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英杰

近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供给侧改革”一词，令人耳目一新，若想对此有正确的了解，还需对“需求管理”一词有所探讨。

“需求管理”源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认为，任凭市场自由调节是无法实现经济自动均衡和充分就业状态的，当有效需求不足，市场存在闲置资源时，政府可以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宽松性货币政策，增加财政开支，如增加公共工程投资、政府购买、政府转移支付等手段，扩张需求，促进经济的复苏。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为战后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了贡献，但随后于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经济停滞通胀（“滞胀”）沉重地打击了这一理论，出现了与需求管理相反的重视供给管理的学派——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强调供给方的重要性，主张在市场的供求关系中，把供给放在首位，减少政府的干预，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减税是供给学派政策主张的核心和基本环节。他们认为降低税率可以促进个人和企业增加储蓄和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使政府收入增加，减税可以抑制通货膨胀。另外，供给学派特别重视提高劳动生产率对于解决经济问题的重要价值。供给学派认为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越大，经济的发展就越迅速、繁荣，这种经济制度也就越有生命力;反之，这个社会就趋于衰落灭亡。

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表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是我们在经济困难时的优先选项。比如2008年为应对肇始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我们采取四万亿刺激政策，在为中国保就业稳增长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为世界经济稳定贡献了力量。但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到来，三期叠加效应愈加显著，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呈现疲弱状态，中国经济处于艰难转型之中。国际经济学者进一步的研究也表明，并不是投资推进了增长，反而是增长拉动了投资。鉴于中国经济发展历程和现状，当下正是我们对于近年经济增长模式加以重新思考的时候。

由于长期粗放式增长模式，自然环境和资源约束已经到了不可承受的极限，中国经济不转型已难以为继。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速变化、经济结构优化、经济动力转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世界经济复杂多变特别是欧洲政治经济形势在恐怖主义分子对巴黎血腥袭击后存在的巨大变数和不确定性，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到底有多大，尚不得而知。而投资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城镇化以及海绵城市、城市地下管廊、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等新型投资项目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加上对一些传统投资项目如高速铁路的跟进，投资的基本稳定对经济增长的可持续贡献也是可以期待的。

而此时如能够采取供给侧管理，扩大内需在不远的未来将不仅仅再是一个口号。据统计，2014年我国居民赴境外消费达一万亿元，从境外大包小包背着各种日常生活用品回国已成为世界一大奇观。为什么要从国外买这些充斥于国内的高压锅、电饭煲甚至马桶盖一类的商品呢？除质量原因外，“供需错配”是根本原因。尽管李克强总理已表态说不会限制国人出境购物消费，但如果把在境外的消费支出放在国内，对国内经济的拉动将不可小觑，拉动内需也会真正落地。

要想把消费留在国内，实现习近平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要求，就必须借鉴供给学派理论抓紧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深入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进一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强化法治建设，打造良好政治和经济生态，充分调动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的积极性，提高社会生产率，生产出更多质优价廉的商品。二是大力推进结构性减税，特别是针对中小微企业实施大规模减税。上世纪70年代，作为美国总统里根的经济顾问、供给学派的旗手阿瑟·拉弗提出了著名的“拉弗曲线”，指出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的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因为较高的税率将抑制经济的增长，使税基减小，税收收入下降，反之，减税可以刺激经济增长，扩大税基，税收收入增加。中国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三是调整消化产能和库存，改善供给侧结构，扭转“供需错配”的窘境。

长期以来，很多人将投资、出口、消费看作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当下，我们更需要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这“三大动力”来提升经济质量，而供给侧改革是关键出发点。

（作者系中央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