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鑫宇

过去说中美之间的“制度竞争”主要是指国内政治制度的竞争，即哪一个国家的制度更有优越性的问题。然而最近以来，中美之间的“国际制度竞争”正在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刚刚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被一些媒体认为是美国将中国排除在外、夺取新的国际规则制高点的标志性成果。而在另一边，中国近来也在多边外交中频频发力，“金砖国家金融机制”、“亚投行”等由中国推动创建的新国际经济机构不断出现，未来以东亚为基础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预计还有发力空间——这些机构到目前为止也都没有把美国包括在内。对于这样的情形，一些观察家担心过多的国际经济制度会产生“意大利面条碗”效应。而更严重的忧虑是，在现有国际制度改革进展缓慢、中美战略互信不足、各方面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中国正在“另起炉灶”，建立一套自己的国际经济秩序。也就是说，在二战之后形成的“美国秩序”之外，可能出现一套“中国秩序”。

这样的猜测会把中美关系向危险的境地误导。美国对于国际秩序问题高度敏感。过去200年，美国似乎只会在两项根本利益受到威胁时，不惜动用全部力量与对手兵戎相见，一是对美国本土的安全威胁，最近的例子是9.11事件，还有上世纪日本空袭珍珠港、古巴导弹危机等；另一种则是欧亚大陆上的强国要建立一套把美国排除在外的国际秩序，两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冷战时的苏联都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这种情形。美国无论是最初高呼的“门户开放”，还是后来鼓吹的“自由秩序”，其本质都是对于这后一种利益的坚守。美国对于开放的国际秩序如此敏感，既是其政治思想传统的基因使然，也反映了特殊的地缘处境：偏居北美大陆一隅的地理位置，既让美国在安全环境上得天独厚，又使得美国远离欧亚大陆的政治中心和主要市场，有被隔绝在外的潜在风险。因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后，美国利用空前的国力优势建立了当今国际秩序，通过一系列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制度加以支撑。这样的国际秩序是美国的最核心利益。

公允地说，美国所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在全球自由贸易环境和开放经济秩序中，国家的强盛和领土扩张、领土争夺的历史关系被打破，大国之间迎来了持久的和平。此外，新兴的经济体，如亚洲的“四小龙”、“金砖国家”等都有机会发挥比较优势，逐步从“边缘”走向“中心”，国家的“上升通道”总体来说是开放的。中国也是战后开放国际秩序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但是，当前国际秩序必然要继续调整。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国际制度和规则必须对此做出反应。另外，当今的国际经济交往也远远不同于战后初期，国际贸易已经大大超出传统货物贸易的范畴，国际金融的外部效应和溢出效应更加复杂，再加上气候变化等崭新的全球治理问题越发突出，美国所建立的这套规则亟需“升级换代”。但是近年来很多问题似乎积重难返，美国自己出尔反尔、制度僵化，国际秩序的改革远远落后于形势的需要。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最近两年来在国际制度上的创新，并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要“围魏救赵”。金砖国家加强金融合作、建立亚投行等，弥补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传统国际机制改革缓慢、效率低下的问题。中国可以通过一些成功的探索，为原有的制度增加改革的动力和方向。与此同时，中国对现有的国际制度抱有很大希望。这种精神在习近平访美后中方公布的成果清单中，几乎不分巨细地逐一阐明。这是一种“改革的竞争”，而不是挑战或者颠覆。这种良性的竞争对于当前国际秩序的发展应该是有利的。

同时，也不该把美国简单看作是国际秩序的“守成者”。美国在某些方面也有改革的动力。例如美国认为世贸组织贸易规则标准太低，新兴国家相对获益更大，因而试图建立更加高标准的TPP。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会造成一定冲击，但长期来看对中国经济的改革和转型是有利还是不利呢？也许能将不利转化为有利。当今世界的幸运之处正在于：只要保持开放性，制度的竞争总比领土的竞争要好。最终在经济杠杆的驱动下，繁复的制度还会走向优化和统一。当前只有愚蠢的政治家才会把良性的制度竞争引向恶性的政治对抗，继续用非此即彼的历史思维来理解更加开放和融合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