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芋坪　董飞

摘 要：《盐铁论》中的贤良文学从“严刑峻法”、“商、蒙误国”、“劳民伤财”三个角度对秦政进行了批判，对汉代汲取秦亡教训有其裨益所在。但不应忽视贤良文学考察秦政过程中“察其亡而不考其兴”，“对法治及功利思想过度指斥”的不当之处，这两点对汉朝汲取“兴国之术”以及历史观念，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盐铁论》；过秦；法治；功利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1-0185-03

《盐铁论》作为汉武帝去世后召开的“盐铁会议”的会议记录，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秉承汉初“过秦”遗风，对秦政展开批判，并将秦政之过失与汉武帝的政策并举，“过秦”以“劝世”。意在规劝当政者汲取秦亡教训，并以此论证己方观点的合理性。对“过秦”思想加以考察，对于了解汉朝历史观念与思维方式，是有裨益的。

一、贤良文学眼中的秦朝之过

（一）严刑峻法，刻暴少恩

“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百姓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①严刑峻法造成百姓苦不堪言，连坐之法弄得天下人心惶惶，是造成秦二世短命而亡的重要原因。并且秦朝奉行“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②的功利至上主义。这一法家重利轻义的价值观，在贤良文学眼中，这是导致“人罢极而主不恤”的不良后果的直接原因。

严刑峻法是秦变法成功一统天下的重要保障，但却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并且在天下太平之后，秦代统治者“不知变通”，继续将特殊时期的政策加以沿用，导致一系列不良后果，遭到包括贤良文学在内的汉代文士们的一致口诛笔伐。

（二）商、蒙误国，身死国灭

以贤良文学的逻辑，秦短命而亡，商鞅、蒙恬等人是有责任的。“商鞅之开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无功也…然而皆秦之所亡也。商鞅以权术危秦国，蒙恬以得千里而亡秦社稷”。③商、蒙二人“知利不知害，知进不知退”的逐利之举，不仅导致了二人“故身死而众败”，也使秦国由盛至衰，走向了灭亡。

其中，商鞅的责任最大：“今商鞅反圣人之道，变乱秦俗”④贤良文学们指责商鞅没有走儒家“圣人之道”，而是实行了“变乱秦俗”的“峭法长利”之策。使秦国走上了一条“故利蓄而怨积，地广而祸构”⑤的不归路。姑且不论贤良文学对于商鞅变法与秦亡关系的论述是否偏颇，但“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之道也”确实戳中了商鞅的要害。商鞅长于开拓之法，其理论也确实为秦朝的发展壮大，统一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没有为秦留下“守成之法”，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在贤良文学的逻辑中，商鞅之误体现在内政上，蒙恬之失体现在对外政策上。“秦用兵可谓极矣，蒙恬斥境可谓远矣。”⑥“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秦国控制的土地面积越大，人力物力消耗越大，最终人民不堪其苦。蒙恬之误，就是这样一种“知进不知退”的结果。

（三）不惜民力，劳民伤财

《盐铁论》中的贤良文学，继承了汉初过秦思想中批判秦朝不惜民力的部分，贤良文学们认为：“二世充大阿房以为崇绪”⑦的劳民政策，导致了“秦力尽而灭族”⑧的惨痛后果。

秦国确立的是以“功利”为本的国家价值观。“秦人在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支配下，不是用道德伦理来评价事物，而是用有明显客观性的数量进行比较，量的多少与价值评价的高低往往成正比。评价战争的成败是用夺取土地面积的多寡，评价军功大小的标准是杀敌数量的多少，奖励军功也是以斩敌首数量来决定对有功当赏者赐宅、赐地、赐爵的多少。在这样一种社会现实之下，贪大尚多，就成为了秦人重要的价值观。”这样，自然导致了秦人一味地贪多求大的民族心理。具体表现为在政治与日常生活中“无限制，无节度”的开拓方式。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秦王朝在统一全国之后，以“高”、“大”为标准，去修筑大量的建筑，诸如长城，阿房宫，骊山墓等等。同样，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秦王朝在修筑这些建筑的同时，会如此不惜民力。这是由于秦朝功利主义价值观之下，以数量为标准进行评判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二、贤良文学“过秦”思想的偏颇之处

贤良文学对于秦朝的历史地位与是非功过，缺乏一个公正的认识与评判。在历史上，作为后兴起的朝代，为了证明推翻前代的合理性与自己执政的合法性、必然性，无不对前代批判有加。作为代秦而兴的大汉王朝的子民，也无法避免落入这一历史的窠臼。作为历史的后来者，我们不应苛求古人，但理应认识到“过秦”对历史认识所产生的偏颇。

（一）察秦亡而不考其兴

贤良文学的重点是对秦朝的过失加以批判，对汉朝建立的必然性进行证明。因而对秦因何而兴起，缘何而壮大是忽视的。并且以一种仇恨和轻视的眼光去看待秦国的崛起，他们认为，秦的兴起不过是“以武力兼天下”⑨的结果。将秦的兴起、发展、壮大的有机过程归结为：“秦以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吞并战国以为郡县”⑩的罪恶过程。但是，这样的解释无法说明最初“小国僻远，诸夏摈之，比于戎翟”的弱秦，是何以实现“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11}之霸业的。汉初知识分子对秦国“缘何而兴”这一问题考察不足的缺陷，使得汉代在独尊儒术之后，除汉武帝“行仁义之名，行求利之实”开拓一番之后，汉代君臣以守成为主，进取之意缺乏。以至东汉时期，士人不再“言必称三代”，而是言称“文宣之世”。由于对同为大一统王朝秦朝的“兴起之术”考察不足，使得汉没有总结出一套大一统之下的“兴国之术”，武帝之后，汉代君臣无论是对守成的把握，还是对中兴的实施，都力不从心而略显颓势。

汉代之后，后起王朝对于前代历史的评判，也大多是对其“之所以亡”考察详细，而对其“因何而兴”则草草掠过。虽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但后世帝王与史家所重视的，更多的是考其“替”而非察其“兴”。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应该可以追溯到“过秦”思想的这种“察其终而不考其始”的不足之处中。

（二）矫枉过正以批法治

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待秦国的崛起，便导致对秦朝崛起过程中的指导思想——法治思想的妖魔化。在贤良文学们的眼中，秦代是“秦人不聊生”{12}的时代。他们将秦国统治出现问题的原因，归结为秦实行的法治。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王朝，而秦制本身，又是在创建王朝的过程中，摸索与建立的与大一统帝国相适应治国方略。这也就决定了代秦而兴的大汉王朝，尽管出于证明推翻秦朝的合理性上必须对秦制大加批判，但同为大一统帝国的汉朝，师法秦制也就成为了一种必然。一面继承秦代的制度，一面对秦代法治思想大肆批判，于是便产生了“阳儒阴法”统治形态。这种政治形态下，无论是“儒”的思想还是“法”的理念，都无法得到健康的建设与发展。

（三）对“功利”价值观的过度指斥

前文已经提到，重视“利”并以“利”作为评判得失的重要标准，乃是秦国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功利的追求，铸就了秦人“力求有为”的民族性格。林剑鸣在《秦人的价值观和中国的统一》中指出：“秦人重耕战、轻伦理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虽然使其哲学思想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但却决定了秦人积极、奋发、进取、自强的精神面貌，决定了唯‘大尚‘多的审美标准。这就使秦成为战国时代可以统一中国的唯一诸侯国。”{13}

而汉代贤良文学在“过秦”过程中“察秦亡而不考其兴”的特点，导致其忽略秦“重功利而兴，循法治而强”的历史史实，出于证明推翻秦国的必要性与建立汉朝的合理性这一前提，对秦代所秉持的“功利主义”思想，进行了矫枉过正的批判。将其简单评判为：“崇利而简义，高利而尚功。”{14}并在理论与实践中，将儒家的仁义道德一味地置于功利之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就导致了在过度拔高道德作用的同时，又将功利与道德对立起来。以至于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以“不合礼义”、“不合道德”为由反对“功利”的盐铁官营，便是以道德准则压制功利需求的一个例子。

此外，贤良文学此举，这种不恰当的心态，在汉朝创立的初期，便进入了汉朝士人的文化心理与思维方式。

三、浅析贤良文学“过秦”思想的根源

秦王朝的强大与转瞬即逝，十五年间，二世而亡，给汉代开国的草莽英雄以极大的震撼。于是，统治者组织知识分子与社会贤达总结秦朝速亡的原因，引以为戒，便成了当世之要务。“过秦”思想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

《盐铁论》中，贤良文学很少直接攻击秦政，而以抨击商鞅，蒙恬二人为主。秦朝的覆亡，原因是多方面的，将秦亡之过归结于少数大臣，是否说明贤良文学的局限性呢？对此现象，我们认为，贤良文学们明为“过秦”，实为“过汉”。

秦作为汉之前唯一的大一统王朝。汉的创立者又是一群知识水平不甚高的“草莽英雄”。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即使朝堂之上非秦，过秦之声不绝于耳，“汉承秦制”也是一种必然。在“汉承秦制”的同时，汉代既继承了秦代中央集权统治的优点。但也将秦政的弊端带进汉制之中。贤良文学在批判过程中，慑于中央集权政治的压力，并不敢对汉政进行直接指斥。而采取过秦以非汉的委婉方式，对统治者加以规劝。例如：“昔秦法繁于秋芽…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15}汉初刘邦“约法三章”，但立国不久，汉律便增加至3000条。对秦法的批判，便是对汉律的指斥。“秦任战胜以并天下，小海内而贪胡越之地，使蒙恬击胡，去河南以为新秦，而亡其故秦……”{16}便是对汉武帝穷兵黩武以击匈奴的间接批评。

另外，贤良文学慑于中央集权专制而不敢直接“过汉”而采取了“过秦”的委婉方式表达观点与态度。汉承秦制之下，抨击秦政等于抨击汉政。于是，选商鞅，蒙恬为靶子，一则不易授人以柄。二则影射实行法治且“逐利”的桑弘羊等人，这是贤良文学论战中的高明之处。因此，“商、蒙二人本无过，非秦规汉是潮流”，这才是贤良文学们“非秦”，“过秦”的真正目的。

四、结论

综上所述，贤良文学们对秦政的批判，大多是中肯的，例如告诫统治者要爱惜民力，不可穷兵黩武。对于汉初休养生息的推行有积极作用。但是，对于功利思想的过渡指斥，并将功利与道德相对立。也有一定的不良影响，例如武帝之后进取精神缺乏，道德大于利益等等。而在对于王朝更替的考察上，只重缘何而亡，忽略前朝“因何而兴”，又使后人失去了很多历史经验。因此，对于贤良文学的“过秦”思想，在看到其有利于汉朝吸取秦亡教训，休养生息的一面，同样不应忽视其偏颇之处对于汉朝的影响。

注 释：

①②③⑤{12}{14}桓宽.盐铁论·非鞅[M].北京：中华书局，1984.55，55，58，52，52.

④桓宽.盐铁论·申韩[M].北京：中华书局，1984.398.

⑥桓宽.盐铁论·地广[M].北京：中华书局，1984.124.

⑦桓宽.盐铁论·忧边[M].北京：中华书局，1984.97.

⑧{16}桓宽.盐铁论·诛秦[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23，326.

⑨桓宽.盐铁论·论诽[M].北京：中华书局，1984.183.

⑩桓宽.盐铁论·褒贤[M].北京：中华书局，1984.147、148.

{11}贾谊.新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4.

{13}林剑鸣.秦人的价值观和中国的统一[J].人文杂志，1988（2）.

{15}桓宽.盐铁论·刑德[M].北京：中华书局，1984.390.

（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