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先生说：“禅宗思想的中国化，首先在于它从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上中国化。”

禅宗的开创者和精神导师慧能以砍柴为生的劳动者身份进入文化领域。因此，他改造印度佛教、创立中国禅宗时，对农的文化内涵就有一种既完整简易又深切透彻的理解。农的入世情怀、自力生活、自立品格、注重经验等对禅产生了根本的作用，构成了中国禅特有的文化品格。

中国禅宗的禅是指破除无名烦恼之后的心地妙用，也就是智慧本身。因此，在禅中，若悟得自性亦不立戒定慧。石头、洪州门下倡见性成佛，不再提戒法。后来连禅定也不要了。禅的智慧成了自我在精神上的彻底超脱，是人性在自我体验中的充分实现。

自性起源于农的自立，回归于农的生活。自性的获得使禅师们成了顶天立地的无畏真人。他们焚书毁经、呵佛骂祖、甚至以极端的形式体现获得自性后的无畏与自尊。由此而产生的精神力量使他们克服一切困难，更加精谨地以慈悲的道德原则为本，崇善止恶，以将自己和一切众生从苦难中拯救出来为己任，走向广阔的世俗生活。

禅的日常生命即是去生活，去发现新天地，去创造自己的规范。中国禅在行住坐卧动静语默中着力，直下无住，见自本性，活泼泼地触处都是禅。?禅宗不立文字和简易法门中重经验、体验、事实的特征最终根源于农的思维方式的影响，这构成了中国禅宗最具民族风格的一部分。

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印度来华僧人都保持了乞食传统。当时人们称比丘为“乞士”。西晋时惠帝就在洛阳造兴圣寺供养百僧。

对这种乞食和供养制度，中国人不理解：“僧侣不参加劳动，却仍然要百姓供养，其合理性在哪里？”

中国人的劳动果实来之不易。他们十分珍惜自己的劳动，反对不劳而获。因此，在理论上，随着中国禅宗对自性的高扬，把它当作不假外求，自我主宰的光明心体，而自性的大机大用、发明流行必然要在行动上体现出来。这就是劳动对禅的根本意义。

如果说惠能以前的修禅与劳作相结合，禅师们还只是认识到劳作对修行者的身心有益而把劳作纳入修行的话，那么惠能及门下则直接把禅修纳入甚至等同于劳作了。惠能反对任何对禅的理智探讨和经典崇拜，他认为人生的解脱从根本上讲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惠能不远千里从广东赴黄海求法之前，甚至当他还没有听到《金刚经》中“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时，他已经悟道了。而使他悟道的是他十几年砍柴卖柴的艰苦生活。那颗不滞外物，空诸所有，悄然独立的光明心灵，不经过长期艰苦的劳动磨练从而形成独立的人格是不可能具有的。

因此惠能从自己的实践和理论上确立了劳作对于禅的决定意义，这既是对弘忍的发展，也是农文化对佛教的彻底改造和根本发展。?惠能门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禅行中把生产劳动、日常生活的意义发展到极致。《五灯会元》记载了很多禅师和弟子们一起劳动的例子。锄草、推车、种田、耕地、担水、拾柴、洗濯、筑寺、建桥、铺路、植树，都是僧众们常干的活，弟子们请百丈禅师为他们说法。百丈让他们到田里劳作完后再说法。弟子们劳作完后请师傅开讲，百丈一言不发，只将两臂轻轻向和尚们张开。这意味着什么呢？“禅没有什么可说的，一切都很清楚。当你吃饭、洗身并在田地里种植粮食或蔬菜时，你已经在做着这个世界所需要做的事情。”对于一个孜孜探救宇宙和人生之继并亟待得到开导的僧徒来说，那忘怀一切，沉浸于事物内在生命中的劳动，把人的自我人格和人性提高到了至善至美之境，使他进入一种发现自性、体验自性的状态之中。这即是悟。

百丈的座右铭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老僧在攫头边上为大众说法，大众亦共同于攫头边生活。”在这里农禅真正地融为了一体。?农禅并作使僧侣们由于接触事物而心灵保持健全、活跃，由于改造事物而高扬自性，并由此养成了勤劳、朴实、节俭，实际的品格和对人生、事业严肃虔敬的精神。

“农”给予了禅宗肯定现实人生、积极入世的思想基础，给予了它以觉悟自性为核心的思想内容，给予了它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独特思维方式，最终在农禅并作的行为、实践中融为一体，禅的品格在根本上就具有了与农的品格内在相通的一致性。农，构成了中国禅不同于印度禅、日本禅的文化品格。

——文章摘选自 · 杨金洲 · 《农——中国禅的文化品格》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