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秀军

中国、日本和韩国作为东亚地区的重要经济体，在亚洲乃至全球经济中都拥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目前，三国经济总量占东亚的90%以上，占全球的份额约为23%;人口总数达15.4亿，占东亚人口的3/4，占全球的份额约为21%。可见，三国经济合作拥有巨大的潜力。但与世界上很多地区相比，中日韩经济合作进展相对较慢。在当前三国经济面临各种挑战以及国际经济合作格局日益分化的背景下，推进三国经济合作，打造新的合作增长点显得更为迫切。

中日韩经济的互补性与合作优势

目前，中国是日本和韩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和韩国也都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这表明，中日韩经济拥有较强的互补性，经济合作的基础较牢，合作优势明显，合作空间广阔。

首先，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在自然资源方面，日本和韩国国土面积较小，自然资源短缺，燃料和原材料主要依赖进口;而中国相对日韩自然资源蕴藏量大，一些资源可以满足或缓解日韩的需求。在人力资源方面，三国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足，但主要是初级劳动力;而日韩由于少子老龄化问题，劳动力资源十分短缺，但高级人才资源比例相对较高。

2015年3月21日，中日韩三国外长会在首尔举行，三方就为尽快举行三国领导人会议而做出努力达成一致。

其次，产业结构各具特色。中日韩的经济互补性还体现在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的差异性之上。日本已完成工业化进程并已处于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约为七成，资本密集型和高新技术密集型产业高度发达，高端制造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韩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也占据较高比重，电子、信息技术、汽车等产业发达。中国作为正处于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大国，工业所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相对较大，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以及机械制造业较为发达。

最后，区位和市场优势明显。尽管中日韩之间没有领土接壤，但三国隔海相望，彼此相距仅几百海里，中韩之间的最短航线仅102海里。海洋运输单次运量大，费用低，有利于降低货物贸易成本。更重要的是，三国贸易发达，市场广阔。世界贸易组织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货物贸易额达4.3万亿美元，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地位;日本和韩国对外贸易额分别为1.5万亿美元和1.1万亿美元。三国货物贸易额占东亚地区的70%，占世界的份额为20%。

新形势下经济合作需求不断加大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日本、韩国和中国经济受到很大冲击，支撑经济增长的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三国至今仍未恢复到金融危机前的经济增长水平。在此背景下，对于三国而言，调整对外政策、推进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显得更为重要。

从日本来看，经济增长低迷，动力明显不足。在2008年以来的七年中，日本的经济增长率有四年表现为负增长，其中2009年曾一度下跌5.5%。在2013年“安倍经济学”的前两支箭射出后，取得了一定成效，日本经济实现了1.5%的增长率。但自2014年以来，市场对“安倍经济学”的政策预期开始减退，日本经济停滞的征兆亦随之出现。2014年日本经济增速再度转为负增长，为-0.1%。并且从长远来看，老龄化、结构改革、生产率下降等制约经济增长的深层次问题均难以改善。因此，加强对外经济合作、全方位挖掘经济增长潜力，成为日本政府优先考虑的政策目标之一。

从韩国来看，经济增长势头放缓，发展潜力不足。金融危机后，由于国内经济结构问题更加突显，外部需求萎靡不振，韩国经济增长面临诸多挑战。2013年2月，新任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就职演说中提出，韩国新一届政府将通过经济复兴、国民幸福、文化昌盛三大梦想的实现开创一个新的时代，描绘了“新汉江奇迹”蓝图。作为“新汉江奇迹”三大支柱之一，加强对外经济联系被置于振兴经济的政策选项的重要地位。其中，处理好与日本、中国等周边大国关系更是重中之重。

从中国来看，随着经济结构加速转型升级，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为7.3%，创199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相比，下降了6.9个百分点。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为了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中国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战略规划以及“一带一路”建设倡议。日韩作为发展阶段处于较高层次的邻国，对于中国实施开放战略、创造对外贸易投资增长点都具有积极作用。此外，从更为现实的角度看，日本和韩国都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成员国，加强与日韩之间的经济合作有助于中国减少TPP实施后带来的贸易投资转移效应。

从国际来看，全球贸易增速表现平庸，推动全球化的驱动力正在发生改变。二战后全球贸易增长最为迅速的时期出现在1989年至2006年之间，其间的贸易增速是经济增速的2～3倍。但在此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受阻，多哈回合久拖不决，国际贸易增长动能下降，世界进入了一个贸易和产出同水平增长的时段。如今，全球化的驱动力已经从多边和区域、双边的双轮驱动，逐渐演变为以区域、双边为主导的驱动模式。由此，区域经济合作逐步成为各国弥补多边进程缓慢的现实选择。

在地方层面，继续加强城市合作，扩大中日韩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试点城市范围，既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又能为将来更大范围的合作积累经验。

中日韩经济合作的进展与掣肘因素

早在1999年，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在出席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早餐会，并由此启动了中日韩合作进程。2008年，中日韩领导人举行首次会议，并提出三国将面向未来，开展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次年，第二次领导人会议明确提出，三国建立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领导人会议达成的共识为三国加强高层交往和战略对话、开展政策磋商、扩大经贸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经过十多年发展，中日韩经济合作机制日益完善，贸易投资、财政金融、交通物流、信息通信、海关合作、知识产权、标准计量等领域都取得了重要进展。这其中，三国在自贸区建设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尤其值得关注。

2002年底，在中方倡议下，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同意就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开展可行性研究。经过长达六年多的综合研究，三国研究机构认为，建立中日韩自贸区可消除贸易壁垒，扩大区域内市场，推动三国经济融合，实现三国互利共赢。2010年5月，由政府、产业、学界共同参加的中日韩自贸区联合研究正式启动，并于次年完成研究。2012年11月，在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期间，三国宣布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截至2015年10月，中日韩自贸区谈判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已举行了八轮。为了给中日韩自贸区协定谈判奠定基础，三国政府相关部门经过多轮研究和磋商于2007年启动中日韩投资协定谈判。2012年5月，中日韩投资协定在北京正式签署，并于2014年5月生效。此外，2012年5月，中韩两国宣布启动自贸区谈判，并于2015年6月正式签署自贸区协定。

然而，与欧美和北美等地区相比，以中日韩为主体的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受诸多因素影响，进展相对滞后。具体来看，影响三国经济合作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三个：一是历史和领土问题。由于三国对历史问题存在不同认识，尤其是日本对长期侵略朝鲜半岛和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缺乏深刻反省，影响了中日、日韩关系，甚至一度停止高层往来。而领土争议也常在一定条件下激化，从而导致民间情绪激化，政府关系冷淡。由于政治事件频发，政经关系也逐步呈现出由政经分离的“政冷经热”向政经同步的“政冷经冷”的方向发展。二是主导权之争。中日韩都是东亚地区大国，在经济上均有各自优势，都想主导东亚合作进程，但各自也存在不足。中国经济总量居三国之首，但经济发展水平仍居最底;日本发展程度较高，但近年经济持续低迷，并且不能客观对待历史问题，其领导地位难以得到中韩认同;韩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在中日之间发挥平衡作用，但经济实力和市场规模都相对有限。三是美国因素。美国虽然不是亚洲国家，但一直谋求处理亚洲事务上的主导权，尤其是在美国提出“重返亚太”的战略背景下。对美国而言，一个没有美国的、高度一体化的东亚经济合作进程与其经济和战略利益相背，因而美国经常利用与日韩之间的盟友关系直接或间接向两国施加压力，干扰东亚一体化进程。与此同时，美国一直努力将日韩纳入由美国主导的亚太经济体系，这在美国极力拉拢日韩加入TPP谈判上得到充分反映。

挖掘和培育中日韩经济合作的增长点

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进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不仅不符合三国利益，也会对整个东亚经济乃至世界经济的复苏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当前必须突破中日韩合作困境，寻找中日韩经济合作新的增长点。

首先，在战略层面，适度保持政经分离，尽量减少政治问题对经济合作的阻碍作用。通常而言，良好的双边关系是三国经济合作的重要基础。在过去几年中，中日、韩日双边关系深受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的困扰，并直接影响到三国经济合作的进展与效果。但从现实来看，中日、韩日关系中面临的政治问题在短期内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以经济上的冷淡回应政治上的分歧不仅不利于这些问题的最终有效解决，反而会使已处于低谷的双边关系雪上加霜。尽管经济合作不能完全排除政治因素，但从历史来看政治关系的冷淡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关系的停滞，“政冷经热”模式就曾在三国关系的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次，在对话层面，尽快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通过高层对话求同化异，改善有关国家间双边关系，推动三国经济合作健康稳定发展。2012年5月，第五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就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和商签中日韩投资协定达成的共识，对推进三国经济合作具有里程碑意义。然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此后中断，这不仅不利于三国高层之间的沟通与对话从而增进政治信任，也使三国经济合作失去了高层对话机制的依托。因此，当前必须重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并保持其延续性，与此同时还需充分发挥其他高层联系机制以及三国合作秘书处的协调作用，为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经济合作创造良好氛围和条件。

最后，在操作层面，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并最终达成协定，继续深化三国在企业层面和地方层面的合作。中日韩自贸区的建立有助于充分发挥三国之间的产业互补性，进一步挖掘提升三国之间贸易投资水平的潜力，促进区域价值链深度融合，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如果三国在一些敏感行业难以达成高标准规则，可争取早期收获，从而为将来达成高标准的全面协议奠定基础。在企业层面，依托泛黄海中日韩经济技术交流会议、中日韩工程商务圆桌会议、中日韩工商峰会、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等重要经济类论坛，为三国企业搭建起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在地方层面，继续加强城市合作，扩大中日韩地方经济合作示范区试点城市范围，既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又能为将来更大范围的合作积累经验。

总之，深化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不仅符合三国整体利益，也有利于本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繁荣与发展。尽管目前三国经济合作仍受一些因素的掣肘，但在当前各自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形势下，三国急需摆脱困境，并采取切实措施打造经济合作的增长点。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