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悦

[摘要]具有深刻思想内容的汉乐府民歌，也具有新颖独特的艺术特色。《诗经》中的“国风”，几乎全部是抒情诗，只有“雅”、“颂”中有少量的叙事诗。“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却大部分是叙事诗。这些叙事诗故事性强，结构紧凑，形象鲜明。有些篇章如《上山采靡芜》《陌上桑》等艺术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在我国文学史上，成为诗歌发展新阶段的标志。

[关键词]乐府民歌；艺术；发展

中图分类号：1222

一、民歌在艺术形式和手法方面的特点

（一）打破了《诗经》以来的四言格式，句式灵活多样，以杂言为主，逐渐趋向五言。

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诗之新制，亦复蔚起。《骚》《雅》遗声之外，遂有杂言，是为《乐府》。”《诗经》基本上是四言诗。楚辞以四六言加兮字为主。汉乐府民歌却以杂言为主。自由奔放的杂言体在诗歌中发展成为独具一格的诗歌形式，还是从汉乐府民歌开始的。汉乐府民歌的章法句法都很灵活，句法可长可短，短的一字，长的八九字。如《上邪》就是二至六言句式交错使用，以服从于表达复杂的思想感情的需要。

除了杂言之外，汉乐府民歌中还出现了不少完整的五言诗。这种五言诗句优越于四言句式的显著之处，是它增加了一个节拍，容量增大了，可以概括更丰富的内容，具有更高的艺术表现力，便于把单音词和双音词组合起来，造成和谐匀称的诗句，收到更好的艺术效果。这是与当时双音词已逐步增加，而动词又多保持着单音形式的情况相适应的。汉乐府民歌中还有少数是七言句式。汉乐府民歌五七言句式的出现，在中国诗史上是一件大事，因为它启发和孕育了以后五七言诗体的出现。

（二）善于通过人物的言行和内心世界的刻画来写人叙事。

汉乐府民歌写人叙事，并不平铺直叙，而是通过对人物语言行动的描述来展开故事，有时甚至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的刻画，使人物形象鲜明突出，加强了诗歌的形象性和感染力。如《陌上桑》叙述太守看见罗敷时，只用了“五马立踟蹰”、“宁可共载不”这一停一问，就把太守荒淫无耻，仗势欺人的丑恶嘴脸展示在人们面前。《东门行》写妻子牵衣啼哭和劝阻丈夫的几句话，就表现了她疼爱丈夫和子女，善良而又柔弱的性格特征。至于《陌上桑》则写行者、少年和耕锄者看见罗敷时的各种神态，就把他们震惊于罗敷美丽的心情自然地表露出来。这样深刻细腻的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手法，是乐府民歌的创新。

（三）以现实主义为主，也带有浪漫主义色彩。

汉乐府民歌多数是现实主义作品，但有的篇章也带有浪漫主义色彩。《上邪》中女子的对天发誓，《战城南》中死者对乌鸦的哀诉，《乌生》中乌鸦对人的申诉，《枯鱼过河泣》中枯鱼给鲂锲的书信等等，无一不构思奇特，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总之，汉乐府民歌同《诗经》中的民歌一样，都是与民间的“里巷歌谣”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基本精神是一脉相通的。形式上，五言、七言、杂言兼用的“乐府”体，打破了以四言为主的《诗经》体的格式，在诗歌形式上是一个创新。产生于《诗经》之后的汉乐府民歌，不仅直接继承发扬了由《诗经》开创的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而且承上启下，对其后的建安文学、唐代诗歌以及中国文学的发展都有巨大的影响。

二、五言诗的兴起

东汉末年产生的《古诗十九首》际志着五言诗已正式形成。《古诗十九首》这个名目是梁代以后才有的。東汉末年的许多五言诗因作者姓名无可考，从晋代以来就被称为“古诗”。其中的十九首曾被萧统收入《文选》，《古诗十九首》之称即由此而来。

《古诗十九首》的作者虽然不可考，但根据诗的内容可以推断，他们不是农民之作而是地主阶级中下层知识分子的作品。如诗中经常流露出“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等等，都不是下层人民的思想和生活的反映。诗中更多的是反映下层文人没有出路的苦闷，夫妇之间的相思之情，游子的乡关之思等，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东汉末年社会的动乱和政治的黑暗。

汉乐府民歌以叙事为主，《古诗十九首》的作者模仿乐府民歌，但专向抒情方面发展。这些诗的艺术特点是，情景交融，风格平易淡远，语言无一奇字，无一奇句，自然生动，没有刻意雕饰的痕迹，却往往成功地表现出复杂曲折的思想感情，保持了平易浅远的乐府民歌的特色。

《古诗十九首》数量虽然不多，但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它为五言新体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石，为其后的文人创造五言诗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