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顺康

〔摘要〕 “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思想是马克思为了寻求人类自身的解放而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马克思通过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整体考察，从人的依赖关系的演变为线索，揭示了人类的道德人格的形成与发展规律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在理论上重新梳理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可以帮助我们清晰地看到马克思的思维路径，从而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思想的精神实质。

〔关键词〕 马克思；依赖关系；道德人格；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

〔中图分类号〕B02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5）05-0152-06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马克思认为人的存在是历史的、具体的，从来就没有能够超越历史的抽象的人存在，人总是在自己所生活的历史时代，总是在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中获得人的本质属性，培育自己属“人”的道德人格。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存在的形式是不一样的，从而赋予了人在不同时期的社会本质，培育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道德人格精神。

马克思以人的依赖关系的演变为线索，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在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特点，揭示了生存于其中的人们的道德人格的形成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在以“人的依赖关系”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关系中，人们形成的是依附性的道德人格；在以“物的依赖关系”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关系中，人们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已经培育起来了独立性的人格精神，但事实上“物的依赖关系”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将人们的人格全面“物化”，成为了一种畸形的“物化性人格”。于是，马克思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的社会〔2〕，只有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人们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最终摆脱对外界的种种依赖，获得真正全面自由的发展而最终培育起健全健康的道德人格。今天，我们重新梳理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依赖关系的演变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马克思的思维路径，从而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思想的精神实质。

一、马克思对人类社会依赖关系演变的分析

既然人的存在都是历史的、具体的，人总是在自己所生活的历史时代，总是在自己所处的社会关系中获得人的本质属性。那么，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状况又是由什么所决定的呢？马克思认为，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关系状况从根本上是由社会生产所形成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人们通过劳动在社会生产中形成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不同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着这种社会关系的性质和特点。

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历史时期，由于受到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们通过劳动在社会生产中形成了以“人的依赖性”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关系。之所以形成了这种“人的依赖性”关系，是因为在自然经济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下，任何人其实都非常清楚，仅仅依靠单个人的力量是根本不可能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谋求自己的生存的，人们唯一能够选择和依靠的就只能是自己所属的这个群体了，从而形成了这种个人完全或基本依附于社会群体的“人的依赖关系”。马克思将这种依赖关系称之为“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下，“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原始关系相矛盾的。”〔3〕

人类在“人的依赖关系”的束缚下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历程，期间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直到近代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到来才彻底打破了这样的依赖关系。工业革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手工工场过渡到大机器生产，商品经济最终取代了自然经济。工业革命为巩固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使资产阶级专政能够建立在社会化的大机器生产和物质财富空前丰富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迅速扩展至世界各地。对于这样一个伟大时代，马克思给予了高度评价，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制度彻底颠覆了过去那些历史时代的“人的依赖关系”，“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5〕然而，资本主义在打破“人的依赖关系”的同时，整个社会又坠入到另一个深渊之中，那就是资本主义对商品、货币的崇拜，使人们由“人的依赖关系”转变为“物的依赖关系”，并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的产生。“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存在方式，相对于原来“人对人的依赖关系”是对人性的一次巨大的解放，毕竟此时的“人”获得了自己应有的独立性。但是随着商品和金钱拜物教的产生，这种新的依赖关系又将人们推向了经济的枷锁之中，人性在获得解放的同时又被物化所扭曲。这样的依赖关系其实与“人的依赖关系”一样，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能够获得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

于是，在讴歌资本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其实并不是人类理想的社会形态，在其巨著《资本论》中，马克思在深刻地分析了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的同时，突然转换了一个思路，他说：“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6〕在马克思看来，这样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可以有效地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既不是“人的依赖关系”，也不是“物的依赖关系”，而是集体与个人利益相统一的公有制经济关系。这个集体“实际上是自由劳动者的互助合作”，它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其基本原则”的〔7〕，所以是真正、真实的集体。只有在这样的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华的手段”，才能获得真正的全面、自由而充分的发展。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一书中，马克思对自己认识作了一个概括，他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8〕

二、“人的依赖关系”中的道德人格分析

根据马克思对人类社会依赖关系演变发展的分析，结合每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特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的本质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它是如何现实地在历史的、具体的社会关系中获得自己的道德人格的。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以“人的依赖关系”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历史时期经历了三种基本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三个历史发展阶段虽然有着明显的差异性，但三者均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都没有突破马克思所说的“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在这一普遍的共性之下，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人的依赖关系”却在发生着潜在的变化，恰是这种变化，体现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进步性。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的依赖关系”表现为个人对群体的绝对性依赖。由于社会生产力极端低下，个体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显得如此渺小。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依靠群体的狩猎、耕作来获取自己的生活所需，这就必然形成一个个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共同体。在这个部落共同体内部，实行原始公有制，一切财产归部落群体所有，人们共同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此时的个人对之于群体是一种在自然力的威慑之下的绝对性依赖，任何人都知道一旦离开这个群体，自己只有死路一条。在这样的依赖关系下，群体获得了一种至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个人则完全融入部落或氏族群体之中，完全依附于这一个群体而存在。这一点诚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分析的那样：“部落始终是人们的界限，无论对其他部落的人来说或者对他们自己来说都是如此：部落、氏族及其制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都是自然所赋予的最高权力，个人在感情、思想和行动上始终是无条件服从的。”〔9〕在这样的依赖关系下，个体不可能有任何个人的利益主张，不可能有任何个性的自由，就连人们的个体生命都是归属于这个群体的，以至于人们甚至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这样的依赖关系形成了原始社会近乎于残酷的社会道德意识，使得一切都“听天由命”的“宿命型”道德人格成为了原始社会最为典型的人格特征。

在奴隶社会时期，“人的依赖关系”演变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不平等的绝对性依赖关系，即奴隶对奴隶主的绝对性依赖。奴隶社会是人类第一个私有制社会，也是第一个阶级社会。原始社会个体对群体的绝对性依赖，到了奴隶社会演变成为一个阶级集团对另外一个阶级集团的绝对性依赖。奴隶主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控制了一切生产资料，从而割断了奴隶阶层的一切生活来源，奴隶只有俯首于奴隶主的控制之下才能实现自身的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以此来获得自己满足生存的物质需求。奴隶主利用自己在经济上的垄断和政治上的统治，实现了对奴隶阶层完全、绝对的占有。奴隶的一切，包括劳动力、身体和生命都归奴隶主所有，整个奴隶阶层被完全淹没在了奴隶主阶层之中。奴隶对奴隶主的这种绝对性的依附关系，使得奴隶不仅没有丝毫个体的独立性，而且还被当作奴隶主的“活的工具”，剥夺了一切做人的权利。奴隶被看作是奴隶主的一种特殊财产，奴隶主可以像对待卑贱的物品和牲畜那样，对奴隶任意处置、买卖、役杀和殉葬。在这样的人身依附关系中，奴隶谈不上有任何自由与独立，更谈不上能够获得什么个性的发展，能够拥有怎样健全的人格。奴隶是不可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的，他只有把自己全部交给奴隶主，完全顺从于奴隶主的安排，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奴性”。奴隶社会“人的依赖关系”的特点，必然铸就“奴隶型”道德人格的形成。

在封建社会时期，“人的依赖关系”虽然仍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不平等依赖，但相对于奴隶对奴隶主的绝对性的依附关系而言，农民与封建地主是一种相对的依赖关系。封建地主通过控制自然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来维护自己在整个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但他们却不再拥有对农民的人身占有权，农民对地主的依附关系主要是通过土地的租佃关系来实现。在这样的依赖关系中，农民已经获得了最起码的“做人”的权利，并且拥有了相对的人身自由和个体独立性。相对于奴隶社会而言，封建社会中的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开始出现了松散的趋势，封建地主对农民的控制已经大不如奴隶社会奴隶主对奴隶的人身控制那样绝对，那样有力。人身依附关系变化发展的这一趋势引起了封建地主内心极度的恐慌，于是他们就反过来企图利用自己能够利用的一切手段，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的、道德的手段，继续维持和加强对人们的人身控制和奴役。封建社会极力向人们灌输封建宗法群体观念，并建构了等级森严的宗法等级制度。宗法等级制度就像一座金字塔，帝王天子高踞其巅，以下是层层尊卑序第。为了压制人的自由、独立、个性等意识和欲望，封建社会宣扬虚无主义人性论，社会意识带有非常浓厚的禁欲主义色彩，其目的就是想千方百计地将个人压制在宗法群体的控制之下。比如中国封建社会所宣扬的“去人欲，存天理”；欧洲中世纪借助宗教神学，宣扬对上帝、神权的敬畏，通过禁欲主义的宣扬，完成了对人类生命的控制，严重束缚了人的发展。这样的社会文化意识，最终导致了封建社会“虚伪性”道德人格的形成，每个人都把自己扮演成没有任何“人欲”的伪君子，以迎合社会的需要。恩格斯就对这种虚伪的道德人格进行了入木三分的批判，他说：“一读弗莱里格拉特的诗，的确就会想到，人们是完全没有生殖器官的。但是再也没有谁像这位在诗中道貌岸然的弗莱里格拉特那样喜欢听猥亵的小故事了。”〔10〕

可见，无论是原始社会、奴隶社会，还是封建社会，在“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社会关系中，“个人”事实上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依附于一个特定的群体之中，这个群体在原始社会是氏族部落的共同体，在阶级社会中则是一个阶级集团。这是一个由“人的依赖关系”的特点所形成的以“群体”为本位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人是属于那个被人格化、实体化了的群体的，在这个群体中，形成的是一种群体主义意识，群体的价值就是人的价值，个人则被完全淹没在群体之中，人是不可能拥有独立的人格意识的，当然也就不可能形成真正健全的道德人格而获得全面自由的发展。

三、“物的依赖关系”中的道德人格分析

封建社会中人身依附关系开始出现的松散的趋势，已经预示着人类在人的依赖关系史上将发生一次伟大的革命，预示着人类自身即将获得一次伟大的解放。随后的资产阶级革命彻底打破了这种“人的依赖关系”，使人们从旧有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了出来，它提出“自由”，实际上就否认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依附关系；它提出“平等”，实际上就否认了等级与特权；它提出“博爱”，实际上就否认了任何不把人当人看的非人道性。一句话，它肯定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个性，打破了蒙昧主义、禁欲主义、宗法等级制度的枷锁，并直接导致了以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个人主义的产生。

然而，资本主义在打破旧有的依赖关系的同时，又坠入到另一个深渊之中，那就是资本主义对商品、货币的崇拜，使人们由“人的依赖关系”转变成为“物的依赖关系”，并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的产生。这种新的依赖关系将人们又推向了新的枷锁之中，人性在获得解放的同时又被“物化”所扭曲。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时深刻地指出：“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性质，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本来“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虚幻形式”。〔11〕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造成了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异化。在这样的社会关系中，不是人统治、支配物，相反，是物统治、支配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物与物的关系表现出来。商品和金钱拜物教的产生使得“商品”的概念被无限地扩大，此时的“商品”早已经不再局限于“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而是扩展到了现实生活中的所有存在。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一切都可以进入市场待价而沽，并最终通过交换获得商品的价值属性。马克思认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取得了最高的形式，不仅一切生产产品都是商品，甚至“有的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也可以被它们的所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12〕在这种情况下，谁的商品多，谁换取的金钱就多；谁的金钱多，谁就拥有一切。于是，追逐金钱，金钱至上就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原则和道德原则，成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幸福观，财富金钱成为了评价是非善恶的标准，它的魔力甚至可以颠倒黑白是非。在什么东西都沦为商品的情况下，人类的崇高精神由于无法进行市场交换以换取金钱，因而开始被社会所冷落甚至鄙视。在一切均被市场化、产业化和商品化的状况下，人们开始肆无忌惮地“嘲弄信仰”“蔑视道德”“耻言理想”“躲避崇高”“拒斥传统”“不要规则”。〔13〕这一点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随着实物世界的涨价，人的世界也正比例地落价”。〔14〕

资本主义的确完成了人的依赖关系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它肯定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个性，将个体从“人的依赖关系”所形成的群体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直接推动了现代社会独立人格的形成，为人类社会谋求自身的解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独立人格意识是现代社会对公民的历史性要求，它体现着人之为人的真正价值，体现着人类经历数千年发展所达到的理性水平”，“从人格发展的历史规定上看，独立人格意味着人从权威、等级的服从中解放出来获得人的自主、自尊和自由；意味着人从人的依赖关系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自我真实价值；意味着人从生命本能的制约中解放出来追求人成为人的超生命价值。”〔15〕然而，让人们倍感失望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因商品、金钱拜物教所形成的“物的依赖关系”，却又让人们的道德人格在获得独立性的同时，又被全面地“物化”，形成了“物化型”人格。这样被异化了的人格是很难去真正追求人类至高的精神价值的，这样的人格始终以“物的价值”而不是以“人的价值”来衡量是非、判断善恶，它所崇拜和追逐的是金钱和物质，这就注定了这样的人格必然沦为物质和金钱的奴隶。当人沦为物质和金钱的奴隶的时候，又怎么可能实现自我的全面自由发展呢？这正是马克思所思索的问题。

四、自由人的联合体：一个真正能够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

相对于“人的依赖关系”所形成的宿命型、奴隶型、虚伪型等依附型人格而言，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人类道德人格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独立性型人格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人类寻求自身的解放的历史进程。但是，资本主义社会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又必然使得个体人格在获得独立性的同时，人们在“物的依赖关系”中，人格渐渐地被物化，并最终异化成为“物化型”人格。在个体获得独立性的同时其人格一旦被“物化”，个体的这种“独立性”就会变成脱缰的“野马”，为了追逐名利权色它会不惜一切代价去挣脱一切外在的羁绊，人生的悲剧就潜伏在这样扭曲的人格之中。所以，在马克思看来，无论依附性人格还是物化型人格均属于病态型人格，我们需要建构一个全新的社会关系，来对病态型人格予以医治和克服，培养真正的健全型道德人格。这个全新的社会关系不仅要打破人对人的不平等依赖，还要打破人对物的依赖性，人不能让自己成为他人的奴隶，也不能让自己成为某一个群体的奴隶，更不能让自己成为物质金钱的奴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真正的自己，成为真正拥有自由、独立的社会个体，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终实现自我的全面自由发展。马克思把这样的社会称之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物的依赖关系”的形成，本质上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造成的。私有制使得人类的社会劳动成为了具有“私人”属性的实践活动，“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看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发生相互关系。”〔16〕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让人们特别在乎物质财富的占有量，让人们特别在乎“我”所生产的产品进入市场后成为商品后的货币价值，以及“我”所生产的产品作为商品实现市场交换后能够给自己带来多少新的财富。社会生产本来是人们通过劳动建立起来的一种社会关系，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经济体制中，这种关系却演变成为了一种冰冷的“物”与“物”的关系。人们本来应该崇拜人类劳动的伟大创造力，最后崇拜的却是人类劳动的创造物——商品。所以，马克思将“消灭私有制”作为建立未来美好社会的首要任务，他说：“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17〕为了避免引起人们的歧义，马克思特别强调，我们所说的“消灭私有制”，是“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18〕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改变了生产资料私人所有的所有制形式，生产活动才能克服表现形式上的“私人”性质，而获得真正的社会属性，劳动产品也才能够真正成为全人类的社会财富。参与社会生产劳动的人实际上是自由劳动者的互利合作，其中不存在任何因为控制了生产资料而去奴役他人的雇佣劳动。这样的生产活动没有任何剥削和压迫，人们把参加这样的生产劳动视为让自己“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这样的生产活动不仅能够创造社会物质财富，而且还能够为每一个人实现自我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条件。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劳动还为人们发挥自身潜力，施展自身才华提供了机会，从而在根本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尤其重要的是，只有在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劳动中，我们才能够真正感受到劳动的这一价值。所以，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19〕于是，马克思设想了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都是没有任何依附关系的自由劳动者，他们自觉、自愿地联合起来，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为社会创造公共劳动产品。人们之所以愿意这样做，是因为此时的生产劳动已经没有任何剥削和压迫，人们已经将劳动视为自己发挥潜力、培养才能、施展才华的手段，希望在劳动中真正实现自我的全面自由发展。在这样的社会中的社会意识，摆脱了对外界的一切依附性，只有依靠这种自由的意志才能培育起真正健康、健全的道德人格。

今天，值得我们真正引起注意的是，从20世纪中叶开始，全球已经开始对传统社会发展观进行全面的反思，这种反思似乎已经昭示着人类社会正在朝着马克思所设想的方向迈进。过去，我们一直将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的标志，以GDP的增长率来衡量社会发展的状况，导致了整个社会“物欲横流”，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物化”现象非常明显。这应该说就是典型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认知标准。然而从20世纪中叶开始，人们开始对传统的社会发展观进行了认真的反思。1976年阿根廷巴里洛克基金会提出了一个社会发展的新模式——“巴里洛克模式”（又称拉美模式），该模式主张必须将人的发展纳入社会发展的视野，社会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20世纪80年代，法国学者弗·佩鲁提出了一个“新发展哲学”。他认为经济增长并不等于社会发展，社会发展的真正标志是“人”的发展，而且弗·佩鲁还认为，过去我们对“人的需要”的理解有片面性，主要表现在对人的需要的纯“物化”理解，结果导致了社会发展一切以经济为中心，一切以GDP标准来衡量。事实上，人的需要应该是非常丰富的，尤其是人的精神需要方面。随后以联合国发布《人类发展报告》为标志，全球在树立全新的社会发展观上形成了共识：社会发展应当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作为目标，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体系应该立足于人的全面发展。仅看国民生产总值还不行，关键要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转化为人们生活费用的实际水准。除此之外，人们的受教育情况、人们的生理以及心理健康状况、人们生存的生态环境状况、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状况、人们的人均寿命等等都应当成为衡量一个社会发展的尺度。社会发展的根本应立足于人性对人予以充分的人文关怀，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建立一种以人为本的社会发展模式。经济发展不过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而已，人的全面发展事实上在为经济的发展指示方向，为其提供终极的价值目标。也许我们离马克思所设想的美好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在全社会对传统社会发展观的反思之中，我们依然能够清晰地看到远处那闪烁着光亮的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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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颜 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