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雯晶

[摘要]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和王安忆的《长恨歌》分别塑造了达洛维夫人和王琦瑶两个人物，她们都受到男性的压迫，却不甘受奴役。不同的文化和地域背景，也让她们的遭遇各有不同。本文对达洛维夫人和王琦瑶两个人物形象进行比较，希冀能给当代女性借鉴意义。

[关键词]《达洛维夫人》；王琦瑶；王安忆；女性

中图分类号：1106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20世纪著名的女性作家，也是英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重要奠基人《达洛维夫人》是其代表作。王安忆是中国当代杰出的女作家，她的代表作《长恨歌》曾获茅盾文学奖。她们两人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塑造了达洛维夫人和王琦瑶这两个人物形象。

一、女性生存的困境及反抗

女性被边缘化，是相对于男性处于中心地位而言的。在社会生活中，往往男人是主宰者，而女人位于从属地位。自从父系社会取代母系社会之后，女人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女性的主体意识逐渐丧失，话语权也被取代，弗吉尼亚·伍尔夫与王安忆笔下的主人公达洛维夫人和王琦瑶就被男权挤压，处于边缘状态。

西方的父权中心制将男女的关系定义为二元对立，及上下的關系，女人在这个制度的影响下，毫无自己的地位可言，她们没有办法与男人享有同等的权利，譬如外出工作。弗吉尼亚·伍尔夫《达洛维夫人》中的达洛维夫人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形象。自从达洛维夫人嫁给了议员达洛维先生后，生活的圈子被禁锢在家庭之中，达洛维夫人没有自己的工作，对于她来说，她的工作只是照顾好家庭，为了丈夫的前途而忙碌。为了达洛维先生有更好的人脉，攫取更多的资源，达洛维夫人举办宴会，她无休止地奔波于宴会之中，讨好每一个对达洛维先生有用的人。脱离了宴会的达洛维夫人会非常地失落，由于布鲁顿夫人没有请她参加午宴，她便觉得安身立命的根本动摇了。所以，达洛维夫人才会觉得“如今她是达洛卫夫人，甚至不再是克拉丽莎，而是理查德·达洛卫”。此外达洛维夫人还受到男性的压迫，彼得·沃尔什是个嫉妒心很强的人，他虽然乐于与达洛维夫人分享每一件事，但是他常常怀疑达洛维夫人，要求达洛维夫人毫无保留地告诉他每一件事情。而达洛维先生不允许他的妻子做他不能接受的事。他气势汹汹地大放厥辞，说什么正经人都不应该读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因为念这些诗就像凑着小孔偷听。

东方社会的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同样糟糕。自从中国封建社会起，女人一直是男性的附庸。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曾认为“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至此到宋代的程朱理学，提出夫为妻纲，这些表明社会对女人的束缚日渐加深，即使是进入近代的社会，情况也没有完全好转。王安忆曾说过：“我觉得更完美的人物形象不但要有时代特征，更要有超越时代的丰富内涵。”

王安忆《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是近代上海女子的典型。“上海小姐”是一场选美比赛，也是玩弄女性的一种方式。不知道深浅的王琦瑶在程先生和蒋丽莉的怂恿下，参与了比赛，却开始了王琦瑶的悲剧人生。千百年来形成的传统使得女人在浑然不觉的状态下按照男人的要求塑造着自己。正如严师母与王琦瑶烫头回来的路上这样说：“还是情和爱好啊，只要尝过味道没有肯放手的，你说我们做女人是为谁做？还不是为男人！为了男人做，还就是最省心。”

虽然千百年来，男人对女人的压迫没有停止，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男人为大的观念也受到了挑战，女性也越来越捍卫自己的权利，寻找自我。弗吉尼亚·伍尔夫所生活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英国妇女女性意识开始觉醒的时代，女性主义的发展，再加上战争的影响，使两性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化。觉醒的女性开始宣扬女性的权利，思考女人自己的价值，并对社会问题有所关注。达洛维夫人在好朋友萨利的带领下，开始阅读书籍。早餐前坐在床边读哲学作品。达洛维夫人认识到自己的生活的狭隘，等级制度的不平等，她想建立一个公平的社会，废除财产私有制。后来达洛维夫人在听到萨普蒂莫斯（萨普蒂莫斯是刚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沉浸在友人的死讯中不能自拔，并因此换上了战后恐惧症）死讯时，震惊了，她意识到自己逐渐沦为父权社会的牺牲品，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她思索生与死。走出房门，达洛维明白自己举办宴会不是为了丈夫前途而是为了自己与朋友聚会的快乐。

虽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中的达洛维夫人和王安忆《长恨歌》中的王琦瑶都受到来自父权社会的压迫，也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反抗，但是细细来看达洛维夫人和王琦瑶两个人物的形象，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如他们对待男性的态度，对待生活的态度，或是她们最终完善自我的方式。

二、女性各自对男人以及生活的态度

达洛维夫人要求男性达到完美的程度。所谓完美，是指这个男人既能与自己心灵相通，也能拥有满足自己虚荣心的财富和地位。在达洛维夫人的眼中，彼得虽然有艺术才华，懂得欣赏自己，但是敏感多疑，如在和达洛维先生在一起吃饭时，萨利开克拉莉莎（后达洛维夫人）和达洛维先生的玩笑时，彼得便心里不舒服，所以克拉莉莎（后达洛维夫人）觉得彼得时刻束缚着她，不给她留下一点空间。而且相对于达洛维先生高贵的身份，彼得只是一个普通的友人，他无法带给达洛维夫人想要的地位和财富。所以在遇到了达洛维先生之后，达洛维夫人毫不犹豫地嫁给了他，但是婚后，达洛维夫人认为她的丈夫是一个平庸的人，毫无情趣可言，这使得达洛维夫人生活得十分压抑。达洛维夫人还时常怀恋和彼得在一起的时光，竟然在遇到彼得之后，还希望能和彼得一起离开，去过自己和彼得的两人世界。其实在达洛维夫人的心中，她是多么希望能有一个人既有彼得的风趣，体贴，又有达洛维先生的财富和地位。

王琦瑶只要求男性达到完整的程度。完整是说，也许这个男人有自己的缺点，如不会体贴人，与自己不能形成默契，但是他可以给这个女人的东西，正是这个女人所想要的，而女人也不在乎这个男人存在的缺点，即两性达到和谐的状态。在王琦瑶的每段爱情中，她和那些男人达到了和谐的局面。认识到性别差异，主张在保留性别特征的前提下，发展各自的素质，丰富自己的生命价值，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这种追求双性完美的理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阴阳合一”、“阴阳互补”观念有着相通之处。她认识到极端地否认男权主义对于男人和女人的发展都是不利的。王琦瑶的生存哲学带有典型的中国文化特色，如道家学说，在道家学说中强调顺其自然，知足和无为。文中可谓处处体现着王琦瑶的随遇而安，但又有着自己的坚韧和不屈的个性。

达洛维夫人在没有结婚前，她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爱自己喜欢的人彼得，和自己的好朋友萨利做疯狂的事，甚至对萨利产生特殊的同性情感，可以自由地与朋友讨论关于废除私有制，有关社会的问题，读自己想读的书，从哲学到诗歌。但是在父权中心制度的熏陶下，达洛维夫人内心又有着跻身上流社会的愿望。然而，在她嫁给达洛维先生后，她享受到了世俗的快乐，地位带给她的虚荣，财富带给她的富足，她又开始觉得自己被家庭束缚住了，要不停奔波在无休止的宴会中，要为了自己的丈夫巴结权贵，所以终日眉头深锁，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快乐。再遇见彼得后，她又希望彼得能够带她逃离现在的家。达洛维夫人永远不满足自己所得到的。总是希望日子可以过得十分圆满。

三、二人笔下女性人物同異之由

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王安忆笔下的人物有同也有不同之处，她们的相同点在于中西方文化背景中对女性都有压迫。在中国，从封建社会时期起，女性的地位一直就很低下，尤其是宋代程朱理学，更加禁锢了女性的情感、生活。在中国农耕时代，小农经济时代，男主外女主内是天经地义的事。在18世纪的英国社会，父权主义统治着这个世界。女人的生存的来源来自出嫁时所得的嫁妆。为了以后的日子可以过得更好，他们必须有着长远的规划。如果他们嫁一个好人家，她们便可以拥有丰富的财富。在父权社会中女人没有经济来源。家产，只有男性才可以继承。

《达洛维夫人》中的达洛维夫人和《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为何又同中有异呢？

由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王安忆生活有着迥异的生活经历，所以《达洛维夫人》中的达洛维夫人和《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有着很大的不同。

一个人的成长经历，生活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进而对其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成长受到了父权中心制的影响。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对待女性的态度十分苛刻，母亲是当时完美的女人形象，但是这样的形象却给伍尔夫带来了焦虑。父母关系的不对等让她感受到了女l生地位的卑微。父亲对于伍尔夫也是挑剔的。“父亲反对女儿的婚事，父亲反对女儿的自食其力。她想结婚或挣钱养活自己的愿望激起他强烈的情绪；他为自己所找的理由总是老一套：淑女身份；女儿会辱没了女人的本分。”

弗吉尼亚·伍尔夫幼年曾经遭受过同母异父哥哥的性侵犯，这就加深了她对男人的不信任和反抗，所以在她的作品中对男性都是不满的，并期望能够与他们抗衡。弗吉尼亚·伍尔夫还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精神抑郁症，这种精神抑郁症一部分来自家庭的遗传，一部分来自自身，多位亲人的离世带给她的痛苦，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其女性写作身份的焦虑。她认为“作家在写作时只想到自己的性别是致命的，人必须是具有女子性的男性或具有男子性的女性。”

因为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疾病导致她的文本带有她独特的气息，更有利于她运用意识流手法，运用暗示来表达人物的内心，从而塑造丰富多彩的女性人物形象，打破了男性笔下的非天使就是妖魔的女性形象。此外弗吉尼亚·伍尔夫喜欢读书，尽管因她是女孩子而被剥夺了读书上学的机会，但她的亲戚们却给了她很多帮助，她的米莉姑妈关心女权运动而她的安妮姑妈关心女性文化，在他们的耳濡目染之下，弗吉尼亚·伍尔夫也开始走上女性文学创作之路。

相比之下，王安忆的人生没有弗吉尼亚·伍尔夫那么痛苦。王安忆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从小就喜爱读中国传统的书籍，如唐诗，《红楼梦》等，这给王安忆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说起《红楼梦》时，王安忆觉得《红楼梦》写得十分细致，包括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她很喜欢这种“家常”，王安忆把生活中的琐事称为“家常”，这可见中国古典书籍中关注和表现日常生活的内容给了王安忆以巨大的启迪。王安忆在安静祥和的家庭氛围中长大，使得她的笔下的人物都带有脉脉温情。王安忆曾说她写《长恨歌》是想通过一个女人写一个城市，透过那些繁琐的生活细节的描写，想写出的是人面对自己，面对时间的虚无之感。王安忆对上海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感，也便于塑造王琦瑶这样典型的上海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