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燕芳

摘 要：山西地狭人稠，流民问题相当突出，并伴随着明王朝的始终。无论是明初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迁徙，还是明中后期自发性流民的产生，都对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有极大的冲击作用，这不仅拯救了处在生死边缘的山西农民，也促进了山西地区新经济模式的发展，山西下层社会庶民也大规模的卷入到小商品经济中去，使处于自给自足而闭塞状态下生活的山西农民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可以说，这是一场山西农民的解放运动。

关键词：明代；山西流民；商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1-0034-02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地带，大约80%的区域是土石山区和丘陵，耕地资源十分匮乏。《明太祖实录》卷一四零记载，洪武十四年，山西全省人口达403万之多。据统计，“山西人均耕地在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是10.28亩；明弘治四年（1491年）是9.54亩；明万历六年（1578年）是6.29亩。”[1]山西地区几乎是十年九早，还有土地兼并、赋役繁重等原因，出现了《平阳府志》记载的情况，“小狭人满，每挟货走四方，所至多流寓其间”。尽管山西流民在外奔波无比艰辛，但这一流民群体无形中推动了山西地区的发展。

一、明初，政府组织移民缓解了山西当地的人地矛盾，社会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明初，“其野不足以养其民”的情况在山西地区是相当普遍的。明政府便以平衡人口分布的均衡以及开发边地为目的，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移民。洪武六年，迁入中立府的山西移民数量为8238户，39349人。洪武八年，明太祖“命吉安候陆亨等缉捕太行山潜通四大王之人，未几，获男女一万四百人送京师。”[2]这次迁入南直隶地区的山西农民达10400人。从洪武二十一年到二十八年，从山西迁出的以屯垦为目的的百姓总数就在六、七十万以上。从永乐元年至十五年，有七次大规模的屯种迁民发生在山西地区，迁入以北京为首的北直隶地区的山西人约有30000多户。有户口数记载的大规模迁民共三次，向外迁移的山西人口至少在10万以上。

总之，洪武、永乐两朝从山西省迁民18次，总数近百万人。山西流民数量之大，对于自然灾害频仍、人地矛盾尖锐的山西农民来说，无疑是唯一谋生的途径。尽管山西迁民的职业没有发生变化，仅仅是重新成为编户齐名，可是对于那些难以维持生计的百姓迁徙去宽乡是他们求生的最有效办法。因此，这一移民在短时期内满足了剩余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农民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社会秩序相应的得到改善，一定程度上挽救了不少农民的生命，为维持社会简单再生产准备了必要的劳动力。

二、山西流民迁出无形中促进了山西新经济模式的发展，并向传统的本业体制发起进攻，补充了自然经济形态

明中叶后，小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各地事于商贾的人逐渐增多。成化末年，北方两税皆折银，商人开中，亦开始用银折纳，这顺应了经济发展的潮流，商业亦逐渐被认为是善业，不是贱流。商业化城市是经济、文化中心，交通便利，信息灵通，科教事业发达，要求农村为其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因此流亡百姓“有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容易谋得一份职业，他们或是打零工、做苦役，或是从事服务性工作”[3]，尽管从事的工作粗贱且不稳定，但城市提供的就业机会足以使他们生活下去，并且随着商业的发展，外出的山西百姓有很多成为大大小小的商人，他们利用地域差价和卖贵买贱的手段经营民生日用品和生产资料，从中赚取大量利润，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货币，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中指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由于明朝仍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而城市工商业者的封建依附性，影响到城市商业经济发展与农村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外出致富的山西流民也都没有和农村相决裂，他们往往是半工半农、半商半农。如辽州之民，于务农之余，也“多佣力他乡，担负经营，以苟全朝夕”[4]；他们经商致富，荣耀故里，这自然会促使同乡顿起艳羡和效法之心，从而加速山西人口的流动，如泽、蒲之间，“浮食者多，民去本就末”[5]；潞安府的长治，“民率逐于末作，克利如鹜，而又俗善商贾”[6]，经商队伍逐渐发展壮大，出现了“车辙马迹遍天下”的山西商帮。

外出流民经商队伍的壮大以及“通折以银”的出现，促进了农村小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各地出现大量集市，既有经常性的店铺，还有相当多的摊贩和一些定期的庙会。山西以太原、平阳为中心，“多玩好事末，独蒲坂一州富庶尤甚，商贾争趋”，城乡各地的集市，有如雨后春笋，到处成长。集中在城市中日益众多的工商业人口，大部分都是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转化而成的，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农业相分离。而仍然经营土地的农民，便从事起商品作物的经营。这源于集市的发展，使农民可以卖出产品和买进自己必需的生产生活用品，在观念形态上激发了农民改变单一种粮的传统习惯，大力种植经济作物，发展多种经营，调整农业经济结构。如果说，“在此以前农民还只是把消费剩余的产品，偶然地变为商品；而现在有些人却是有意识的在生产可获厚利的产品了”[7]。这改变了农民过去在生产上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方式，而是必须时常关心市场，不断改进经营。

列宁说：“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同农业分离，就是说工业人口的增加，农业人口减少。”[8]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种变化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色彩.是利大于弊，震撼了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某些方面对自然经济起着冲击和瓦解作用，不自觉的发展了新经济模式，促成了山西人商业观念的形成，为晋商开拓国内外市场准备了条件。

三、流民外出不仅使得狭隘、僻陋的山西百姓了解了外面的世界，开拓了视野，而且他们的生活与文化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

马克思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9]明初，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经营小本经济受很大限制。而在明中叶以来，情况发生重大变化，集市的大量出现和农村百姓与地方、区域乃至全国市场的联系发展到较高程度。户口控制制度放松以及“通折以银”的出现，“庶民们以各种可能的方式谋求生存、富足，商业化的发展会带给他们更多的自由和机会。庶民价值、伦理、信念和商业化发展的关联更实际而密切。”[10]

流民是一个复杂的群体，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也是多元而复杂的，但肯定有它正面的效应。人口流动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处于闭塞、分散状态下的山西农民与广大的世界相接触，逐渐从儒家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所遵循的是生活经历给予他们的经验教训以及与时代条件和历史传统相关的相互影响”[11]，从而被很容易的卷入到商业化的经济中去。为了谋生，他们必须学习各种技术和知识，而且他们接触的人和事，大都来自四面八方，时间已久，便开阔了眼界，丰富了见闻，有很多人都逐渐熟悉了社会和各地市场，这些非常有用的知识对于那些长期墨守成规、对外界几乎一无所知的流民来说是极大的提高。并且这种提高会影响到家乡的发展，从而促进各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对农民来说，这种变化是一次解放运动。

四、结语

任何事物的前进发展，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明政府采取种种诱迫流民复业的措施，“使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始终无法完成。然而生产力始终是最活跃的因素，即使遇到中断或夭折，也绝不会停滞不前，且仍有继承关系，这证明了中国不是长期沉睡的社会。

参考文献：

〔1〕刘建生.中国近代经济史稿[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1992.45.

〔2〕明太祖实录（卷96）.1651.

〔3〕江立华，孙洪涛.中国流民史·古代卷[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161.

〔4〕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三六七）.辽州府，风俗考，引旧志.

〔5〕郭青螺先生遗书·卷一六·圣门人物志序.

〔6〕味蘖斋文集·卷一一·兵部职方司郎中张公墓志铭.

〔7〕（明）李侃.山西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8.589.

〔8〕列宁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0.

〔9〕韩大成.明代城市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641.

〔10〕赵轶峰.明代的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200.

〔11〕赵轶峰.明代的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203.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