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广源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387）

浅谈“问题与主义”之争

何广源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 300387）

胡适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曾对中国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这篇文章将客观审视这场论战的焦点、性质，及对中国革命的积极影响。

胡适；问题与主义；论战；性质；影响

五四运动时期，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其矛头指向不明，但却迅速招致了以李大钊为首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击，双方围绕“问题”和“主义”孰能救国进行口诛笔伐。

一、胡适与新文化运动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逐渐为人们熟识，常以“学术大师”著称。胡适怀着有所作为、实业救国的理想，于1910年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期间师从杜威。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对胡适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注重实用而避免空谈理论的学识，为胡适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埋下种子。

回国后，胡适和陈独秀，李大钊等以北京大学为堡垒，以《新青年》为阵地，高举“民主”、“科学”大旗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伊始，胡适只是把它视作一场单纯的文化运动，而非政治运动。但新文化运动远远超出了文艺的范畴，各种政治思想广为传播，其中，李大钊宣扬的马克思主义最令人振奋。五四运动演变为意想不到的政治运动后，胡适和各路同门（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等）走向分野。随着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的发表，双方的分歧走向白热化。

二、重新审视“问题与主义”之争

在中共党史的部分文献中，“问题与主义”之争被一些“左派”学者看作是以胡适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向马克思主义阵营发动的“猖狂进攻”，是一场意识形态较量。随着学术氛围的松动，有人试图为胡适正名，甚至有一批学者有意将这场争论定性为“平等的”的学术争鸣而非政治分歧。如张也贵认为：“论战双方尽管信仰不同，究其实质主要还是一种思想学术的研究和探讨。”[1]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胡适虽然批评了“主义”，但其矛头并不指向马克思主义,因为当时社会主义在中国有很多变种，如安福派、基尔特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根据李良玉的观点，“胡适此文批评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政府主义者运用实验主义诠释无政府主义。在胡适看来，这种诠释破坏了实验主义的科学性。”[2]马以鑫甚至认为，胡适的“问题与主义”观不但没有反对马克思主义，相反，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价值与地位。而胡适批判“主义”，要反对的是王揖唐的社会主义。因为李大钊在看过胡的文章后，也表示过“其中有的或可与先生的主张互相发明”。并且，李大钊自己也承认，社会上盛行的是安福派的社会主义，这说明，李大钊和胡适并没有完全对立。而胡适的《三论》、《四论》也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给予充分肯定，认为这一历史观的意义是“不可磨灭的”。[3]彭继红指出，“胡适挑起这场论战主要是针对中国思想界‘空谈主义’的风气，引导大家多去解决些实际问题”，“从学理方面讲，胡适的主张无疑是一支‘清醒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4]

综上，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这场论战作出定性，有的较为客观，有的是断章取义。不管胡适是否期望这是一场政治论争，但是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内容远远超出了纯粹的学术范围，因为整个论战的焦点是为“改造中国”寻找出路。胡适给出的出路是对于国家循序渐进的“改造”，而马克思主义者将苏联的成功作为未来中国之典范。虽然胡适本人批判空谈“主义”而主张学理的科学、实际，但是，自从马克思主义者加入这场论战，争论的焦点就被引向了政治信仰的问题。因而，认为这场论战是纯粹的学术

之争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对于胡适是否是针对马克思主义，本文以为，胡适不是单纯向马克思发起的攻击，而是反对空谈”主义”的人，如胡适本人所言，“你谈你的主义，我谈我的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以用这个抽象名词来骗人”，又言“主义是个抽象名词，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都谈……请你们多提出些问题，少谈些纸上的主义……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弹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5]。当时各种“主义”流行，也有一些冒牌的社会主义者被官僚笼络，整个社会风气是大家背离中国实际而空谈“主义”救国，大有一番坐而论道、格物致知之风，因而胡适的批判不无道理，对于当时的中国，实用主义也确实能针砭一些时弊。但是，胡适将所有“主义”一棒子打死的说法也是反应过激了，而实用思想并不适用于中国，在当时军阀割据的旧中国，确实需要一种“主义”来武装人民，集国民之智，汇国民之力，使国家走向团结。

三、“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积极影响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另一个侧面便是理论和实践孰轻孰重，它使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思考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

李大钊通过对胡适观点的研究，认识到不应含糊不清地空谈各种学说，并且承认“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向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做”[6]。但是李大钊并不认为研究问题和谈论主义之间有什么矛盾，他认为，“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就必须“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7]。

鲁迅也受到了胡适思想的感染，他曾指出，信封“引进来”的主义的人们，与其他主义水火不容，往往为了信仰牺牲其他人的利益。鲁迅先生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主义并不存在，要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审视主义，而不能盲信主义，也不可抵抗其他主义。

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得到青年毛泽东的响应，他赞同胡适的观点，并于1919年9月，毛泽东发起成立了“问题研究会”，在起草的章程中，毛泽东提出的研究会首批研究的71个问题，基本上是胡适提出过的那些问题，延安时期，毛泽东曾对埃得加·斯诺说过，在五四时期，胡适和陈独秀曾经取代康有为和梁启超，一时成了他的楷模。

受中国“极左”思想影响，胡适的思想和文章一直被大陆学者避而不谈，相信随着理性回归中国学术界，关于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积极影响将被继续发掘，而关于胡适本人的评价也将更加客观。

[1]张也贵，重评“问题和主义”之争[J]. 安徽大学学报，1995，（5）.

[2]李良玉，关于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历史考辨[J]. 南京大学学报，1993（1）.

[3]马以鑫，“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评价[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4）.

[4]彭继红，“问题与主义”论战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J]. 湖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5]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N].每周评论，1919(7).

[6]胡适，胡适的自传[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

[7]胡适，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M]. 中华书局，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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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广源，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专业：政治学理论，研究方向：西方政治思想史。