳”⑪《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十九世祖和十一府君麦山公传》，康熙刊本。。在记载商山吴氏力行善事方面，《宗祠谱传》更是不惜笔墨。据其记载，宋明间，商山吴氏所行善事不胜枚举，举凡修桥铺路、助贫济困、捐资助学、赈荒济灾及施棺施药，无不踊跃参与。比如北宋初年的吴待，“乐道人之善而好施予，族姻里党老而无依、幼而孤者衣食之，岁饥不能自活者赈恤之”⑫《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二世祖二七宣议待公传》，康熙刊本。。北宋中期的吴师政喜欢仗义疏财，“视势利漠如也。里中少俊贫不能就学者，给之。或有急而求贷必如所请，不能偿者每毁其券”⑬《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六世祖八府君师政公传》，康熙刊本。。明代中期的吴永珪，常扶危济困，对于病故之人，即“捐己赀买棺以殓”；对于“囊

竭无依”之人，便“厚馈资之”①《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十九世祖和十一府君麦山公传》，康熙刊本。。《宗祠谱传》塑造了商山吴氏族人自宋至明积德行善的群像，其显亲扬名、教化后人之意甚明。

其次，《宗祠谱传》详细记录了吴氏族人尚文禁讼的事例，倡导美俗良风的社会风尚。

据典籍记载，宋明间，徽州风俗丕变，最为明显的是出现尚文风尚、健讼之风、经商风气和奢靡之俗。《宗祠谱传》“订正先迹，每事核实，务使善者劝而恶者惩”②《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许默序》，康熙刊本。，通过收录人物及其事迹的宣扬，对变化之风俗或扬或禁，意在教化后人，倡导淳朴的社会风尚。

唐宋时期，徽州风尚由“武劲”转为“尚文”。乾隆《歙县志》载：“武劲之风显于梁陈，文艺之风振于唐宋，守礼率义自古已然。故质朴邻于啬俭，谨节状若拘牵。”③乾隆《信县志》卷1《风土》，“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32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123页。又乾隆《橙阳散志》载：“武劲之风盛于梁、陈、隋间，如程忠壮、汪越国，皆以捍卫乡里显。若文艺则振兴于唐宋，如吴少微、舒雅诸前哲，悉著望一时。”④江登云纂修、江绍莲续修：《橙阳散志》卷末《信风俗礼教考》，乾隆稿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乾隆《绩溪县志》亦载：“学校者，化民成俗之本也。州县立学，始自宋之庆历。而南渡后，徽为朱子阙里，彬彬多文学之士，其风埒于邹鲁。”⑤乾隆《绩溪县志》卷3《学校》，乾隆二十一年（1756）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宗祠谱传》编撰者对徽州出现的“尚文”风尚极为推崇，其人物传记首录人物即为唐代的吴少微。吴少微，名远，字仲芳，武周长安元年（701）进士，著有《文集》5卷、《经籍志》10卷。少微擅长文辞，与当时文学名士富嘉谟、魏谷倚并称为“三杰”。当时世人文章以徐陵、庾信为宗，格调绮丽轻靡，而少微和嘉谟却以儒家经典为本，作文雄健高雅。吴、富二人文体独树一帜，被称为“吴富体”，引起时人争相效仿，由此开启一代文风。除了褒扬吴少微之外，《宗祠谱传》还对宋代商山吴氏文人代表吴俯（益章）、吴儆（益恭）兄弟二人的事迹褒誉有加。吴俯与吴儆早年齐名太学，时人有“眉山三苏，江东二吴”的说法。吴俯于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中进士，历任宁国府学教授等职。《宗祠谱传》引时人对其评价称：“造理深刻，下笔如老师，说禅字字有法。”⑥《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九世祖九府君国录公传》，康熙刊本。吴儆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中进士，授明州鄞县尉，后出任邕州通判，迁广南西路安抚使。县志对他的评价是：“资禀雄浑，学该体用，上下数千年间世变升降、制度因革，灿然若指诸掌，而能剂量之以道；出入诸子百家、天官稗说，靡不洞究，而能折衷之以圣人之经。故其发为文辞，涵蓄演瀁，严洁渊奥，每一引笔，若飘风骤雨不可止遏，初若未尝屑意也。”⑦康熙《休宁县志》卷6《儒硕》，“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90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761页、762页。这就是说，在理学与文学方面，吴儆都有所成就。清初学者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列举的宋元明三代14位最有影响的新安理学家，吴儆亦在其中。《宗祠谱传》在二人的传记中，除正面刻画其学者形象与成就外，还特意提到“家居之日，从游者远自池、饶、宣、睦负笈而至，岁率数百人”⑧《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九世祖九府君国录公传》，康熙刊本。，高度肯定了二人的学术传播之功和尚文风气的营造。此外，《宗祠谱传》还为吴氏家族其他文人学者，如吴兰皋、吴义夫等一一立传，以表明编撰者对家族尚文风气的赞赏。

在提倡尚文风尚的同时，《宗祠谱传》对徽州健讼之风则持明确反对的态度。宋明时期，徽州健讼之风颇为盛行。其健讼之俗乃是尚武余绪与右文之习结合的结果。两宋时期，包括徽州在内的江南东、西路，“其俗性悍而急，丧葬或不中礼，尤好争讼，其气尚使然也”⑨脱脱：《宋史》卷88《地理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192页。。北宋时，徽州人已经养成了“习律令，性喜讼”⑩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62《尚书职方郎中分司南京欧阳公墓志铭》，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907页。的习俗。明代，徽州健讼之风愈演愈烈，史称“俗尚气力，讼起杪忽而蔓延不止”⑪康熙《徽州府志》卷2《风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37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446页。。对于明代徽

州的健讼之风，嘉靖、万历年间休宁吴文奎深有体会：“徽俗故嚣讼，争因虫猬起。”①吴文奎：《荪堂集》卷8《三弟吴廷用行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18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186页。《宗祠谱传》通过对相关人物的叙录，表达了禁讼和止讼的主张。所谓“禁讼”，就是在遇到矛盾纠纷时不轻易兴讼。比如，在《十一世祖堂长府君兰皋公传》中，编撰者记录了元代吴锡畴在长兄破家后，有人鼓动锡畴状告长兄一事。当时锡畴坚决不告，对众人谢道：“贫窭，命也。二祖以孝友名家，而吾兄弟讼，宁不辱先乎。”编撰者对此持欣赏态度。所谓“止讼”，就是息讼，以和解方式解决纠纷。这也是《宗祠谱传》的基本立场。我们注意到，《宗祠谱传》收录了多位传主止讼的事迹。如十五世吴新童，“见人有急，则思所以拯之；或有以非理忿争，公以义折之，无不悦服”②《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十五世祖荣一府君德新公传》，康熙刊本。。新童在乐善好施的同时，对于无谓纠纷，常晓以大义，促之和解。又二十一世吴世祥，“遇人有急则解橐济之，排人难而解人纷，有非口舌所能平者，往往挥金以息之”③《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二十一世从宗三九南斋公传》，康熙刊本。。他不仅乐善好施，而且调解纠纷不遗余力。三世吴垓，“家饶裕财，亦好施予，人每服其信义，乡里有斗者、讼者，公以片言决之，无不悦服，斗讼之风几息，咸称有识之士也”④《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三世祖七宣议垓公传》，康熙刊本。。吴垓对纠纷的有力调解，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当地的健讼之风。这些传主的禁讼和止讼事例，正是《宗祠谱传》所倡导的。

此外，关于经商风气，从《宗祠谱传》所录《十七世祖尚二府君归隐公传·附题归隐卷后》等篇来看，亦被编撰者视为“良俗”而加以提倡；而奢靡之俗，则被视为“陋习”多遭抵排。如《宗祠谱传》特别表彰二世祖吴待“性质笃厚，遇事警敏，虽家赀丰裕，而不尚侈靡”⑤《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二世祖二七宣议待公传》，康熙刊本。。总之，美俗良风的社会风尚，成为《宗祠谱传》教化的目标。

再次，《宗祠谱传》收录了一批吴氏儒学人物，极力推崇读书崇儒的人生价值。

寻检《宗祠谱传》所录人物，其特意表彰者，儒学人物居大半。如吴少微、吴俯、吴儆、吴载、吴垕、吴锡畴、吴浩、吴雾、吴世禄、吴瀛、吴世瀚、吴继仕、吴应征等。《宗祠谱传》在为这些儒学人物作传时，不仅赞誉其儒学成就，且刻意褒扬其因儒而实现的人生和社会价值，从而表明了《宗祠谱传》编撰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反映了编撰者所追求的教化目标。

《宗祠谱传》对读书崇儒人生价值的推崇，不只通过吴氏儒学人物传记来体现，还在非儒学人物的传记中，表彰其对读书向儒的追求。如在吴待传中，称其“安居乐道，不干仕进，癯然山泽之儒也”⑥《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二世祖二七宣议待公传》，康熙刊本。。《宗祠谱传》非常欣赏吴氏族人的“业儒”行为，如二十一世吴世祖命两子“业儒”，“凡从子从孙之儒业者，必奖之、劳之、劝勉之”⑦《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二十一世从宗四六敬斋公传》，康熙刊本。；二十三世吴应魁贾而好儒，“年十八自不屑贾，乃弃而就儒”⑧《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二十三世从兄简十三斗垣公传》，康熙刊本。，《宗祠谱传》均给予肯定描述。在《宗祠谱传》中，我们所见的是商山吴氏对读书业儒的大力推崇，其突出表现有两点：一是要求子弟读书应试，二是潜心理学。就读书应试而言，七世祖吴俊富而好儒，不仅“生殖甚殷”，而且还被封为朝议大夫，他“教子孙必以读书为先务，戒之曰：不读书，非吾子与孙也”⑨《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七世祖九府君俊公传》，康熙刊本。。十二世吴雾承继先人儒风，也要求子孙以读书为先。又二十二世吴元维，“治举子业”，走科举应试之路⑩《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二十二世从叔易八七濂水公传》，康熙刊本。。就潜心理学而言，商山吴氏为宋元明时期著名的理学世家，先后涌现出吴俯、吴儆、吴垕、吴锡畴、吴浩等十数位理学家。由此可见，通过收录一批吴氏儒学人物传记、宣扬读书业儒事迹，《宗祠谱传》极力推崇读书崇儒的人生价值。

总之，《宗祠谱传》所录人物繁杂，包括“有忠信不泯者，有孝行幽微者，有贞节不渝者，有义勇捐躯者，有文德兼优者，有友爱恭睦者，有仗义赒贫者，有创业开基者，有奋志成家者，有淡薄明志者”①《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商山吴氏宗祠谱传小引》，康熙刊本。。通过这些人物言行事迹的描述，《宗祠谱传》意在引导做人向善的价值观，倡导美俗良风的社会风尚和推崇读书崇儒的人生价值，其教化目的和价值体现甚明。正如吴凝吉在《谱传跋》中所说：“凡有关世教，可为后世子孙法者，无不胪载……欲扬前人之德泽，以期激励后人之愤发，永启本原之思。”②吴凝吉：《谱传跋》，《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康熙刊本。

二、文献价值

《宗祠谱传》资料丰赡。吴应迁在撰写该谱时，旁征博引，“或采于郡邑志，或录于墓表志状，或访于传闻遗迹”③吴禔征：《伯祖周虚公谱传跋》，《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康熙刊本。。此外，吴应迁还广泛搜集各种正史、方志、文集和家族资料，直接附于相关传记之后。因此，该谱文献价值较高，有助于补史、辑佚和校勘。

首先，该谱在补史方面主要是弥补地方志不足。具体而言有两点：一是弥补方志缺失，二是修正方志讹误。

关于弥补方志缺失，《宗祠谱传》所撰吴浩传就是典型一例。吴浩是元代著名理学家，与元明时期新安理学名家程若庸、汪炎昶、赵汸、郑潜、汪克宽、倪士毅、朱升、郑玉和唐仲实等人齐名。对此，明代著名儒臣解缙说过：“新安，齐国文公阙里也，遗风余韵，奕世犹存。自宋亡元兴，时则有若程勿斋、吴义夫、汪古逸、赵子常、郑彦昭、汪德辅、倪士毅、朱允升、郑师山、唐三峰，传至国初，以性命义理之学讲淑诸人，皆不失为文公之徒也。余尝闻而为之羡慕焉。”④程敏政辑撰：《新安文献志》卷92下《吴处士伯冈墓志铭》，何庆善、于石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2295页。解缙提到的10人中，除吴浩（义夫）外，其余9人皆载入徽州府志。具体说来，程若庸（勿斋）、汪炎昶（古逸）、赵汸（子常）、汪克宽（德辅）和倪士毅列于弘治《徽州府志》卷七《儒硕》和嘉靖《徽州府志》卷十五《儒林》，郑潜（彦昭）和唐仲实（三峰）列于弘治《徽州府志》卷七《文苑》和嘉靖《徽州府志》卷十八《文苑》，朱升（允升）列于弘治《徽州府志》卷七《勋贤》和嘉靖《徽州府志》卷十六《名贤》，郑玉（师山）列于弘治《徽州府志》卷九《忠节》和嘉靖《徽州府志》卷十六《忠节》。因此，对于吴浩没能被方志采录，吴应迁感慨道：“此数君子多已列于儒硕矣。惟我直轩先生虽已载在祀典，而儒林见遗，得非后裔乏人之故哉。”⑤《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十二世元七理学名儒义夫公传·附考跋》。可见，该谱所收吴浩传可以弥补徽州方志有关重要人物记载的缺失。

关于修正方志讹误，从该谱所收《青浦遗迹》一文可窥一斑。据乾隆《青浦县志》载：“城隍庙，万历元年复建青浦县，迁唐行镇，知县石继芳移建于县东北隅。”⑥乾隆《青浦县志》卷14《坛庙》，乾隆五十三年（1788）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又光绪《青浦县志》亦载：“城隍庙，在城东北隅。万历建县，知县石继芳移建。”⑦光绪《青浦县志》卷3《建置·坛庙》，“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府县志辑第6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80页。不论是乾隆县志还是光绪县志，都明确记载青浦县城隍庙为知县石继芳所建。不过，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据《宗祠谱传》附录的《青浦遗迹》记载：“松之青浦县治，明季所添设也。邑事草创，城隍无庙，怡园公独力输赀创建，不涉一人。迄于今，庙貌巍然，堂构焕然。”⑧《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二十二世季父易卅三怡园公传》附录《青浦遗迹》，康熙刊本。按此记载，青浦县建县之初并没有修建城隍庙，青浦县城隍庙独力出资者为休宁商山吴怡园公，即明嘉万年间的吴元绶。《青浦遗迹》一文为康熙十九年（1680）吴献吉所作。献吉曾于康熙元年到过青浦，有关吴元绶修建青浦城隍庙一事，就是吴献吉实地采访而得，且在当时还见到“邑人佩公之德，奕世不忘，今虽复新，犹能刊版重立公之讳于西庑”的证物，故而可信度高。因此《宗祠谱传》中的《青浦遗迹》一文可以修正《青浦县志》中的相关误记。

其次，《宗祠谱传》收录的文献原文和家族资料今多已不存，它为文献辑佚提供了珍贵史料。我们寻检《宗祠谱传》，校以一些名家文集，发现谱中所收佚文至少有歙县汪道昆《吴世瀚铭》、吴兴陈秉中《题吴士恺归隐卷诗》、嘉兴姚绶《题吴士恺归隐卷诗》和莱阳姜埰《清故节妇吴母程孺人墓表》等。

汪道昆（1526—1593）是明代著名官员和学者，著有《大雅堂杂剧》4种、《太函集》诗文120卷、《副墨》24卷、《太函副墨》22卷、《太函遗书》2卷、《春秋左传节文》15卷、《增订五车霏玉》34卷和《楞严经注》10卷等。其中，诗文集《太函集》120卷，万历十九年（1591）刻本，今存。《副墨》24卷，今存5卷本和8卷本，为明万历刻本。《太函副墨》22卷，崇祯六年（1633）刻本，今存。《太函遗书》2卷，今佚。在现存汪道昆诗文集中，均没有收录《吴世瀚铭》一文。黄山书社2004年出版的点校本《太函集》，亦未见辑录。显然，该文属于汪道昆佚文之一。

陈秉中（1422—1475），字宗尧，浙江乌程县人，天顺元年（1457）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参与纂修《大明一统志》和《英宗实录》，著有《友桧集》。《友桧集》今已不存，故其《题吴士恺归隐卷诗》属难得的佚文之一。

姚绶（1423—1495），字公绶，号谷庵、云东逸史，嘉善人，天顺八年（1464）进士，历官监察御史、江西永宁知府等，著有《云东逸史年谱》《谷庵集》和《云东集》。《云东集》今已不存，现存《谷庵集》也没有收录《题吴士恺归隐卷诗》，该诗当属姚绶佚文之一。

姜埰（1607—1673），山东莱阳人，崇祯四年（1631）进士，历官密云、仪真知县和礼部主事，顺治四年（1647）避乱徽州，著有《敬亭集》《宣州日记诗集》《嘤鸣录》《馎饦集》和《纪事摘谬》。《宣州日记诗集》《嘤鸣录》《馎饦集》和《纪事摘谬》今已失传，《敬亭集》也没有收录《清故节妇吴母程孺人墓表》，该文属姜埰佚文之一。

此外，谱中所录德清蔡璿《题吴士恺归隐卷序》、江阴卞荣《题吴士恺归隐卷诗》、霅溪张渊《题吴士恺归隐卷诗》、仁和张僎《题吴士恺归隐卷后》、歙县殷都《商山四皓图序》、张清议《新安学训周虚吴公传》、沈鼒《明故儒士生初吴公偕元配节妇程孺人墓志铭》、陆之祺《清故处士虚白吴公行状》、许默《清故处士虚白吴公墓志铭》和《明故孝子幼全吴子传》，亦应属于佚文。这些佚文为相关文献辑佚提供了资料。

再次，《宗祠谱传》中的传记及所录文献，也是校勘其他文献记载之误的重要依据。比如，关于吴世瀚与吴世泰的名字，休宁地方宗族总志《休宁名族志》称：“瀚，字子浩，号白石。其为学，宗阳明先生之派，于良知之义多所发明。耿公督南畿学，与论难反覆，学者多宗之。”其弟“泰，字子通，能承兄志”①曹嗣轩编撰：《休宁名族志》，胡中生、王夔点校，合肥：黄山书社，2007年，第429页。。据其所载，吴瀚，字子浩，号白石；吴泰为吴瀚弟，字子通。而据《宗祠谱传》记载：“白石先生讳世瀚，字道洪”，“弟世泰，字开父，号斗岳”②《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白石先生传》，康熙刊本。。可见，《休宁名族志》中的吴瀚当为吴世瀚，字道洪，而非子浩；吴泰应为吴世泰，字开父，而非子通。又如，关于吴仁达的号，成化《商山吴氏族谱》载：“第四世十五府君，号十万。丰赀厚产，甲于一郡，薄取而厚施，岁视籴之贵，廉其价以出之，施及乡邑，全活者甚众。产业不分于三子而分于十孙，每孙计租一万，他物称是。”按其所载，吴仁达号“十万”。而《宗祠谱传》记载更为明晰：“十五府君，讳仁达。丰赀厚产，甲于一郡，薄取而厚施，岁视籴之贵，廉其价以出之，施及乡邑，全活者甚众。产业不分于三子而分于十孙，每孙计租一万，他物称是，故时人号为十万公。”③《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四世祖十五府君仁达公传》，康熙刊本。由是可见，“十万”并非吴仁达的号，而是时人对其的尊称。关于吴垕的号，成化《商山吴氏族谱》载：“百十讲书府君，国录公之长子也，讳垕，字基仲，十岁能属文。”而《宗祠谱传》载：吴垕，“字基仲，号月轩。国录公之冢

嗣，文肃公之从子也。十岁能属文”①《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十世祖讲书府君月轩公传》，康熙刊本。。可知，吴垕尚有“月轩”之号，而成化《商山吴氏族谱》对此漏载。

此外，关于吴雾身份，成化《商山吴氏族谱》载：“元九奏差府君雾，字春宇，三四堂长锡畴之长子也。”据其所载，吴雾为吴锡畴长子。而《宗祠谱传》则纠正为：“元九府君讳雾，字春宇，号监岳，堂长府君次子也。”②《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十二世祖元九府君监岳公传》，康熙刊本。明确指出吴雾为吴锡畴次子而非长子，且号监岳。关于吴浩身份，成化《商山吴氏族谱》载：“堂长府君有三子八孙……仲子字义夫，号直轩。”又载：“元七奉议府君，讳浩，字义夫，又字蜚卿，号直轩。”此处“堂长府君”为吴锡畴。成化《商山吴氏族谱》以吴浩为吴锡畴次子，字义夫、蜚卿。而《宗祠谱传》载：“元七奉议公，讳浩，字义夫，号直轩，行元七，堂长府君冢嗣，是为奉议公大宗宗子，故称奉议。”③《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十二世元七理学名儒义夫公传》，康熙刊本。据其所载，吴浩为吴锡畴长子而非次子，且说明了奉议公之称的由来，较为可信。类似于上述对其他文献的校勘作用，在《宗祠谱传》中有诸多体现。

总之，在补史、辑佚和校勘等方面，《宗祠谱传》都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三、史料价值

《宗祠谱传》之传记资料，博收广采，考订有据，它为徽州文化及地方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这里，我们分别从徽州学术史研究、徽商研究、徽州宗谱研究等方面，说明其史料价值。

其一，关于徽州学术史研究。

商山吴氏向以诗书传家，数百年间曾涌现出一批学者，《宗祠谱传》有关他们言行的记载，为徽州学术史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史料。具体而言，一是补充新安理学文献资料，二是揭示商山吴氏理学传承途径，三是阐明心学在徽州的传播，四是记录三一教在徽州的影响。

关于补充新安理学文献资料。新安理学是朱子学的重要流派之一，主要流传于徽州（旧称新安）一带。该学派崛起于南宋，发展于元代，全盛于明初，衰落于明中后期，终结于清中叶。其间，它始终有一脉相传的理学家群、一以贯之的学派宗旨，对12世纪以后中国哲学史和学术思想史的发展演变，产生了巨大影响④参见周晓光《新安理学》，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宋明时期，商山吴氏理学人物众多，其中吴俯、吴儆、吴垕和吴锡畴等人，文献多有记载。如明程曈的《新安学系录》载有吴俯、吴儆、吴垕、吴资深、吴锡畴和吴浩等人资料，明人程敏政的《新安文献志》载有吴俯和吴儆两人资料，弘治《徽州府志》则有吴俯、吴儆、吴垕和吴锡畴等人资料，而嘉靖《徽州府志》也载有吴俯、吴儆、吴垕和吴锡畴等人传记资料。但有关吴雾、吴世禄、吴世瀚、吴元缙、吴应征和吴应迁等人的资料，已知相关文献基本不见记载，因此《宗祠谱传》关于这些人物的传记，可以弥补文献记载不足。其中，如吴雾，“幼颖悟，日诵千余言，祖、父皆以儒为业，世以清白相承。既长，研穷理学，为文辞必本性命之蕴，不为华言绮语以夸耀”⑤《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十二世祖元九府君监岳公传》，康熙刊本。，既说明了“祖、父皆以儒为业”的家学渊源，也指出了其“为文辞必本性命之蕴”的学术倾向。

关于商山吴氏理学传承途径。据《宗祠谱传》记载，商山吴氏理学发轫于吴舜选。吴舜选“于理学最精粹，因恶伪学，从歙漳潭门人张某请，遂讲学其家”⑥道光《休宁县志》卷14《绩学》，“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52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349页。。在吴舜选的影响下，其两子吴俯和吴儆也展现出出众的学术才能，“兄弟自相师友，又取正天下所谓有道者，晦庵朱文公、南轩张宣公、东莱吕成公极相爱”。其后，理学在吴氏家族中递相传承。吴俯之子吴垕、吴儆之子吴载、吴垕之子吴锡畴、吴载之孙吴资深、吴锡畴两子吴浩和吴雾、吴浩之子吴朝，皆服膺理学⑦《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三世祖七宣议垓公传》，康熙刊本。。明代中后期，吴世禄次子元

缙，世禄之孙、元经之子应魁，元缙长子应征、次子应迁，皆潜心性命之学。其中，应征“专心性命之学，行止坐卧息不离道。于孔孟有独解，兼二氏之学，所著有《宗孔堂语》《性命双修辨》”；应迁“晚籍儒官，有《著籁集》”。从《宗祠谱传》记载来看，商山吴氏理学研究有两个高潮时期，一是宋元时期，一是明代中后期。而不论哪个时期，家传乃是其主要传承途径。

关于心学传播。明代中后期，湛若水和王阳明心学先后传入徽州，对徽州学术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紫阳书院志》记载：当时徽州“文成之教盛行，讲会者大多不诣紫阳”①施璜等：《紫阳书院志》卷12《汪县尹》，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560页。。明末休宁学者汪佑曾感叹：“自阳明树帜宇内，其徒驱煽薰炙，侈为心学，狭小宋儒。嗣后新安大会，多聘王氏高弟阐教，如心斋、绪山、龙溪、东廓、师泉、复所、近溪诸公，迭主齐盟。自此新安多王氏之学，有非复朱子之旧者矣。”②施璜等：《紫阳书院志》卷16《会纪》，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9册，第587页。《宗祠谱传》中有关传主的记载，为当时心学在徽州的传播提供了重要佐证。如吴世禄，“晚乃嗜性命之学，与星源叶云山先生、游思堂先生，吾宗密山先生，及族昆季凤泉公、白石公日相谈论”③《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二十一世祖宗十七府君和斋公传》，康熙刊本。。其中，密山先生为休宁临溪吴周翰。周翰，“寤寐圣贤之学，师事王龙溪、罗近溪，笃志于道。耿天台嘉其学真，引而进之。益孳孳问道四方，与海内名彦相切劘”。“大都以仁体为学，故欲合天下以成其身。无贵贱、无贤愚，民胞物与，所称万物一体者，庶几有焉。所著有《梅里集》《悟学吟》行于世，学者称‘密山先生’。”④曹嗣轩编撰：《休宁名族志》，胡中生、王夔点校，第471页。显然，吴周翰的理学思想倾向于王阳明的心学。白石公为商山吴世瀚。世瀚与“大周赵先生、都峰周先生上下其论议，李礼部逢肠、乌程焦孝廉尤莫逆焉。戊午，之豫章，执贽念庵罗文恭之门，因得师事东廓邹先生文庄。己未之越，谒文成王阳明先生祠，从王龙溪、钱绪山两先生游，学益进”⑤《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白石先生传》，康熙刊本。。同样，世瀚亦服膺王阳明的心学。由此可见，吴世禄、吴周翰、吴世瀚等所“嗜性命之学”，乃是阳明心学，而非程朱理学。这些记载，为明代中后期心学在徽州的传播提供了实例。

关于三一教的影响。三一教为明代嘉万年间福建莆田林兆恩所创，它以儒家纲常礼教为立本，以道教内丹修炼为入门，以佛教涅槃寂静境界为极则。三一教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常被认为闽中王学旁支别派。三一教创立后，林兆恩开始向外传教。万历六年（1578）夏，林兆恩至徽州休宁梅林传授静功祛病之法，前来听讲者达几千人。吴应征亦“虔诚往拜，得所传授，勤而行之，疾顿愈。自是专心性命之学，行止坐卧息不离道”⑥《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二十三世伯兄简十二静宇公传》，康熙刊本。。此后，林兆恩弟子王兴、真懒相继传教徽州，并在梅林建有三教会所。三一教在徽州影响甚大，“惟徽郡各邑旧友甚多，而乡士大夫、孝廉雍泮，善信宗教者亦最盛”⑦林兆恩：《林子全集》贞集《林子行实》，“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63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216页、1230页、1231页。。以往在徽州学术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中，因受限于史料，对三一教的关注并不多。《宗祠谱传》的相关记载，为我们了解三一教对徽州的影响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其二，关于徽商研究。

商山吴氏是明代著名商人家族之一。金声曾说过，商山吴氏“自其先远祖起家，至今源远流长，几几乎殆十世不失”⑧金声：《金正希先生文集辑略》卷7《寿吴亲母金孺人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50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604页。。《宗祠谱传》记载了大量吴氏族人经商事例。这些资料不仅记载吴氏族人经商时间、地域、行业和手段，而且记载了吴氏族人在经商过程中的善举和交游，因而为研究徽商的基本面貌、兴起过程、商业传

承、事功、社会网络和经营手段等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比如，关于经商时间，据《宗祠谱传》记载，早在明朝建立之初，商山吴氏就开始外出经商。这个时间，要早于学界通常认为的徽州商帮正式形成的时间①一般认为，徽州商帮正式形成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参见张海鹏等《徽商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该谱载，生于至正十二年（1352）、卒于永乐十五年（1417）的吴新童，“皇朝维新之初，思光前人之业，宵衣旰食，早夜勤劳，经营四方，日渐丰裕”②《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十五世祖荣一府君德新公传》，康熙刊本。。此后，吴氏族人商业经营代代相传，经商不辍。新童之子音寿、音寿之子悌宗、悌宗之子隆兴、隆兴之子永珪、永珪之子文谟和文让，文谟之子世禄，世禄之子元绅、元绶，皆经商不辍。其中，生于洪武十一年（1378）、卒于正统十三年（1448）的音寿，“弱冠承父之业，克自树立，每以继述为念，东驰西惊，励志经营，往往所至有获，且有数倍其息者”③《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十六世祖崇二府君仲清公传》，康熙刊本。。悌宗（1412—1495）“拮据经营，以箕裘为己任，北而齐鲁燕赵，南而江淮吴越，足迹殆遍”④《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十七世祖尚二府君归隐公传》，康熙刊本。。隆兴（1444—1518）“与伯兄戮力负荷，懋迁有无于吴越之地，居嘉湖间最多”⑤《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十八世祖谦五府君朴庵公传》，康熙刊本。。永珪（1470—1540）“弱冠游浙之嘉湖，善懋迁化居，有祖考风”⑥《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十九世祖和十一府君麦山公传》，康熙刊本。。文谟（1491—1562）“少年游山东，涉淮泅，化居齐鲁间，既卜地练川，为居货计，以逐什一，然亲贤好礼，乐与四方贤俊游，故尚书太室徐公寿序”⑦《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二十世祖敬十六府君得愚公传》，康熙刊本。。世禄（1513—1578）“既挟计然策，南走吴越，北抵齐梁邹鲁，贸有无，权子母，悉中机宜，业益以饶”⑧《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二十一世祖宗十七府君和斋公传》，康熙刊本。。由此看出，自明初洪武年间至明后期万历时期，商山吴氏经商不辍。

再如关于经营行业，众所周知，商山吴氏以经营典业著称，是明代闻名遐迩的徽州典商。据该谱载，吴氏除业典外，尚经营棉花业、布业和米业。经营棉花业的如二十一世吴宗法，“父残后，跋涉江湖，懋迁于吴会，齐、郑、鲁、卫之地，足迹殆遍，铢积寸累，至耆艾之年，有数百金之蓄。尝贩北花过南黄河，舟坏花浮于水。公从急流中捞花登岸，一无所失”⑨《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二十一世从宗二十三石溪公传》，康熙刊本。。又经营布业的二十世吴文珂，“贾布业于汴梁”，其子世褚“创万益字号于云间，出布镳之临清”⑩《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二十一世宗六六益所公传》，康熙刊本。。经营米业的则有二十一世吴世祥，“有米栈于桐乡”⑪《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二十一世从宗三九南斋公传》，康熙刊本。。

据《宗祠谱传》记载，明代商山吴氏商人在经营手段上也颇为灵活，如嘉靖、万历年间，吴元绅和吴元绶兄弟两人在松江嘉定练川收购棉花，贩至嘉兴出卖。但是，练川所产棉花，“美恶参差不齐”。对此，元绶“按成规，遵时宜，稽利弊，以收自然之息”；而元绅则不然，“一一品其等第，编成字号，辨别精微”，按其质次分类出售，获得超额利润⑫《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二十二世叔父易廿九养心公传》，康熙刊本。。可见，元绅和元绶兄弟两人经营手段有所不同，所获利润厚薄不一。元绶墨守成规，所得利润微薄；元绅灵活变通，所得利润丰厚。别出心裁的经营手段，在商山吴氏家族经商中屡有展现。

其三，宗谱研究是目前学术界非常关注的热门问题之一，《宗祠谱传》对于徽州家谱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提供了新颖的谱例。其主要表现一是内容别具一格，二是宗旨推陈创新，三是谱法史考结合。

在内容方面，《宗祠谱传》与一般家谱明显不同，没有记录姓氏源流、堂号、世系表、族规家训、小传、艺文和图像等家谱基本内容，只有传记一项，因而属于专题类家谱。明代中后期，徽州专题类家谱不断出现，有专以艺文为内容的

贻范集、清芬录等，如程敏政《程氏贻范集》、程一枝《程氏贻范集补》和吴绅《新安吴氏传桂集》等；有专以祠墓为内容的墓谱、祠志、祭祀谱，如明代吴可学《吴氏本枝墓谱》、王珙《新安王氏墓谱纪略》、汪仲溍《西溪汪氏先茔便览》和吴士彦《商山吴氏祖墓四至图》等；有专以宗族族规为内容的祖训家规，如吴世禄《商山吴氏宗法规条》①常建华利用《商山吴氏宗法条规》探讨过商山吴氏宗族的乡约化问题，见《明代徽州的宗族乡约化》，《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3期；又见《明代宗族研究》，第283～289页。等。明代中期以后，徽州专题类家谱的纂修，极大丰富了徽州家谱类型。而《宗祠谱传》只录人物传记，在徽州专题类家谱中别具一格。

在编撰宗旨方面，《宗谱谱传》收录吴氏族人“修身齐家，有光前裕后之哲；履历立行，有激劝可慕之风”者，以达到“不可使其泯没不传”之目的。具体而言，就是具有“忠信不泯、孝行幽微、贞节不渝、义勇捐躯、文德兼优、友爱恭睦、仗义赒贫、创业开基、奋志成家、淡薄明志”其中之一的，都为之立传。反之，只要有“行一不义、践一非礼”②《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不分卷《商山吴氏宗祠谱传小引》，康熙刊本。，皆不得立传。由此可见，《宗谱谱传》以“忠孝节义、文章勋业、友爱恭睦、慈善明志”为基本原则。这些原则，亦为一般家谱所遵循，如《新安名族志》即以“忠孝节义、勋业文章”为宗旨。而《宗谱谱传》提出的“淡薄明志”入传原则，在徽州家谱编撰中则甚为少见。这说明，《宗谱谱传》宗旨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推陈创新之举。

在谱法史考结合方面，《宗祠谱传》采取史学纂修方法，资料直接来源于家族文献、正史、方志以及墓志铭状，较为真实可靠。《宗祠谱传》对广泛搜集的材料，并不照搬照抄，而是仔细比对、详加考订。如对吴士信《商山吴氏族谱》材料，吴应迁在引用时，“自始祖至十五世传俱属旧谱所载，其中有差讹，皆已改正”。如上数端，为我们研究徽州家谱提供了重要的新颖谱例。

综上所述，由《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反映出的徽州家谱谱传之价值，从教化角度来看，在于“扬前人之德泽，激励后人之愤发”，具有“俾悖乱者循孝悌，化奸诡者为善良，贤者知所勉，不肖知所惧”的功能。从文献学角度考察，体现在补史、辑佚和校勘等方面。而从史料学角度来看，谱传又为有关历史问题以及区域史、家族史等研究提供了原始和典型史料。因此，尽管家谱谱传普遍存在“为亲者讳”和“美化”先人等问题，但其社会教化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应受到重视。本文所考察的《新安商山吴氏宗祠谱传》，为我们了解徽州家谱谱传的价值，提供了一个典型样本。

责任编校:张朝胜 黄 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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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5019(2015)06-0079-10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1＆ZD094）；“安徽大学校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引进工程”资助项目

周晓光，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历史学博士（安徽合肥 23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