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

从《土地，土地》到《人民，人民》（刊于2015年《北京文学》第七期），充分看出作家、诗人厉彦林思想的高度和深度、视野的宏阔和明晰、提炼题材的从容与精度，以及驾驭这种“大散文”必备的语言文字功力。

我称其为“大散文”，与曾经听说的所谓“大散文”有所不同：它不重在幅制之大，动辄几万字甚至几十万字，也不在于作者口气之大，有咄咄逼人、我说你听之势；而是题材非轻又不那么具象，内涵深重很容易大而无当或流于空泛。作者何尝不曾想到类此难度，然而他却并未知难而止。对于一位富有责任感的精神文明建设者和人民群众的公仆，钟情并驾驭这一题材是绕不过的使命，岂能不对世世代代生活劳作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作出清晰无误、热切而敬诚的答案？

对作者而言，这答案的最佳也是比较得心应手的形式就是充满哲思而又诗化的气韵非凡的“大散文”。可见言其“大”主要在内质，而不重在表面的“庞然大物”。

论篇幅，与其题材和涵盖的思想内容相较，真的不算太长。品其“奥秘”，皆因从内容到形式都做了高度的凝缩，语言文字组织绵密，读之有一种“瓷实”的质感。然而，另一方面，却又丰满而圆润，劲峭而有张力。这得益于作者重诗性的哲思而力避纯抽象的概念，关键的节段尽量让富有典型性的事例和细节来说话。如对“人民”这一概念基本内涵的诠释，从历史到当今，都精选最具说服力、最具感情的事例，使人豁然领悟。说到过去，“（淮海战役）开战时，正值山东解放区迎来了土改完成后第一个丰收年，广大农民兴奋地收割完自家的秋季粮食，便扛起扁担，推起独轮车，顶着敌机的狂轰滥炸，毅然加入支前队伍，540多万支前农工高喊着：‘队伍打到哪里，支前就跟到哪里！陈毅元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就是人民的力量！“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随处可见。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为了不让红色苏维埃政权的一枚公章落入敌手，苏区人民甘愿付出生命的代价！沂蒙红嫂用自己的乳汁，救活了不只是一位战士，她哺育的是党的一个希望。”这就是人民的大爱！

我读到这里，内心产生了极大的共鸣。我与作者彦林同志同属山东，他的家乡在沂蒙山区，我的家乡在胶东半岛；我比他年长一个时间节段，少年时代亲历了敌我的残酷斗争，深悟敌虽强大但最终失败，我方最初虽弱小但最终胜利的转化至理。1947年秋天，蒋军（其中不乏全副美械装备的部队）以优势兵力大举进攻胶东解放区。一时气势汹汹，烧杀奸抢，令人发指；尤其是他们豢养纵容的“还乡团”更是无恶不作。解放区人民群众在痛恨蒋军暴行的同时，更加盼望人民子弟兵早日打回来。本来，在我们老家，人民群众大都非常希望子弟兵在自己村乃至自己家里驻防。在哪个村里驻兵，哪个村子连盗贼小偷也“没”了；在谁家里驻兵，谁家的活儿全由同志们“包”了。以致这家的老大娘不得不和同志们争活儿，笑说：“再这样下去都叫俺变懒了。”在我村，我的启蒙教师、清末老秀才李老师在抗战中盼“中央军”如望甘霖，对“蒋委员长”也崇敬有加，但当他亲身尝到蒋军占领本县军纪败坏的劣行后，痛心疾首地说：“蒋先生不败天理难容。”可见人心之向背。所以根据我本人与乡亲们的亲历和体验：在决定中国命运之大决战中，双方军纪的鲜明对比也是决定敌败我胜的重要因素之一。

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牢记“两个务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达到了合人心、顺民意，时刻关怀群众的疾苦；无论在顺利和困难的时候都不改初衷。因此，人们的深深感念之情仍涌自心底。作者以一个动人的情节真实地记录了“民心”：“2013年5月我携妻儿陪同种了一辈子地的爹娘坐高铁去游览天安门，老父亲凝望着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说：‘自从有了毛主席，中国人才不挨打，才直起腰杆子呀！”

当前，面临着改革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灿烂的朝阳映着充满信心的面容，我们从作者的记叙中看到了习近平总书记与基层群众亲切对话的场景。总书记对山东临沂“沂蒙母亲”王换于的孙女于爱梅等模范人物语重心长地指出：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主要是党和人民水乳交融，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可歌可泣啊！

所有这一切之所以读起来都相当感人，除了作者善于选择运用具象的情节和典型的细节精当俭省地以质取胜而外，还在于他始终饱含真情浸润全篇。如果说写好文章有所谓“奥秘”的话，那这也可以算作是又一“奥秘”吧。否则，何以能有驱策作者挑战如此“大题材”的强烈动力？这也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常识。

古今中外，凡真正与文学沾边的文章，均应属“情文”之列。三国时诸葛亮之《前出师表》如是，西晋李密之《陈情表》亦如是。凡情自内涌，而非违心勉强之文，发乎其意，而非滞涩造作之文，读者都不难由其字里行间感受其情之流露。因此，无论是彦林同志的《土地，土地》，还是《人民，人民》，都是他长时蓄蕴而终于披载成文。

而不可忽略的是，作者同时是一位诗人，前些年他写沂蒙老区，写民情乡风的新诗有其鲜明特色，在淳朴真挚情感的体验上非常到位。如此当不难理解这《人民，人民》何以写得表面不争张扬，内在诗情纯浓，耐得反复品咂。且看开篇的小序中语：“一撇一捺，脚踏大地，互为支撑为‘人。人民，普通得像大地上一株株的小草，平常得像大海里一朵朵的浪花，平凡得像天上一颗颗无名的星辰……“每每写下‘人民这两个字，我顿感神圣凝重！每每读到‘人民这两个字，我立刻肃然起敬！”我读这段文字也顿生共感，深知这每个字、每一句话，只有被一腔热血浸润过，才能晾晒在阳光下而不失光彩。

一般情况下大都认为：唯颇感抒情而又绚丽的文字方能饱含激情，也方能一咏三叹而感染众人。其实并不尽然，有时看似一段段的叙事文字，读之也颇能被其感染。原因是其事固然非同平俗，而关键是作者已被深深打动，由客体渐及主体，由他声而化为己声，这样的文字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自然都是“带感情”的了。随手摘取几段文字，都是写“事”的，可谁又能说它不带感情、不同色调的感情呢？“中国人民可敬可爱！三年饿肚子的岁月……河南林县人民忍饥挨饿，硬是在悬崖绝壁上凿修出被誉为‘人工天河的红旗渠。”“我的童年，几乎是在‘战斗中度过的：课本学的是战斗故事，课余玩的是战斗游戏，晚上看的是战斗影片……那时文化生活单调，常常追着看电影放映队‘跑片，从前村追到后村，从乡下追到城镇。银幕正面人多看不着，便转到银幕背面，《小兵张嘎》《鸡毛信》《八女投江》等电影不知看了多少遍，小侦察员嘎子、儿童团团长海娃、视死如归的刘胡兰都是我们羡慕崇拜的英雄。” “一个文化堕落的民族，注定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民族！文化，可以让一个民族麻痹、失钙，也可以为一个民族保健、疗伤和警醒。日本人正热火朝天涂改罪恶历史，我们却急于把《狼牙山五壮士》从语文课本中撤掉。上海雕塑家竟然为秦桧和王氏塑像，认为跪像无助普及‘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岂不怪哉！”几段文字，都是“说事儿”，而情感的爱憎臧否一清二白。

当然，作为题材如此重大的散文，如不具备足够的语言文字功力是很难完成得好的。犹如发射卫星，必须有强大的火箭推力才能准确无误地送上轨道。过去有说法是：语言即思维。所谓“内部语言”已在大脑中形成，即作者的思想，付诸文字的只是思想的外显而已。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作为文章，尤其是有相当文学性的文章，相应的表达方式仍是必须具有的功力。而《人民，人民》的作者是具有这样足够操控力的。而且我注意到：为防文字的单一化，他在不同场合，不同节段文字风格也是有变化的：有时酣畅淋漓，气韵激扬；有时深沉厚重，似吟似诉；有的节段比较典雅，有的话语尽求质朴。皆依不同内容，不同情致色调而定。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能有所变化者无疑也是一种修养，一种能力，不能从容变化，行文便不活络，又谈何驾驭自如？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自如”，不是过分随意。相反，彦林的文字是非常严谨非常考究的。只不过他能够将这些似乎矛盾的不同侧面都调整得相当适中：严谨中有变化，考究而忌板滞，凝练而不使其干瘠，丰厚时而不生赘肉。注意剪裁是绝不可缺的功夫。看得出，此篇是精工细活而绝非一挥而就的产物。

人民既然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那么也就有着写不尽的文章。本文中曾提到了《愚公移山》，彦林同志以他的才智与胆魄首先开掘了“人民”这个命题，相信会有更多后继者“挖山不止”，迭出佳作。

（作者为著名作家、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